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忆国共谈判，自然会谈起西安事变。陈立夫对夏莲荫女士说：

        “张学良为自卑情结所苦。虽然蒋先生原谅他丢掉了东北，人们仍然称他为‘不抵抗将军’。他需要显示，他是抗日的，而蒋是不抗日的。他需要换换‘帽子’，将自己头上的‘不抵抗的帽子’戴到蒋先生的头上。他感到在东北丢了面子，要在西北挣回来。

        “当然，也有共产党人的鼓动和张学良渴望回东北的因素在内。有些人利用‘统一战线’的口号鼓动他。其次，杨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在背后推动他。

        “西北的联合很糟糕。邵力子、张学良、杨虎城不是稳定的成分。没有任何力量能代表南京发挥平衡作用。”

        “是否有点怀疑邵力子对蒋先生的忠诚？”夏莲荫女士问。

        “张学良逮捕了所有中统的代理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材料。其中有人报告邵力子，邵力子对此很不高兴。实际上，这些报告从未被送到南京。后来，我对邵力子说，我从未收到过这些报告。”陈立夫的话匣子一经打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我意识到西安的情况不正常。我认为蒋先生太宽大了。蒋先生应该做些什么？怎能没收中统的资料？张学良的行动羞辱了中央。蒋先生应该下令张学良释放中统被捕人员。当然，领导人不能偏心。他必须研究事实。可能中统人员有错误。这是关键时期。也许蒋先生下令会使事情更麻烦。

        “蒋先生通过这样那样的报告，认识到西安的形势是危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西安的原因。不过，他只带了很少一点警卫力量。这是清楚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摇摆不定，共产党和他们已经共谋了很久。

        “总之，我们担心共产党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我们坦率地要求周恩来去西安见张学良，以便使他了解我们正在准备抵抗日本。我们的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这一事实说明我们正在准备抵抗。如果我们的谈判已经有了最后结果，张学良会问：为什么还打共产党？那将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我们希望张学良知道，我们的谈判已经接近但还没成功，军事行动不能放松。”

        在11月10日的上海沧州饭店会谈中，陈立夫提出，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能保存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量才录用。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在此后的两次谈判中，陈立夫允许红军保留3万人，但收编的立场没有变。1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的决心，谈判显然没有速成的希望。因此，陈立夫所说，“谈判已经接近但还没有成功”，显系误记。

        “为什么不能宣布，和共产党人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夏莲荫女士问。

        “一、这将显示，有一个反对外国（侵略）的联合；二、日本方面会想，这个联合背后有苏联，因此，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反对我们，换句话说，日本可能迅速地攻击并消灭我们。这种情况对中国、苏联都不利。”陈立夫回答。

        “约在11月底或12月初，周恩来、张冲去西安向蒋先生报告谈判的进展。共产党已经原则上接受了我们的四项条件，潘汉年留在南京制订细节，草拟协议。”陈立夫继续说。

        前已指出，周恩来1936年并未到南京等地和国民党谈判，因此，所谓“周恩来、张冲去西安向蒋先生报告谈判的进展”云云，也就不可能了。

        “蒋先生要求我去西安报告谈判情况。我计划12月1日起飞，但是，突然发烧了。所以，蒋先生出事儿的时候，我不在西安。”

        “12月12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遣部队讨伐西安。关于这次会议，您想起了什么？”夏莲荫女士问。

        “这时，事变的报告还不详细。不过，我们都猜到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和其他反叛者在通电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联名者包括陈诚这样的南京领导人。但是，我们估计，张学良、杨虎城是重要分子。我们一致决定，坚持原则，派遣部队讨伐西安。”

        “决定是一致的意见吗？”

        “有过讨论。我不记得有谁发表过反对派遣部队的意见，没有人真正反对。当然，有人劝告要谨慎。但是，在紧急会议上，这种意见并不多。我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是冯玉祥，他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态度不明朗。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先生掌握着全部军权，副主席有名无实，类似于副总统。通常，冯玉祥没有任何权力。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重要的问题是委任少数人负责。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何应钦被委任全权负责，计划军事行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蒋先生还活着，怎能将全部权力移交给副主席！我们希望避免可能出现的情况，久拖不决。”

        “谁是派遣讨伐部队的主要倡议者？”

        “几位元老。戴季陶特别坚决。他引证历史——就像贵国人谈历史一样，说明为了拯救领导人，中央政府措施必须坚决。他说，历史事实是，当领导人被绑架时，政府软弱，领导人肯定被害；政府强硬，领导人将安全无恙。”

        “何应钦态度如何？”

        “在几位元老发表意见后，何应钦拥护这一决定。我自己是100%地拥护派遣讨伐部队。我相信这是必须的，只谈判不够。”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于12月12日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居正、张继、戴季陶、冯玉祥、陈果夫、陈立夫、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21人出席，张群、曾养甫等列席。会议指责张学良“背党叛国”，决定褫夺其本兼各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但是，会议并没有立即决定派遣“讨伐”部队。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的决定是16日上午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的决定。这里，陈立夫和夏莲荫女士都记得不准确。

