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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屁与政绩关系的论证报告

        官场上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

        今日一个县里,除了十几二十个县级干部,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

        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福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的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亲身投入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事务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荣辱升降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

        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之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的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的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奴才。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开始还有点忸怩,很快就运用自如,有如神助。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

        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校学生总量,居世界第一。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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