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教育部给大学教师定级，鄙人恭逢其盛——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定完。具体有多少级，当时我不清楚，后来见报道，才知道从讲师到教授，一共13级，盛哉！

        定级的时候，多少有点神秘，上面通知文件不下发，老师们自己到办公室来看，看完决定自己申报哪一级别，然后交由什么机构审批我就不太清楚了。当时我问通知我的人，教授一共有几级？最低的是哪级教授？回答说一共四级，最低的是四级教授。我说那好，我也不去看什么文件了，就报四级。

        虽然没有具体看文件，但是评级的标准还是知道一点的，因为周围同事都在议论，在早，上面也发过一个表格让大家添，说是为了定级做准备的。定级首先是年限，年限越长，级别越高，其次是官职，什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非名校学官和特资深的老教授不可）、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主任等等，再就是科研成果，要在学校规定的A类和B类刊物上发多少文章（这类刊物的名录上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没有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这种课题又是非学官莫属），有过没有得过国家级的大奖。从这些标准来看，我自报四级，一点都不冤。

        其实，标准倒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给大学教师们定这样繁复的级别？难道真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拉开档次、避免教授吃大锅饭吗？一向喜欢拿美国说事的教育部，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偏偏不学美国，那里的大学教师，一般只有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作为一个由学者组成、做的是教学和研究的行业，里面的人分成13个级别，让大家一级一级地爬，而且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标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真的很有必要吗？我们的当权者，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来激励教师上进了吗？其实，就算标准非常合适，评级非常合理，这种成千上万大学教师爬金字塔的景观，已经很是搞笑了。令我想起下乡调查的时候，一个乡镇干部对我说的话，现在，在乡镇，一个副乡（镇）长，想做到乡镇书记，得经过四级的攀爬，副乡（镇）长，副书记，乡（镇）长，书记，一般要耗上六七年到八九年，十几二十几年也没准，甚至可能熬不上去。

        我们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金字塔，塔级越分越细，而且还不像西方的文官制度，只要不犯错误，靠年头就会一级一级上去，在这里，只要你参加攀爬，就得奋斗、挣扎，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大学里的这座金字塔，几乎完全是从我们现行行政体系中复制下来的，至少基本原则，精神是一模一样，同样是塔级细分，而且晋升并不是按服务年限自然调高，你得“表现”，按上头规定的标准“表现”。

        这样一来，大锅饭是没有了，但金字塔出来了，大部分的饭，都搬到了塔的上部开小灶去也。造塔和控制塔模样的，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员。只要教师们认这个账，肯去攀爬（多数人其实没有其他选择），至少对领导就得恭敬点，对领导制定的规则，也没办法说三道四。只是，在评级过程中，有人可能会打起来，有辱斯文。这让我想起新中国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情，1952年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学积蓄了不少怨气，结果上级给教师定级了，教授分一、二、三级，马上，平时心高气傲的教授们自己打起来了，凭什么他一级我二级？凭什么我一级，连某某也是一级？战斗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之后的运动中，更乐于自相残杀，让运动的温度升的更高，被激起残杀的人和旁观者，讥为狗咬狗。

        历史的好玩之处，就在于隔一段时间，就会把从前演过的戏，重演一遍，因为大家都健忘，没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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