        在各次会议上，确如陈立夫所说，戴季陶“特别坚决”。事后，戴曾将自己的发言要点告诉康泽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先生生命才能保全。现蒋先生为张、杨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静，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孔祥熙也记述说，戴季陶等人的意见是：“（张、杨）劫持统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父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察；然千秋万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中央政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二人所述，和陈立夫所述，基本一致。

        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因此，夏莲荫女士问：

        “蒋夫人宣称，她反对派遣讨伐部队，您如何评论？”

        “我知道蒋夫人反对。她应该谨慎行事。公平地讲，她毕竟是个女人。她是好人。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她关心许多事情；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

        “如果我是蒋夫人，我将从自己的书中删除这一部分。不能忽视军事行动。我仍然怀疑，单凭蒋夫人去西安能拯救蒋先生。蒋夫人做了一件值得赞美的事—— 一个妇女不怕危险去救丈夫，这是值得赞美的事。但是，她不能取得全部荣誉，并怀疑别人。这就好像某个人在战后靠自称代表千万在战争中被害的人得了奖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是很大的遗憾。如果蒋夫人问我，我将坦率地告诉她，她错了，不应该以此伤害许多人。”

        “有些人认为，某些南京领导人主张派遣讨伐部队是为了伤害蒋先生，您对此有何看法？”

        “人们后来想，有人为了个人目的企图伤害蒋先生，但是，紧急会议上没有人有坏念头。这种意见是错误的。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人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就应该让蒋先生出事，也没有人想牺牲蒋先生以赢得一个位置。

        “值得讨论的是冯玉祥。蒋先生出事，冯玉祥继承他的军事员会主席的位置。他也许不会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我相信个人目的指引着他。这种自私的家伙肯定隐藏在冯玉祥一类人里面，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们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表现。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将处于攻击之下。”

        冯玉祥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1929、1933年期间反蒋，1935年12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是，国民党对他仍怀着很深的猜忌。紧急会议上，之所以任命何应钦负责指挥军队，而不是他，其原因就在这里。陈立夫的话坦率地道出了对冯的这种猜忌。

        “冯玉祥之外，是否有人怀着自私的目的？”

        “龙云、刘湘一类人，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电报来来往往。他们后来致电南京，是得知了南京的决定，可能受了南京意见一致的影响。关于龙云，我必须多说几句。在关键时刻，他常常不和中央站在一起。

        “当然，孔祥熙没有问题。宋子文刚刚从南方回来，他没有参加紧急会议。会上，没有人属于桂系。桂系中没有人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位置。黄绍竑去看阎锡山，并举行讨论。没有人认为这种讨论是不必要的。由于形势严重，他们一起讨论是自然的。那些有武装的力量，阎锡山、黄绍竑、桂系，必须研究，如果蒋先生在西安丢了性命该怎么办。他们必须决定，妥协还是战斗。因此，他们之间的讨论可以看作好事。”

        “黄绍竑是这个时候离开广西的吗？”

        “是的。不过他、李宗仁、白崇禧经常站在一起。黄到蒋先生这里来，另两个人留在广西。他们希望给人分裂的印象。这样，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其他人将仍是安全的。这是很聪明的主意。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很聪明，李宗仁赶不上他们。

        “我想，编写西安事变的历史将特别困难。如果何应钦不提出派遣讨伐部队，他可能被指责为和张学良共谋。如果何应钦更聪明，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应该有所保留。他可以说，中央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他将不负责任。他处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地位上。我充分同情何。就我所知，他不会利用形势。我为他说了这么多。我不认为他有任何自私的目的。”

        西安事变中，中共方面曾认为何应钦是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甚至说何“实欲置蒋于死地”。陈立夫的这段话，说明国民党内也有类似的看法。

        “关于这一切，您对何应钦谈过吗？”

        “没有机会。后来，他上前线去了。西安事变以后这些年，我们没有谈过这一切。

        “蒋先生自己完全同意派遣讨伐部队。他的日记说，当他从端纳口中得知南京的计划时，感到宽慰。南京做得对；否则一切都要完蛋。如果他的日记完全真实，他应该感谢南京的正确决定。实际上，何应钦的行动应该受到嘉奖。”

        “您是否和戴季陶谈过这一切？”

        “是的。很少的几次。我和他谈的就是现在和您谈的。我相信南京决定坚决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拯救蒋先生。我现在可以说，某些事是绝对真实的。自西安事变以后，戴季陶控制自己，不再大胆说话。罗家伦已经提到这一点（罗的纪念戴季陶逝世周年祭的文章，见《中央日报》，1959，题为《戴季陶、何应钦与西安事变》）。戴先生说，他仅仅是为了拯救蒋先生，但是，某些人不理解他。他很不高兴。他不仅不愿意大胆地讲话，而且，除非蒋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向蒋先生建议任何事情。在各种会上，他很消极。他推动我大胆地提出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降低金价60%的问题。我说：‘您自己为什么不讲？’他说：‘不想讲。我讲得太多了，经常被误解。’他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我告诉您的关于戴先生的事基于事实。当然，他的消极对我们是损失。”

