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梦成了，也有人，还在做梦。

        这一年的春节尤其晚，时已立春，却连小年儿都还没过，对上班族来说着实难熬。

        天气出奇地好，难得一见的蓝天，且行云万里，浩浩荡荡，开阔得很。电影《立春》里，王彩玲说：“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想来，便是这个意思。

        立春，素来有“咬春”的说法，食一口辛辣脆口的萝卜，去一去沉了一冬的浊气，万象伊始，人便又活泼起来，万物也活泼起来。在古代，立春是个大日子，想想作为一年的第一个节气，自然也应该是个大日子。举国自上而下庆祝一番，好不热闹，史书上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京都风俗志》书中记载，宫前“东设芒神，西设春牛”。意思是在立春的前一天，在宫门前、各地方政府衙门前会塑芒神像和春牛像，等祭典结束后，众人焚打春牛像，人们纷纷把春牛的碎片抢回家，意为吉祥兴旺之兆。故而，又有“打春”一说，颇为传神生动。想想这也是领导层们与民同乐的一件趣事，放在平常，哪个敢去政府大院门前“打砸抢”？

        在民间，自然要食春饼。北方多食春饼，南方多食春卷。春饼、春卷到底如何区分，我猜跟南北方的面点手法有关。北方面食浑厚筋道，南方则薄透晶莹，所以北方的春饼要比南方的春卷面皮厚得多。做得薄一些的，尚可叫荷叶饼，做得很厚的，就很难称得上“荷叶饼”了，只叫卷饼。

        我小时候，每到立春，家里便会烙春饼。大家都知道，东北所有东西都以“大”著称，人也高大，性情豪爽，倘是薄薄的荷叶饼，怕是十几张卷下来也吃不饱，而且依着东北人的急性子，估计卷来卷去自己就卷烦了。所以东北的薄饼大而厚，卷上两张就已是七八分饱。很多人没做过春饼，不知道怎么起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层饼擀好后，涂上一层油，再叠上另一层，放在锅里时两边摊烙，吃时掀开，便外层稍硬有嚼劲，里层又软，好裹菜。

        在吃食上，东北人确实不精细，所以配菜不像北京人那么讲究，通常都是豆芽菜炒肉丝、土豆丝青椒丝炒肉，再放上葱丝和蛋皮丝。而在老北京，早时富庶人家吃春饼要从酱肉铺叫食盒的，什么肚丝、炉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等就全来了，听着就咽口水。

        卷春饼是有讲究的，要配菜摆放整齐，长宽度都合适，如果涂酱的话，酱要涂均匀，要第一口下去就能吃到菜。卷好的春饼不能散，尤其是收尾时的回窝，这是“福兜儿”，当然要收得漂亮漏不得。好多小孩子不会卷，常常刚一提起来，整个饼就散了，只好大人接过来再重新卷上。

        北方也有炸春卷，但春卷自己做的倒是少见，几乎都是买的，想来是北方人把握不好做春卷面皮的技巧。小时候吃的春卷都是豆沙馅，甜甜的，油汪汪吃一嘴，大了后才知道春卷还有别的馅，素的、肉的。也不光只炸食一种做法，全聚德的鸭丝春卷便很好吃，改了之前的传统配菜，而用了香菇和洋白菜，外酥内滑，口感很好。其实很多食物都是异曲同工，只是用料不同，但其原理都大同小异。

        结果作为“行家里手”的大姑一句话打发回来，

        说菜汤那么多，卷的时候肯定要漏。

        关于立春，作为文艺青年可能都会想到一部电影——《立春》，甚至有人说每个文青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执拗而悲怆，或者确切点说，正是因为这执拗而生的悲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方某座小城里的三个文艺爱好者——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因为对艺术有执着的追求而被视为“异类”，因为这追求是与当时的整个背景环境不相符的，正因这不相符，便引来讥笑。在那个年代，身为钢铁工人的周瑜在生活中比他们更容易立命安身且更融于人群。人群中是热闹的、暖的、善意的、其乐融融打成一片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很遗憾，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三位，因为他们对艺术的痴迷和追求，而被划分在这人群之外，所以，他们面对的是来自人群的质疑、猜忌、观望和讥笑，楚河汉界般分明。

