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毓庆逃跑以后，一九四零年六月，魏大铭奉蒋介石的命令，以军技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军技室的大权，于是落到了军统特务的手中。

        军委会军技室成立之初，最先是毛庆祥得势，旋被温毓庆所夺，最后大权落入军统局魏大铭之手。但是魏大铭以特务手段取得的胜利，也不过昙花一现而已，最后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魏大铭其人，沈醉先生当然比较了解，他在其所著《见闻》中说：

        论搞电讯工作，魏大铭的确是一把好手。抗战前，他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任报务员。当时中国电讯技术之落后于欧美等国，实在惊人：偌大中国的国际电台中，仅仅有三个半人能与欧美先进国的最佳报务人员媲美。魏便是三个半人中的一个。戴笠主持特务处工作后，以重金礼聘魏为其工作。从几个电讯人员发展到军统有四千多人搞电报，从几台收发报机发展到几百部，还自己制造特工专用机。在军统电讯工作中，确有不少的建树。而他的技术，更是为人所称道。

        抗战期间，蒋介石命令戴笠要在福建沿海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福州沦陷后，蒋介石急于要了解日军的情况，戴笠无法应命，便把魏大铭叫去问：为什么不能通报？魏认为一定可以联络上，可是经过几次呼叫，总是没有回答；便把魏大铭叫到重庆电讯总台，要他亲自上机与福建潜伏台联系，联系不上就要枪决他。说完，戴笠掏出手枪向台上一拍，指着魏的鼻子说：“叫不通福建的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魏亲自上机呼叫，居然叫通了，而且收到福建站发来的重要情报。（157-168页）

        此文虽然写得传奇化了一些，把戴笠写成了一个对部下可以随意生杀的军阀，但写魏大铭受到戴笠的器重，则基本属实，对他的技术，更是赞扬备至。魏大铭有过硬的技术、过硬的后台，野心勃勃，早就想把军技室“军统化”，成为他手中的法宝。如今上台，春风得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清除异己；第二章，才是任用亲信。

        所谓异己，也有大小之分。“大异己”是对立的敌人，务必严厉打击，除之而后快，“小异己”不过是侧面的旁人，只要加以孤立，不予重用，也就是了。

        在魏大铭的眼中，认为李直峰不是共党分子，就是亲共分子。但是一时间他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无法将其逮捕，只好采取“调离”的手段，把他调到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任上校主任教官兼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这个译电人员训练班，是专门培养特工用以破译共产党和非蒋系部队的密电的，由军统局掌握控制。这样，第一可以把李直峰置于军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一旦抓住证据，立刻逮捕法办；第二是即便抓不到证据，至少掐断了他和共党的联系，避免情报送出。

        第二步，是任用亲信，发展军统势力。军技室的六个组长中，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本来就是军统局的特务，但是只占六分之一，比例太小了。魏大铭上任伊始，又不便大量撤换组长，于是就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军统特务当组长下面的小头目：首先拉拢第六组组长黄季弼参加军统；任命军统特务刘泌为军技室秘书；任命军统特务竺烈民为第六组第三科科长，但不受第六组管辖，而是直接听从军统局的指挥。竺烈民的第三科，单有一间办公室。他们关起门来，专门侦译八路军和汪伪军的中文密码电报。其他几个组，也都派进或秘密发展军统特务，负责监视。这样，魏大铭虽然没有撤换组长，但各组的动态，皆了然于胸。

        对于池步洲等五人，魏大铭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孤立政策。一者他知道池步洲等人具有熔研究、研译、翻译于一炉的本事，能力都比别人强，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二者他知道池步洲曾经在中调科工作过，以为池必定是中统分子。当时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关中统与军统互相对立，形同水火，因此他后退一步，变各不相容为各不相扰，已经算是相当客气的了。

        魏大铭就任“代主任”以后，就派随从副官把池步洲叫去谈话摸底，似乎有点儿“前线侦察”的意思。池步洲走进他的办公室，见他绷着脸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傲不为礼，就也不理睬他，管自找张椅子坐下，既不点头，也不开口。魏大铭绷了半天，也绷不住劲儿了，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生硬地问：“你就是池步洲吗？”池步洲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魏大铭见池步洲也大模大样，对他这个“代主任”并不买账，以为他大有来头；俩人话不投机，自感无趣，就说：“以后见面的机会多，今天就……”池步洲不等他说完，答了个“好”字，就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

