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从汉口迁到重庆以后，因工作没有进展，连日军的密电也没有侦收到一份，所以池步洲才辞去研究组的工作，到中央广播电台去从事对日宣传。

        池步洲走了以后，大约也就是他在两路口帮军政部研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的同时或前后，密电研究组在台长郎世杰的领导下，终于侦收到了日本陆军的密电。由霍实子和李直峰两人领导研究破译。

        霍实子是早期的留日学生。来到密电研究组以前，在交通部电政司协助温毓庆研究破译日文密电，据说他对日本外交密电有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他到了密电研究组以后，第一是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第二是半年多中连他带来的那几个报务员，谁都没有侦截到任何日本密电，研究人员根本就没有东西可资研究。不然，池步洲也不会因为闲得无聊、觉得无用武之地而要求离去。

        李直峰是中文密电专家，对日文并不精通。在他和霍实子两人领导下，对侦收到的日本陆军密电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研究，只得出这样一个初步印象：日本陆军密电编码，属于“双重密码”。但他们既找不到这种双重密码电报的报头报尾密钥，又不懂得如何用统计方法分析电码的结构，连双重密码电报的外皮都脱不开，更不用说探索内核了。

        他们一帮人倾其全力，终不能有所突破，结果仍是束手无策，一事无成，徒费人力物力而已。

        为了打开僵局，李直峰向霍实子建议：派人到各战区、各总部去搜集缴获的日军密电本、密电纸，也许有助于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有那么多的战区，一场胜仗下来，照想总有一处两处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缴到日军的密电码本子或者抄有译有密电文电报纸。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即便密电码已经过期很久，至少也有参考价值。霍实子把李直峰的这个意见跟毛庆祥说了，得到了毛的同意，并立即付诸实施：任命李直峰为军委会少将参议，另一个同行的李裕为军委会上校参议，拿着蒋介石的命令，到各战区去直接找司令长官要缴获的日军密电码。

        他们俩人同路出发，一起到了西安，然后按照李直峰的意见，兵分两路：李裕留在西安，李直峰直奔延安。李裕正怕到延安这个红色中心去给自己招徕说不清楚的嫌疑，见李直峰愿意一个人去八路军总部，求之不得，俩人照计而行。

        李直峰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他。据说八路军一共缴获了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本子，经李直峰再三游说，周恩来表示可以把密电码交给中央军委会。但是一者为了李直峰的安全，二者为了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请奖，周恩来并不把密电码交给李直峰带回，而是派曾希圣专送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并公开请奖。

        李直峰和李裕两人又到各战区转了一个圈子，空着手刚回到重庆，曾希圣护送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也到了。重庆侦译密电界异口同声地说：“中共交给国民党这三种非常重要的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表现，是中共第一次交给国民党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为此，霍实子奖励了李直峰，还公开吁请蒋介石以打下日本空军轰炸机一架的功劳给八路军颁奖。

        曾希圣交到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三种日本陆军日文双重密电码本子是：（一）以5678为指标的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计一百十一页；（二）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三）以111为指标的三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计十三页。

        曾希圣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这三种密电码本子，军委会当然是交给密电研究组去研究的。既然有了这样现成的资料，难免人人垂涎，谁都想横插一杠子，拣点儿便宜，争点儿功劳。于是军统局的魏大铭第一个下手，客客气气地以“恳请”的口气、“合作”的借口、“批准”的方式，正大光明地抄走了一份。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一看也眼红了，但他没有军统局这样大的来头、这样硬的后台，就使用鬼蜮伎俩，用重金收买，秘密地也抄走了一份。

        这一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统局密电组、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三家各显神通，背靠背地展开了一场“破译竞赛”。

        但是研究来研究去，三路人马都只不过肯定这是日本陆军曾经使用过的日文双重密电码——完全是废话，跟没说一样——至于对密码电报报头报尾的“密钥”，即所加减的乱数是从第几页第几个数字开始、到第几页第几个数字结束、一共需要加减几组乱数这些关键，依旧一无所知。

        军统局神通广大，去把美国前海军情报署破译密码专家奥斯本·雅德莱请来进行研究。奥斯本虽然不懂日文，却确实曾经破译过日本外务省早期的比LA码还简单的密电码。但是面对着已经相当完善的陆军密电码，而且有电码本子放在他面前，这个号称世界级的密电码专家，也是一筹莫展，连双重密码的“皮”都没能脱下。

        结果，三个单位背靠背的破译竞赛，谁也没有取得成果，谁也没有取得胜利。

        退一步说，即便有人把曾希圣送到重庆的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都破译出来，充其量也不过有些参考价值而已。因为日本人也不是傻瓜，既然是在战场上失落了的密电码本子，难道还会继续使用吗？既然要重新更换密本子，编密码的专家们也绝不会傻到仅仅把老密码改头换面，来一个旧瓶装新酒就算完事，而是一定要脱胎换骨，另起炉灶的。

        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台电子计算机，各种“乱数”不妨都试验一次，其中总有一个数字是对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计算机，而用电子计算机算起来的一道题，用手工计算，恐怕就得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每一种可能都试算一遍，这可就是天文数字，谁也无法承受了。

        另一种设想：如果把这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交给以池步洲为首的五人核心小组去研究，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妒贤嫉能，开的都是武大郎的炊饼店：比自己高的绝不要。

        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合并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后，池步洲等五个能人都受到了排挤，被安排在第一组做外交密电的研译工作。当时日本外交密电的翻译工作已经总结出一套操作规程，一般懂得日文的人大都可以操作，根本没有必要再把池步洲等人拴在这里打发日常事务，而应该发挥他们的最佳效用，让他们去破译更加有用的陆军密电码。

        按照分工，陆军密电的破译研究工作由第三组负责，组长是杨肆。但是他们那班人直到抗战结束，也没能把日本陆军密电码破译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着，一大损失！

        破译日语密电码，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三个程序：一曰研究，二曰研译，三曰翻译。

        所谓“研究”，指的是把密电码中的特征找出来。例如前面讲过的如何找出十个数字编码，如何找出十个格助词编码，以及把词序混乱不成文字的密电码恢复成可读的文字状态等等。一句话，就是要从密电中找出某种密电码的破译规则来。这是破译密电的关键，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

        所谓研译，指的是根据破译规则把电文转译成日文。这是译电员的工作，只要手里有一本密码本子，粗识日文，不会把假名字母抄错，就干得了。

        所谓翻译，就是把已经破译出来的日文电文翻译成中文。这要求有比较高的日语水平，才不会把意思给搞拧了。

        研究工作，不懂得日文的人也可以做。例如美国前海军情报署密码专家奥斯本·雅德莱，就不懂日文，但他却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外务省早期使用的比LA码还简单的密电码。

        破译日语密电码，如果懂得日语，就可以把三个程序熔为一炉，工作起来左右逢源，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池步洲先生在军政部研译室与贾、吴、朱、张四位精通日语的留日学生联手攻关，成绩斐然，就是明证。

        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军政部研译室合并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人员多达四五百，分工很细，攻中文的不攻日文，攻陆军密电的不管海军密电码；研究的不管研译，研译的不管翻译，分工而不合作，各管一摊儿，各自为政，不能发挥人员的最佳结合点和最大能动性，结果一直到抗战结束，都没能把日军陆军密电码破译出来，不能不说是错误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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