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对于先到的那七八条汉子，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份，不敢贸贸然招呼，万一要是违犯了监规，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等到他吃饱了饭、洗过了澡、理完了发，再次斜靠在被卧垛上小憩的时候，与他床头相接的一个先来的人就凑了过来，小声地问：“老兄，你从哪里来？”

        啊，只此一声，一切就全都了然于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缘是劳改犯！

        互通姓名后，得知此人叫杨若膺，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少将。他是一九四八年在河南与解放军作战中被包围，放下武器投诚的。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他倒是没有被判刑，但一直处于“学习”的阶段，老也结业不了。这一次，他是在“换一个学习环境”的名义下集中到这里来的。

        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可停止。只要穿白大褂的不在房间里，大家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有一个叫王荣的，来自福建，是王耀武的胞弟，当过少将旅长，在福州被捕入狱。此人个子不高，面目黧黑，具有北方人的爽直性格。他说他在福州劳改，干的是重体力劳动，肚子却老是吃不饱，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熬，比什么苦楚都难受。这次是两个解放军干部专门到福州去把他解到上海来的。坐的是火车卧铺，不但没上铐，每次上厕所，两个解放军干部还都在厕所门口站岗。第一次吃饭，一个人一份儿，他三口两口吃完，肚子还不饱，可不敢再要。那两个干部见他吃饭狼吞虎咽，体会到一定没吃够，又给他买了两份儿，总算吃饱了。

        有一个叫高鹤飞的，比池步洲晚到几天。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副司令。因他与地下党有些接触，见疑于汤恩伯，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没带他去台湾。解放后被捕，送到苏北的一个劳改农场劳动。他是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哪儿干过农田活儿？翻地的定额完不成，就挑灯夜战，不完成定额不许睡觉，累得个贼死。住的是茅屋草铺，吃的是胡萝卜豆饼，还吃不饱。条件比上海差得多。头一天到，也一连吃了两大盆米饭，跟饿狼似的。

        可见当时粮食紧张，犯人们吃不饱肚子，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上海一地如此。

        后来，集中的囚徒越来越多，总数达三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或文职人员，其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将，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叫徐建平，本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似乎与军队系统没有太多的关系，大概是党政系统的什么重要人物。

        大家初来乍到，彼此都不了解，虽然是“群英聚会”，介绍自己的时候，只讲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提走麦城，大概也是难免的。好在来日方长，谁的人头怎么样，自然“日久见人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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