        二

        谈完派遣“讨伐部队”的有关问题后。陈立夫又接着谈起潘汉年和共产国际来：

        “正如我所说，如果不发烧，我会去西安。我不在西安，有好处。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密码发出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他将密码转交给了我们。

        “为了免得周恩来在西安火上加油，次日，我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全国一致反对张学良，同时希望共产国际指令周恩来，设法保证释放蒋先生，至少，指令他不要‘加油’。

        “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了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我有这三份报的副本。不幸，1938年和其他重要文件一起丢失了。”陈立夫补充说。

        “共产国际给了中国共产党一项指令，大意是：蒋先生的安全意味着苏联的安全。”陈立夫接着说。

        在西安事变后，潘汉年确曾和陈立夫有过联系。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 。21日，又指示潘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谌小岑也回忆，曾养甫告诉他，潘汉年已经到了一次南京，他和陈立夫同潘汉年在中央饭店谈了一次，交换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谌小岑又回忆说，潘是以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身份来同陈立夫、曾养甫谈话的，谈话内容是双方同意西安事变可以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回到南京。但是，陈立夫所说，他要潘汉年致电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回电等情节，目前还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尚须进一步研究。

        “后来，我们发现，在蒋先生被绑架之后，共产党报纸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希望张学良杀死他。以后，政策突然转变。

        “若干年之后，蒋梦麟问我西安事变以及我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我告诉了潘汉年电报的事情。他告诉我，西安事变之后，他去看一个重要的苏联人，可能是驻北平总领事。这个俄国人告诉他，蒋先生将会被释放。蒋梦麟对我说，他经常奇怪，这个俄国人为什么能说得如此肯定。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西安事变之初，中共确曾有过惩罚蒋介石的打算。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报告。会议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会后，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上述意见。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张“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名红军将领致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称：“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收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17日以后政策就迅速发生变化。1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提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五项要求，电报表示，如能实现，“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将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的口号是不妥的。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共中央随即指示周恩来和潘汉年，在和南京谈判时声明，在有关条件得到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致电中共中央，内称：“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但是，由于电码错误，无法译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去电要求重发。20日，共产国际才发来了正确无误的电报。因此，将中共中央对蒋态度的转变说成是共产国际来电的结果是不确切的。

        中共中央对蒋态度的转变有着多方面因素。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南京政府方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径进行，乃反动派顽强阻遏此种运动，张学良所部叛变之原因，应予此中觅其解释”。社论并说：“张学良固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机会，乃彼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将东北各省让与日人。现又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抬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17日，再次发表国际述评，指责张学良，肯定南京政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都提到这两篇文章。他们虽然不赞成苏联对西安事变背景的分析和对张学良的指责，但在最终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时，显然考虑了苏联的态度。

        “根据一份情报，苏联命令中国共产党为释放蒋先生而工作的原因之一是一条新闻：事变之后，希特勒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派出一架飞机去接汪精卫。他担心中国的形势，忧虑在张学良和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形成公开的联盟。他希望汪精卫能利用头班轮船回国。斯大林害怕这将使汪精卫重掌权力，中国将接近德国，那将对苏联不利。”陈立夫说。

        “情报来自何处？”夏莲荫毕竟是有经验的访问者，接着问。

        “我们有情报来源。这条新闻被塔斯社由柏林发往莫斯科。西安事变三个月之后，由一个在共产党内有很高位置的人泄露给我们。我不记得他是谁了。按照他所说，莫斯科指令中共为释放蒋先生而工作之前，在蒋先生的命运问题上，中共分为两派。

        “我相信希特勒和汪精卫会见的情报是可靠的。这是事实，在和希特勒会见后，汪精卫立即从一个意大利港口乘船回国。”

        陈立夫认为苏联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由于塔斯社的一条新闻，未免简单了些。但是，从苏联当时的国内外政策去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思路。

        三

        陈立夫在对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作了多种分析以后，接着叙述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的情况。

        “我和其他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蒋先生，并且跟随他到他的住所。蒋先生背伤未愈，躺在床上。他要我进去看他。我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第一件事便是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先生说：‘不坏！不坏！’我感到很大的宽慰。

        “然后，我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夺取延安，一举消灭共产党。——您瞧，我将最高机密都告诉了您。”陈立夫对夏莲荫女士说。

        “我对蒋先生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进军，碾碎共产党人。按照我对形势的估计，我们应该立即进攻延安，并且夺取过来。鲍格莫洛夫（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笔者）已经建议说，如果中共不听我们的意见，就消灭它！我坚信，如果我们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当然，苏联政策后来改变了，但是，那时候，我们有消灭共产党的绝好机会。中央军已经进入潼关，那在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不见于文献记载，特别是那些二三人相谋于密室的事，因此，当事人的回忆就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陈立夫的上述回忆，就属于这类情况。

        “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蒋先生不说‘是’，也不说‘不’。当然，蒋先生健康不佳。他太慈善了。他相当熟悉中国文化。由于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可能使他感到，共产党真心实意地要抗日，否则，为什么不利用事变的机会伤害他？他想：‘别人对我好，我不能伤害他们。’”

        历史的发展不决定于个别人的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把蒋介石没有接受进攻延安的建议说成是被周恩来所感动，仍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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