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崎滔天家藏资料中，有一通钟鼎给孙中山的宣布断绝关系的公开信，铅印，可能是当时的传单。内容如下：

        启者：国贼窃政柄，党奸误大局。凡我同类，孰不痛心？溯自二次革命失败，鼎随诸同志之后，亡命海外，深恐名不符实，内绝同胞之渴望，外贻列邦之讪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及闻先生崛起宣言，包办三次革命，鼎本军人，应为先生执鞭，效力疆场，乃慨然缮立誓约，涂盖指印，摩掌拭拳，恭候命令。不料将近两载，寂若无闻。包办期间，业已到来。究其原因，即在中山先生目不识人，团体开创伊始，引用陈其美、居正、田桐、戴天仇、谢持等一般无赖，盘踞要津，排斥同志（如黄兴、李烈钧、张继、柏文蔚、陈炯明、林虎、钮永建、谭人凤、白逾桓、杨时杰诸君，皆在排斥之列），经凌钺君迭次密告陈等罪恶，先生不惟不察，且被陈等主使，大出传票，迫凌君与中山先生断绝关系。试问凌君非同志等共称为先生之死党乎？死党忠告，尚加排斥，先生可谓无情矣！

        而今革命健将，陆续引扬，所余宵小数人，以先生为木偶，藉此诓骗华侨之金钱，断送同志之性命。而今春三月，闻中外各报载称，先生语大阪新闻记者，竟诬黄兴、李烈钧、柏文蔚、林虎、谭人凤、钮永建、凌钺、白逾桓诸君投降袁贼。传闻中外，颠倒是非。之数君者，既为同志所共悉，何待鼎为之辩护！不过先生年逾半百，身居党首，何以信口雌黄，陷人三字之狱？清夜自思，良心何在！鼎赋性梗直，代抱不平，亦曾迭进忠告，置若罔闻。国事如彼，党事如此，若不急起直追，前途何堪设想！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鼎虽下愚，岂忍坐视！兹因事业与名誉两端，有不能不宣布与中山先生脱离关系者也。

        革命事业为吾人天赋之职务，先生包办革命，不许他人染指（去夏先生致黄先生书云：二年内让我包办，不成尔再来革命云云），而军人、政客凡为革命人物者，均受先生之排斥，将来大革命起，以中山先生之心胸与手腕，果能与若辈抗衡乎？必不能也。况届包办期满，正吾人弃暗投明之日，否则自甘暴弃，有负革命之初心。此鼎为革命事业计，与先生脱离关系者一也。

        迩来中山先生之主义，唯我独尊。无论何人，顺我则生，逆我则死，宗旨同而手续稍别者诬之为降敌（如黄、李、柏、林、钮诸君），号死党而进忠言者报之以死刑（如凌钺君过于忠告，先生对刘大同君云：有权时必杀凌钺）。汉高之杀韩信也，未闻在破项之前；北魏之收邓艾也，史称在汉亡之后。今日先生之方略，为革命功勋乎？为袁贼杀敌人乎？鼎恐革命之大业未就，而先生已为袁家之功臣矣！

        夫名誉为人第二之生命，以若辈之威望素著，犹召某某先生之诬，况鼎区区党员，迩来屡进忠言，他日名誉之败坏，更不知陷于何等之程度！此鼎为保全名誉计，与先生脱离关系者二也。

        以上所具两端，为鼎与中山先生脱离关系之主因。至鼎之革命宗旨，虽海枯石烂，不得稍有变更。鼎知先生得函之后，不曰为敌所收买，即曰受人所指使，他日大权在我，根据誓约，必死钟鼎于刀斧之下。要知包办革命者，先生也；背叛誓约者，亦先生也。去年7月19日，假精养轩开成立会，先生当众立誓，厉行革命，殆后种种设施，无一不与党章相背谬。有人责问，答以由余定之，由余废之。出尔反尔，为所欲为。总理之誓约已废，党员之誓约有何继续之效力？先生日以三次革命总统为自居，即以誓约为专制党员之利器，威信革命之要素。先生历年之威信已尽丧于陈等之手，今日犹不自觉，日发总统之梦迷，不啻蒸沙求食，磨砖作镜也。

        钟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2月，黄兴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浩然庐军事学社，招收原任军职的革命党人研究军事，钟鼎曾入社学习。同年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三局职务员。他的这封公开信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须仔细地加以考索。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主张持冷静态度，谋法律解决。其后，孙中山命陈其美、章梓分别在上海、南京起义，黄兴认为孙中山不善用兵，自请挂帅。7月29日，黄兴认为败局已定，离军他走。事后，孙中山认为黄兴出走，导致二次革命失败，因此，对黄兴大为不满。1914年8月14日，他在致美国人戴德律的信中说：“他在第二次革命期间竟然弃南京而逃，曾使我痛失所望。”  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孙中山、黄兴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并加深。孙中山主张解散本已十分松散的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振作精神，“一致猛进”，迅速发动三次革命，以武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黄兴则主张保存国民党，加以整理扩充，宣传党义，培养干部，长期准备。支持孙中山的有陈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谢持等；支持黄兴的有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谭人凤、李根源、林虎等。

