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接收原上海的各机关单位。池步洲所在的合作金库，属于金融系统，尽管大头目们已经逃往台湾，但是中下层的员工也还不少。解放军来了，如何接收，旧有员工是否继续留用，谁也不知道，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候，池步洲一家住在北四川路底馀庆坊26号合作金库的员工宿舍内。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住宅，楼上住着的锺先生一家，楼下住着的刘先生、朱先生和池步洲共三家，都是合作金库的同事。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特别是四家的太太们，都是家庭主妇，先生们上班去了，四位主妇在家里操持完家务，免不了要互相走动，因此来往得更加密切。白须宾来中国已经十几年，汉语学得相当不错，不但会讲四川话、上海话，讲起“国语”来，比池步洲那带有福建腔的“蓝青官话”还要强上几分。在这几位太太中间，跟刘太太的关系最好。这一者因为池、刘两家是紧邻，见面的机会多，二者刘太太不但长得漂亮可爱，性格也温和敦厚，善于言辞，跟白须宾最合得来，所以两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

        解放军进入上海，睡马路，吃干粮，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但不住民房，连喝水都不打搅老百姓的。这在那个兵就是匪的年代，老百姓看惯了竖眉立目、蛮不讲理的中央军，突然见到这样规矩的子弟兵，简直都愣了。于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谎言不攻自破，解放军的威信很快建立起来。军管会通过广播电台号召各行各业各安生计，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工人照常上工，各机关单位的职员，要保护好文书档案，等待军管会派人来接管。在这样的前提下，池步洲他们邻居几个也都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就一起到金库去上班。

        中央合作金库是个大单位，军管会派来军代表接管之前，由驻军派兵暂时看守，一切业务全部停顿，所有仓库全部贴上封条，全体人员上班，除了听一个干部说几句“要提高警惕，防火防盗，保护好国家财产；要遵守法令，等待军管会接管”之类安定人心的话头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大家最最关心的是否继续留用的问题，则要等军代表到来之后才能决定。

        池步洲的三位邻居回到家里，一个个面孔全都拉得老长，惹得太太们也满腹狐疑，见丈夫心情不好，又不敢问，只好互相打听消息，焦急不安。刘太太到白须宾房里来串门，见池步洲依旧有说有笑，就问解放军接管了合作金库，对原有人员，究竟作何处置。池步洲自以为是地侃侃而谈：“古往今来，改朝换代，对做官的来说，当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上自宰相阁辅，下至府州县官，统统都要撤换。但是对于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不管谁坐天下，总还是要雇佣一批办事的人来替他们干活儿的。何况共产党内大老粗多，缺的就是知识分子，如今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人心又都向着共产党，全国解放，只是早晚间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一旦全国解放，百废待兴，各项建设，纷纷上马，只怕现有的几个知识分子还不够用呢？咱们一不是反动派，二不是贪官污吏，三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家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即便合作金库没有了，别的单位也要用人的，何愁会失业饿饭？”一席话，说得刘太太也开朗起来，高兴而去。

        池步洲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跟刘太太说：我是留日学生，身有一技之长，抗战期间又是毁家回国共赴国难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在抗日战争中破译日本密电码成功，对抗战胜利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共产党既然志在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必然都是爱国人士无疑，对我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唯恐太晚，怎么可能排斥我、不用我呢？

        六月十九日，军管会派到合作金库的军代表终于到任。谁都没有想到，来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穿一身布军装，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大家全都心悦诚服。她召集大家讲话，首先宣布：根据政策，凡是金融系统的原有人员，除有不法行为者外，原则上一律留用，要大家安心工作，努力学习，赶上形势，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等等。大家听了，十分欣慰，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纷纷议论，共产党到底是中国人民的精英组成，站得高，看得远，从国家需要出发，不像国民党，用人唯亲，没有亲友关系的，换一个头头就要担心卷铺盖。既然共产党这样看得起我们，我们唯有听从党的安排，努力工作，以报答党的“知遇之恩”。

        池步洲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得知妻子已经临产，由刘太太送进了医院。急忙赶到医院，第五个孩子已经出世，是一个白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皆大欢喜。

        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的机构撤销了，对外业务完全停顿，系统划规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目前主要工作是理财产，人员则等待重新分配。池步洲原来经管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事宜，现在这一业务停顿，把密码本子往上一交，就等待分配工作了。每天上班，除了跟大家一起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之外，根本没有事情可做。但是每月却可以领到二百五十个“折实工资单位”，一家大小，生活基本安定。

        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金融已经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中央银行玩弄“币制改革”的把戏，废除法币，推出号称“金本位”的金元券。但是曾几何时，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还快，物价继续上涨，金元券完全失去了信用，在市场上已经不再流通，大宗交易，一般都以黄金、白银结算，小宗买卖，则用大米结算，几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解放以后，虽然也用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但为了稳定人们对纸币的不信任情绪，发放工资，不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而推出一种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叫做“折实单位”，也叫“工资分”。

        “折实单位”于一九四九年春首先在天津推出，一个折实单位等于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总和。折实牌价由人民银行每天挂牌公布。天津的每个折实单位，包含一斤面粉、一斤玉米面、一尺布的前五天平均价格。后来推广到京沪宁汉苏杭等地，实物内容有些因地制宜的变化。例如上海的实物内容，就改为一斤标准米、一斤标准面、一尺龙头细布、一斤煤，价值比天津的要高一些，平均值大约六千五百元左右，相当于新币六角五分。

        当时的工资制度，解放军及随军进城的人员一般按供给制或包干制供应；本地旧员工或新招人员按折实工资单位发给。上海地区，一般科员、办事员的工资，大约在一百个工资分左右。池步洲每月拿二百五十个工资分，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高的。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很快就控制住了物价，市场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基本稳定。大家从物价飞涨的市面一下子过渡到物价稳定的市面，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从心里拥护共产党，歌颂她的英明伟大。池步洲身在福中，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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