        这实在是个让人很难过的电影，不管它的宗旨意在批判、反省或鼓舞，总之，它依然让人难过，甚至称得上闻者惊心。为什么惊心？因为它与每个文艺青年息息相关，就如同网友写的那句“每个文青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一个执拗着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无奈不管怎样尝试都没有出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文艺爱好者。

        在北京当下，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文艺爱好者，或者说文艺从业者，他们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能真正的艺术家，扬名立万，甚至有的人久而久之已经给自己冠上了艺术家的头衔，尽管他默默无名，甚至拿不出任何像样的作品来。

        我认识一位这样的朋友。

        老家是南方的某个村庄，父母兄弟都留在老家务农，唯有他一个人从故乡走了出来。高考时报考中央美院，落榜，再考，还是落榜，如此反复考了三四，最后只好作罢，读了一个艺术专科。北京这座城市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的有容乃、大鱼龙混杂，三教九流，这里什么人都有，更重要的是，什么人到这儿都能找到同类。倘使留在老家，这个男生无异于王彩玲之于八十年代的那座小城，但是在北京，这样的人一大把，于是大家迅速围起一个又一个圈，互为凭证。

        我与这男生算起来相识也快十年了，我读大学时给某杂志供稿，这男生是该杂志的插画作者。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不相熟，但也总是彼此知道。熟识起来是在我来北京之后，与我交好的朋友刚好也是这男生的好友，那时候便偶尔聚到一起吃饭聊天。我写稿子的杂志已经没落，所以几乎不写了，这男生便也再没给其他什么刊物画过插画。当时我在做版权，男生托我介绍看看是否有公司出版他的绘本，我问了几家，都不愿意接，最后只好作罢。

        神奇的是这哥们儿在京没有工作，甚至没有稳定的收入竟也撑了这么多年。最开始大家还想给他介绍工作，但总是被他本人以各种理由推托掉，次数多了，大家便也不再提了。按他自己的说法，要与人群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他寄住在朋友的工作室里，偶尔有老师做展览的话，去帮帮忙拿些报酬，以此度日。吃住没什么讲究，毕竟是美术生，低价的衣服搭起来倒也别有一番味道，但凡有件稍微昂贵些的，也都是身边朋友送的。

        那时候年纪小，人也不像现在这么懒，关系较好一些的还经常会约个饭，但这男生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当然，也从未埋过单，想必也是觉得尴尬的。

        大概一年前，两人约了次饭，这男生坚持请客，便顺路约在了公司楼下的必胜客。好久未见，人依然精神，搭衣服依然品味不错，落座之后，跟服务员说：“给我来杯美式咖啡。”我愣了一下，又迅速恢复神情。

        两人说得有一搭没一搭，说实话，已经不大能聊得来了。他坐在我对面，给我讲他朋友办的周末party，讲来的宾客，讲某位大腕也到场，讲他朋友的展览做得多牛。他讲得兴高采烈，说：“来的人，大家都用英语交流的，我是得学学英语了。还有，我现在对红酒感兴趣，品红酒你知道吗……”如此云云，我心生尴尬，这尴尬不是因为我不懂品红酒，而是有些替他难为情，我脑子里打转盘旋的只有一句话：“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又有什么立场和资格替人家尴尬呢？就像前段时间大家争论的“没有钱就不能谈文艺吗？”的确，每个人都可以谈艺术，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王彩玲有王彩玲的梦，王守英有王守英的梦。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梦成了，也有人，还在做梦。毕竟，梦是个美好的东西，它指引我们方向，也包裹起我们在现实里的所有不如意。《立春》的伤感，不是王彩玲一个人的伤感，是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的伤感，心中纵有丘壑，现实里却举步维艰，很多努力，很多尝试，很多想法砸到现实里连声闷响都没有。侥幸的人美梦成真，识时务的人折身返回现实。还有很多人，迷失在梦里，找不到出路，也醒不过来。

        人之所以轻松快乐，是找到与命运和解的平衡点，无论你是执拗还是恍然大悟，而不是扭着自己与命运生硬相克下去。“扭曲”可以是一种创作手法，但对于创作者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创作态度。

        在这点上，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做得甚好，欢欢喜喜吃了春饼打了春牛，热热闹闹地把这祥瑞捧回家去，然后在这春天里开始又一年的辛劳农作。朴质、真诚、热热闹闹又踏踏实实，这种对生命的礼赞要比对艺术的礼赞来得更赤诚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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