        当时，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员散漫，不统一，不肯服从领袖的命令。因此，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力图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在誓约中规定：入党者必须“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保证“服从命令，尽忠职守”，“如有二心，甘受极刑”，除填写誓约外，还要加盖指模。  黄兴、李烈钧等人反对孙中山的这些做法，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柏文蔚虽曾一度加入，但不久即不再过问党务；陈炯明在南洋，孙中山几次写信，邀他来日，均置之不理。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致函黄兴，追溯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函称：“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命令。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于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  同函并称：“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命令耳。所以，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6月初，黄兴复函孙中山，承担南京兵败的责任，但是，黄兴也尖锐地批评孙中山说：“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乎！”  批评孙中山“慕袁氏之所为”，实际上是批评孙中山搞专制独裁。同函中，黄兴又说：“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6月3日，孙中山再次致函黄兴，坚持认为，要建设完善民国，非按照自己的办法不可。他说：“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孙中山的这种依靠个人，独力领导革命的想法受到包括宫崎滔天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钟鼎本函所称“包办三次革命”，指此。

        6月3日函中，孙中山并表示，以后彼此间绝不谈公事，但仍视黄兴为良友。至此，孙黄间已无合作可能。同月30日，黄兴离日赴美。

        陈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谢持等支持孙中山。其中，陈其美尤其积极。黄兴在日时，陈、黄之间已互相龃龉，不能相安。加上张继、何海鸥从中煽动，矛盾更深。黄兴赴美后，陈其美于1915年2月4日致函，劝黄返日，认为此前革命之所以一再失败，都是因为违背了孙中山的“理想”。陈函并列举辛亥以来的史事，说明革命党人在五个方面“有负于中山先生”，其中，对黄兴有所批评。陈其美并检查此前赞同黄兴主张而不赞同孙中山的错误，宣称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孙中山的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  对于陈其美此函，黄兴未复。

        在此期间，孙黄矛盾更增添了复杂因素。当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企图独占中国。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拒日救国热潮，革命党内随之出现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意见，同时还出现了黄兴等争取日本援助，企图乘机革命的传言。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否认自己有所谓“乞援思逞”、“假借外力”的想法，宣称：“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通电表示：二次革命时，尚有可战之兵与可据之地，但因不愿涂炭生灵，一击不中后即主动罢兵，虽因此被同志讥为胆小，但问心无愧。“今无一兵一卒，安敢妄言激进！”黄兴等声称：“今后如非社会有真切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黄兴等并称：“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丧，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  这一通电报虽以“告国人”的形式发表，但明确宣示了和孙中山当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对立。其后，黄兴等又致上海《字林西报》、《大陆报》、《泰晤士报》、《文汇报》、《捷报》一函，内容与上述通电大体相同，但进一步声称：“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现政府果以何道能得民心，作民政，吾人正目视而手指之。吾人神圣之目的，在使吾最爱之国家庄严而灿烂，最爱之同胞鼓舞而欢欣，至何人掌握政权有以致此，吾人不问。”

        黄兴等人的通电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应。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表第八号《通告》，批评黄兴等人“恐受借寇复仇之嫌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认革命为罪而不认私逃为罪）” 。这里所说的“不认私逃为罪”，显指黄兴，13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以《归顺革命党的宣言书》为题，摘要发表了黄兴等人通电，声称“被袁总统怀柔，相率归顺的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寄给上海、北京主要报纸一份宣言书”。同日，并以《革命党陆续归顺，仅余孙逸仙一派》为题发表消息称：

        袁总统收买革命党，近来着着奏效。旅居本国的革命党人陆续向中国公使馆要求归顺，已达一百五、六十名之多。其中一些非知名人士，没有特别收买的必要，中国公使馆反而拒绝其申请。然中国政府计划颇大，甚至传说，由于在美国的有力人士的暗中斡旋，连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中的第一流人物也已发表宣言书，堂堂归顺。主要的归顺者为军人派，人们称为革命创始人的孙逸仙、陈其美等领袖依然不肯归顺，正不断鼓吹日中提携论。此次所传归顺者中的知名人士如下：

