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只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儿，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算是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姓杨改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与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方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快把这位大人物忘了。当地的旅游路线上，显然没有像武昌那样，把辛亥首义的军政府作为重点推荐的地点，几乎没有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会介绍给游客去看当年起义的遗迹。其实，杜文秀帅府地处大理古城的显眼地带，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在里面泡了一个上午，只见到两个游人，而且还是来看古代陶俑的艺术人（元帅府也是大理博物馆），对杜文秀一无所闻。

        杜文秀的元帅府很气派，在杜文秀打下大理之前，是云南提督的衙门，就像洪秀全的天王府，是两江总督衙门一样。以现在仅存的衙门，其规格建制略小于现存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但显然要华丽得多。不知是杜文秀占了窝子之后加以改建了，还是大理这个地方的人善用砖石，喜欢雕饰，房子本来就修得漂亮。

        当年的元帅府，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个展室是给杜文秀及其起义的。不过，看来杜文秀起义，留下的文物不多，无非几把长刀、三股叉、两门土炮。到底是不是义军用过的，其实很难说。其中至少有一柄大关刀，估计是关帝庙的旧物，是泥胎周仓手里的家伙，跟起义军肯定关系不大。大刀不仅沉得吓人，而且压根没有刃口，刀刃比一般的刀背还厚。杜文秀义军，号称白旗军，但展室里连一面白旗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展室里，杜文秀留下的文书倒是蛮多的。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清朝残余势力”、“土豪劣绅”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革命”、“反革命”，甚至“反革命叛徒”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军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的显学。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合乎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秀成的权宜之计。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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