        巧的是：池步洲与此公见面，也只有这一次，半年之后，他就被军技室的同仁们赶走了。

        魏大铭窃据了军技室的大权，就把军统局的特务作风带了进来，不但办事横行霸道，还命令全室人员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张，想把所有的人员都纳入军统组织，把军技室变成军统局的一个下属单位。

        他的这个诡计，首先被霍实子所识破。第一，霍是温毓庆的亲信，温被魏挤走的原因，别人不知道，他是知道的，因此对于魏上任后的所作所为处处提防，以免中计招祸；第二，他从南京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调到汉口、重庆的军委会密电研究组，都没有履行过这样的手续；第三，第一组有三个留日学生，都是从军统局过来的，霍曾经问过他们怎么会参加军统组织，他们说：一九三八年，军统局盗用军委会的名义，以抗日需要为招牌，公开招聘留日学生做翻译工作，凡报名者，均需交缴照片三张，考取以后领取月薪，才知道上当受骗，进的是军统局，但要撤身已经不可能，从此当上了特务，一切行动都要受军统组织的严格约束。有此三点，霍实子对这次大合并需要交缴照片一事产生了怀疑。

        正好这时候军技室主任秘书王维钧到霍实子家来串门。王是温的亲信，所以当上了主任秘书，如今魏大铭掌权，虽然还没有把他的主任秘书抹掉，也已经名存实亡，有职而无权了。他满腹牢骚，在霍实子面前，当然无话不谈。那天，王维钧对霍实子说：“魏大铭下令要咱们每人交三张照片，据说是为了防止同仁中有人逃跑，便于缉拿。”霍实子一听就炸了：“魏大铭根本不信任咱们，把咱们当作‘假想敌’了。咱们在密电检译所破译了日本人的外交密电码，没有任何人对外泄露过机密，更没有任何人出卖过情报，开过小差。大家都是一心为抗日的爱国志士，他姓魏的竟拿咱们当敌人对待，太不尊重咱们的人格，也太岂有此理了！”

        霍实子进一步谈了自己的三点疑问，认为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王维钧点头称是。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定出对策，分头执行。

        霍实子首先将情况密报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得到了毛庆祥的认可以后，即与王维钧分头召集温派人物到霍家来开会密议。到会的计有第二组组长杨贻清、第三组组长杨肆、第五组组长施家干等人。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是魏大铭安插的军统特务；第六组组长黄季弼秘密参加了军统，霍、王等人当时虽然不知道，但看他近来与魏大铭的关系密切，态度暧昧，也不敢请他参加。

        这次开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对交照片一事，坚决予以抵制。

        魏大铭眼目众多，不久就得知霍实子在家里召集几个组长开会一事。他气虎虎地跑到霍实子家里，开门见山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带头反对我？你要放明白些，你在第一组里所干的事情，我全知道！”

        霍实子也不示弱，当即反问：“我在第一组里干什么错事了？”

        魏大铭脱口而出：“你的小舅子吴恒山根本就不会译电，他译的电文，都是你替他译的。”

        霍实子听了，愤然回答：“吴恒山会不会译电，这组内的同仁全都清楚，我为什么要弄虚作假？难道我要以此来讨好你不成？你说我在第一组里干的事情你都知道，这是你的不打自招，正说明你已经在第一组里安插了特务，在监视我们了。你也要放明白些，休想把你的特务作风带到军技室里来，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

        魏大铭没有想到霍实子会撕破脸皮跟他这样说话，愣了好半天，这才忿忿地说：“你这个人真跋扈，真跋扈！”悻悻地走了。

        霍实子立刻赶到第一组，召集研译室的全体人员，先讲了魏大铭有可能在组内发展了特务的情况，然后要求大家认真分析，一定要把这个潜伏在第一组里的特务分子挖出来。

        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果不挖出这个特务分子，那就人人都有嫌疑，因此人人都想洗刷自己。经过大家的分析、讨论，初步结论是：潜伏的特务，可能在缮写员中。

