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关,居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个小姑娘慕名寄来的。陶渊明说: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很是我生活的写照。所以心下不免有些欣喜。谁知,第二日小姑娘就向我索复信一通。我顾左右而言他。小姑娘怒了,不再理我。
我有好些年不写信了。读大学时,信倒是比现在给单位写的日报还多。和我通信最多的有两位,一位是梅,一位是陈。梅是书简往还,陈是手机短讯。
陈颇喜周作人,因为喜欢周作人,顺带着喜欢废名。他始终把废名叫冯文炳。大概因为喜欢一个人,就不想同别人分享他的称呼,所以才拣别人不常叫的叫。渐渐地,我也染上了这陋习,一次在日志里大侃梁启超,满篇都是“任公如何如何”,就有人板着脸讥讽我:“请问,你跟梁启超很熟吗?”
陈是个不大靠谱的人。我是个喜欢背后议论人的小人。我在别的朋友面前,总说陈大不靠谱,乃至写文章谈到陈,就把“大不”两字调个位置,说他“不大”靠谱,也算是给昔日的朋友留面子了。陈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但当面我们谁都不提,这也算他给我留面子吧。
我曾在郑州郊区寄居过一段时间,后来把那段时光写成了瓦尔登湖般的生活。其实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陈也在。但我是偷懒的人,为了行文方便,常常把现实处理一下,陈就被我处理掉了。那篇文章他定当读过吧,但他也从未当我面谈及过。即便谈了,我也不怕。背后黑人的事儿我做过太多,这点胆量还是有的。一个人没了肚量,再没有点胆量,还怎么混下去呢。
陈追女人总失败,在外工作也失败。后来回到老家,居然找到个漂亮姑娘,迅速结婚了。那姑娘还不是花瓶,做事麻利,说话稳妥,这实在是妙不可解的事情。陈结婚时给我发了短信,我在北京,没回去。一年后他有孩子,请我取名,我依据《庄子·逍遥游》给他儿子取了陈徙南的名,自以为品格奇高。他却说像黑社会,央我再取。我便随手翻《周易》,谁知翻出一个品格更高的名字来——陈拯马。《周易·涣卦》:用拯马壮,吉。他到底还是没采纳,恐怕是担心儿子将来变成兽医。
我是个孤僻的人。但只要陈往前边一站,我就变正常了。因为他更孤僻。我以为他的孤僻来自于他读知堂,也就是周作人。他还读。在这个时代想要做个魏晋风骨的人,实在荒唐可笑。
相比之下,我和梅的通信就正派得多。我常对梅说,陈就是个“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人,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陈跟梅电话里讲,李敖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鸡鸡。我不知道李敖有没有讲过这话,反正陈就对这种掌故感兴趣。我那时候写诗,写过那么多好诗,陈都不感兴趣。唯独欣赏打油的一联——“党群鱼水表三代,时势波澜造五毛。”陈不应该回家卖建材,应该跟我换换,来党政媒体工作,做人民的喉舌。
梅就和陈不一样。他是个实实在在用心用力的人。我和梅书简往还,我聊的多是对、诗词的理解,梅聊的多是日常琐事。今天晚上,我独自在家读周作人《雨天的书》,里面有一篇《怀废名》,写道:
“废名南归后曾寄示所写小文一二篇,均颇有佳处,可惜一时找不出来,也有很长的信讲到所谓道,我觉得不能赞一辞,所以回信中只说些别的事情,关于道字了不提及,废名见了大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尔与之论道也。”
我便觉得自己有些废名的意思了。
梅大学那几年眼睛不好,三天两头去医院。今天,我的眼睛倒不好了,颇能体会他当时苦楚。
我之所以对郑州有感情,不单因为在那里度过了很苦楚的一段时光,还因为梅在那里。
我曾在给梅的书简里说,将来我出了第一本书,要请你给我写序。到我出第一本书时,他干网络优化工程师太久,加上对书的领域不熟悉,竟写不出了。我出第二本书时,原本可以请他写序,我却自己操了刀斧。现在第三本书行将付梓,编辑却说有序显得端着,不好卖,索性不要序了。也许等到我们六十岁的时候,都健在的话,可以互相给对方撰寿联。
我和梅、陈当年的书信往来,也是因为三人都没女朋友,能隔着南北凭几张纸扯一扯。大概就像姜白石的词: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我们都不是有大才干的人,做的这些,无非是几个小文青的自娱自乐。
今天,他们不扯这些了,我就把这些写在网上。过去的时日了不可得。
我们不怀念那年代,因为我们现在都比那时候生活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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