        黄兴 李烈钧 柏文蔚 林虎 李根源 谭人凤

        唐蟒 白逾桓 钮永建 冷遹 季雨霖 黄郛

        刘艺舟 何海鸣 陈炯明 张耀曾 凌钺 龚振鹏

        章梓 赵正平 熊克武 李书城 张孝准 彭程万（东京电话）

        同文并引述了孙中山对记者的一段谈话：

        此次归顺袁氏的革命党人主要为军人派。彼等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基于此种误解，遂敢于轻举，与我等分手。参加二次革命的流亡军人固然卑怯，以致失败，真正之军人，即意志坚强之无名之士尚充满国中。吾人于将来达到目的方面不必有任何担心。就彼等变节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处，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辈与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实现伟大目的之好机会。日中两国立国于亚细亚，倘不能相互提携，则难以与列强共存于竞争场里。中国与日本分离则国亡，日本与中国分离则陷于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势，当促进日中提携，以期保障东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离散何足置意！（东京电话）

        仔细研究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宣布黄兴等归顺袁世凯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大阪每日新闻》驻东京的记者，钟鼎公开信所称孙中山诬黄兴等“投降袁贼”云云并非事实，孙中山的不当只是轻信，并且在未得到准确消息前轻率地发表了谈话而已。

        黄兴等人的通电反对“激进”，主张暂停革命，但是，通电称：“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年来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又称：“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这些，都是对袁世凯的尖锐批判，其维护共和的立场仍然是坚定的，因此，《大阪每日新闻》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判断及所发消息的错误。14日，该报在社论中明确指出：“黄兴等虽被视为归顺派，其实决未归顺，唯于此际静观袁政府之出处而已。”该文并称：“所谓革党归顺之说，其愚亦甚哉！”  同月，孙中山致函黄兴，仅称：“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  同函并邀请黄兴返日。5月15日，孙中山《复伍平一函》称：“克强等持缓进主义，故猝难一致，至弟与伊私交，则丝毫无损。”  态度、调子和与《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谈话都大不相同了。显然，这是孙中山冷静思考之后的结果。

        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分歧保持了相当一段时期。同年4月或5月，黄兴致函孙中山，批评其联日政策，函称：“或谓中日交涉未解决，吾侪正可藉此谋革命，振臂一呼，援者立至，苟能乘时勃起，必能收疾风扫箨之效。此言似焉而实非。我同志既以爱国为标帜，以革命相揭橥，无论借他国以颠覆宗邦，为世界所窃笑，而千秋万岁后，又将以先生为何如人也！”  此前，孙中山曾向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盟约草案11条，在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及支持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条件下，同意在聘用外籍顾问，合办矿山、铁路、航路等方面给予日本以优先权。  从黄兴本函口气看，他可能已经得知有关情况。该函并重申当时缺乏革命条件，冒险行动，必将惨败。7月，中华革命党巴东支部长杨汉孙致函孙中山，劝他与黄兴等和衷共济，函称：“同在患难之中，则杯酒可以释嫌。”8月4日，孙中山复函称：在秘密时期、军事进行时期，党的领袖应该具有特权。统一一切，不能视为专制；党员服从命令，也不能视为不自由。他愤愤地批评说：“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始终强执，苟非不明，则我不识其何所用心矣！”同函并表示：“若夫怀挟意见，不泯其私，藉有可为之资，不为讨贼之军，先树异色之帜，如谭石屏所云殊途同归者，途则殊矣，亦听其所归可耳！”  但是，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野心的日益暴露，黄兴等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投入反袁活动，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消泯。1916年5月20日，孙中山致黄兴函云：“机局紧急，袁系方张，民党无不相提携之理。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忤之感情，弟信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  此函表明，往日的分歧、意见、隔阂均作烟云散，两个巨人重新握手了。

        钟鼎函中曾提到，孙中山当时和凌钺的关系很紧张，似乎有势不两立的样子。其实，二人后来也改善了关系，1918年，凌钺曾动员陆荣廷拥护孙中山 ，次年12月9日致孙中山函云：“钺素性刚直，论私交为先生之良友，论公益为国民之代表。” 可见，孙凌之间也只是一时的芥蒂。只要革命的大目标相同，那么，总是应该走到一起来的。

        钟鼎发布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有对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的不满，有因《大阪每日新闻》所刊消息而造成的误会，也可能还包含着某些个人情绪在内。据日本警察调查材料，1915年5月12日，钟鼎曾与刘大同、徐剑秋、宋涤尘等20人在东京聚会，讨论如何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众推宋涤尘向孙中山反映情况。当日下午，孙中山、居正、谢持、邓铿、廖仲恺等在《民国》杂志社与宋涤尘、刘大同讨论此事。据说，孙中山认为：“革命党员中许多下层党员住在东京太不经济，想让他们回国。” 这或许是加剧他对孙中山不满的原因。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及神户大学松尾洋二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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