        第一组的办公室，计有一间组长室，两间包括研究、破译、整理在内的研译室，一间包括打字在内的缮写室。两间研译室都相当大，里面放的不是办公桌，而是架起许多块木制的台板，样子颇像裁缝的案子，但比裁缝案子更宽些，更长些。研译人员面对面地坐着工作。台上放着几个装文件的铁丝筐，筐里放着已经破译成功的日文密电，由翻译人员自觉取来翻译成中文。译多译少，译长译短，都由自己选择，没有任何人来分配、规定，所以根本就没有弄虚作假的任何必要。何况霍实子是一组的组长，怎么可能由他来替吴恒山代译呢？据此，池步洲一针见血地指出：潜伏在第一组内的特务，根本就不了解研译室的工作情况，如果不是魏大铭信口雌黄，而是真有人向他汇报的话，这个人肯定不是研译室内的人。

        缮写室里，一共有缮写员三人。研译室里的电文翻译出来，由整理员送到缮写室交缮写员缮写。按照规定，缮写员是不许进入研译室的。因此研译室内如何工作，缮写员们并不知道。

        根据这样的推理，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特务出在不了解研译室工作情况的缮写员中间。

        那么，究竟谁是特务呢？这三个缮写员，都是追随霍实子多年的老部下了，谁会这样不开眼，去干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呢？

        一开始，霍实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提拔任用的亲信中会有人背叛自己。没有根据，又不能随便怀疑是哪一个人，真叫他又气又急又为难。池步洲提醒他：既然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干脆在组内挑明了，让大家都知道组内出了特务。有道是做贼的心虚，谁是特务，谁就会坐不住。大家察言观色，不难从脸色、表情上看出三分迹象来。最后请霍实子分别找这三个缮写员谈话，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即便他自己不敢承认，也不难从三个缮写员中甄别出特务分子来。

        霍实子点头称是，照计而行。

        缮写员中，有一个叫戴继武的，本是密电检译所统计部的统计员。一九三七年密电检译所从南京撤到汉口的时候，霍实子夫妇带着六个子女，行动不便，统计部主任就派年轻力壮、精明强悍的戴继武来当霍实子的副官，以便沿途照顾孩子。从此，戴继武就成了霍实子的亲信之一。军技室成立以后，霍实子就点名要戴继武来第一组当缮写员。

        霍实子把组内有潜伏特务的情况公开化，而且暗示这个特务分子就在缮写室内。戴继武知道以后，惊慌失措，坐卧不安。霍实子一眼看出他表现异常，第一个就找他来个别谈话，经过善言启发，戴继武终于承认他被魏大铭拉了过去，秘密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任务就是监视第一组的人员，每月给魏大铭写小报告。这一回是实在没得可写，这才无中生有，胡写几句交差的。

        特务分子终于挖出来了。霍实子把王维钧找来商量，认为其他各组一定也有特务潜伏。当即分头通知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人，再次到霍实子家开会。决定由霍实子到毛庆祥家里去详细汇报军技室近来的情况，要求毛庆祥即刻到军技室来行使副主任职权。

        霍实子的行动，再次被小特务侦知，报告了魏大铭。魏大铭一者理亏，二者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就去报告他的主子戴笠，要戴笠出来打圆场。

        戴笠心心念念只想把军技室纳入军统局的管辖之下，如今军技室出现反军统势力，当然十分恼火，于是定下计策，发出请帖，请军技室各部门负责人到重庆张家花园云庐戴公馆吃饭，进行调停。霍实子等人接到请帖，心里当然明白这是魏大铭搞的鬼，这次由戴笠出面设的“鸿门宴”，不论他来文的还是武的，威逼利诱，目的无非为了招降，企图把军技室变为军统的一个部门，如此而已。于是，温派的各组组长第三次在霍实子家里开会，商量好了对应的办法。

        到了赴宴的那一天，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方砚农、黄季弼、霍实子等人由魏大铭带路到了戴公馆，入席以后，魏大铭借故走开，戴笠不阴不阳地嘿嘿笑着，举杯祝酒：“霍组长是攻破日本外交密电码的鼻祖，在座诸位都是研究密电码的专家，我戴某非常钦佩。希望诸位和我们精诚合作，把军技室搞好。魏大铭是我的部下，这个人读书不多，说话可能粗些，工作方法也可能简单了些，不过人是个直爽人，对党国的忠诚，也无可怀疑。如果他对诸位有失礼的地方，请诸位看在我戴某的面上，多多担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请对我说，我可以转告他，批评他，叫他改正。”

