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游牧人对峙，是大陆的农耕民族的宿命。论实力，当然游牧人不如农耕民族，但是，要讲打，就不一定了。游牧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机动性奇高，加上食肉与食草的差别，体力和灵活性都比农耕人略胜一筹。只要有了合适的武器，论打仗，游牧人有天然的优势。蒋百里先生曰，凡是生活用具和战争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战争中就有优势，这个结论，就是从游牧人那儿得来的。

        所以，农耕人对付游牧人，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被动地防御，才能勉强获得对峙的平衡。在先秦，农耕人武器上的优势比较明显，一旦这个优势减弱，就只好修长城了。长城之外，还有各种城墙、寨墙，用以抵御机动灵活的游牧人入侵。

        西汉年间，匈奴人和汉人的对峙，汉人在武器上还多少有点优势，但在马匹方面，却要差不少。基本上只能靠修长城，建边塞据点，加强边郡的兵力，再配合一点外交手段，防御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代，他们也没有这个野心，大规模入侵中原，取汉而代之。匈奴的入侵，多半发生在草原有灾害之际，他们不得不靠抢掠农耕地区来维持生计。

        因此，汉初历经高祖、吕后、文帝和景帝四代，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虽说经常遭到侵扰，但毕竟是局部性的问题，整个国家都得到了休养生息，轮到汉武帝刘彻上台，汉朝已经府库充盈，人口大增，实力相当强盛了，百姓的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

        强盛了的汉朝，对匈奴采取一点攻势，倒也无不可。但是，农耕人机动性差，若要主动出击，规模小了会被人吃掉，规模大了，动一次，声势浩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光后勤供应，就耗费巨大，十万骑兵行动，后面运粮草的马匹，绝对要超过十万。这样的行动，能不能抓住敌人，还真不好说。主动出击，打击西域匈奴的帮手，化敌为友，缩小匈奴的活动范围，是可行的策略，满世界追击匈奴主力，实际上是下下策。但是，汉武帝命好，牛角尖硬让他钻通了，主动出击找敌人，生生抓住过几次匈奴的主力，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战争实力。

        但是，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

        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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