        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今天能说出这样一篇婉转的话来，就已经十分给面子、十二分的不容易了。但是霍实子等人是有备而来的，对戴笠的抹稀泥和诱降并不买账，当即由霍实子代表大家回答说：“戴先生为党为国，劳苦功高，我们十分景仰。可是你们军统局所干的事情，与我们所干的事情，完全不同。我们都是白面书生，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做做研究工作，你们做的工作，我们都干不来，根本就无法与你们共事的。”

        霍实子一面说话，一面扫眼看看在座的同事，只见方砚农、黄季弼二人脸色尴尬，呆若木鸡，而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人，则频频点头，表示支持。

        对于戴笠的诱降怎么回答，是事先经过大家商量的。不卑不亢，是原则之一；绝不提魏大铭一个字，是原则之二。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霍实子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席话来，让他碰了一个老大的软钉子。他想发作，似乎还有些不便；他想假装不懂，又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去。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好半天，忽然换了一个话题：“最近汪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暗杀这件事情，诸位大概已经听说过了吧？外间的传说，都认为这个人不是我杀的。其实他们错了，我不妨告诉诸位，这个傅筱庵，还确实是我杀的。”

        戴笠的用意，本想用恫吓的手段，迫使霍实子等人就范。偏偏这几个人都不吃这一套。他们长期在军委会工作，都知道蒋介石有过明确指令：军统局要逮捕将级以上官员，事先必须呈请蒋的批准。霍实子等人，不但都是将级以上官员，而且是蒋介石每天赖以提供日帝情报的重要耳目，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并不是随便揞个罪名就能逮捕的。更何况这次斗争，有毛庆祥作后盾，表面上是毛庆祥与魏大铭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实际上则是军技室从属于军委会还是军统局的派系之争。在这方面，大家相信毛庆祥的力量并不比戴笠差，因此有恃无恐，敢于硬碰硬地跟戴笠硬顶。

        这一席“鸿门宴”，当然是不欢而散。

        霍实子等人回到军技室以后，立刻团结各组非军统人员，把军统特务的活动公开化。大家一致反对戴笠、魏大铭在军技室发展、派遣特务分子，反对军统局企图控制军技室，想把军委会军技室变成军统局军技室，并推举霍实子等人为代表，向毛庆祥呼吁，向蒋介石呼吁。

        这期间，第一组研译室发动了一次短暂的罢工：每天收到的密电，虽然照译不误，但却不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一连好几天看不见日方动态的情报，就把毛庆祥找去问是什么原因。毛庆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详细说明戴笠和魏大铭在军技室的所作所为，要求蒋介石把军统局人员从军技室完全撤出。

        蒋介石当时决定把军技室设在军委会底下而不设在军统局底下，本有不想让戴笠插手的意思。因为军统局内根本就没有破译密电的人才，所有从破译密电得来的日方情报，都是原军政部研译室的人所为。大合并以后，魏大铭派了几个日本留学回来的特务分子到第一组来参加研译工作，池步洲等人不但不教他们，还对他们严加防范，绝不让他们懂得破译的秘诀。因此军统人员在军技室内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来，戴笠和魏大铭在蒋介石面前，也就讲不出一句响话。蒋介石见军统局的人一事无成，却又无孔不入，对自己眼睛鼻子底下“绝对可靠”的人实行监视，手伸得太长，不起好作用，也很生气。于是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明令魏大铭等大小特务统统回到军统局，任命毛庆祥以少将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宣布以后军技室一切事务军统局不得过问。

        从此，军技室终于成为一个内无特务分子潜伏，外无特务机关干扰的纯抗日秘密机关。

        在这场争权夺利的赌博中，魏大铭弄巧成拙，成了最大的输家，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手中缺少“赌本”。因为抗战期间破译日寇的密电，主要是池步洲的光辉业绩，军技室所赖以每日向蒋介石提供的情报，大都从池步洲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密电中得到。温毓庆和霍实子虽然早就透露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但那是温毓庆用以维系密电检译所的法宝，破译的情报，绝不和军技室掺和，更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而军统局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则完全是个空架子，研究人员几乎等于零。如果魏大铭手中真有一批研究人才，这一场权利之争，到底鹿死谁手，可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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