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女人的形象、女人的爱的幻影那时候几乎从未以清晰的轮廓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在我的一切思考、一切感觉之中却隐藏着一种对新奇的、无比甜蜜的女性东西的半意识到的羞涩的预感……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别墅度过的最初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我们是在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天从城里搬去的。我时常出去散步——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哨卡外面；我总是随身带上一本书，例如凯达诺夫的教科书，但却很少翻看，而更多的是高声吟诗，我能背诵很多诗；我的血液在激荡，心在忧伤——甜蜜而又可笑地忧伤：我一直在期待着什么，莫名其妙地感到胆怯，对一切都感到惊奇，我整个身心时刻在准备着；想象总是围绕着同一些形象在驰骋、飞旋，就如同燕子在霞光中围着钟楼飞翔；我沉思，忧伤，甚至哭泣；但是，年轻、旺盛生命的欢乐的感情，仍然透过眼泪，透过由韵律铿锵的诗句和黄昏的美景引起的忧伤，像春天的小草显现出来。

        父亲冷冷地朝她看了一眼，她便不做声了。

        我们的别墅是一栋老爷住的有柱子的木头正房和两座配房。左边的配房里是一个制造廉价壁纸的小作坊……我不止一次去那里观看十来个身材瘦小、头发蓬乱、身穿油污长衫、面容疲惫不堪的男孩子干活。他们不断跳到压花机长方形木板上面的木头杠杆上，用自己孱弱身体的重量压印出壁纸的五颜六色的花纹。右边的配房还空着，正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之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这座配房的百叶窗打开了，里面出现了女人的面孔——有一家人住进去了。我记得，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询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姓氏之后，她起初用不无某种尊敬的口气小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又补充说：“想必是个没钱的。”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他们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的卡卢加哨卡附近租了一座别墅。我正在准备考大学，但很少学习，不急不忙。

        我有一匹骑乘的马，我时常亲手给它备好鞍鞯，一个人骑着远游。我纵马飞奔，想象自己是中世纪比武场上的一名骑士——风儿是多么欢快地在我耳边鸣响！——或者仰望天空，把它灿烂的光华和蔚蓝的颜色吸收到自己敞开的心灵里。

        真的，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富有的女人：她租的配房那么破旧，又小又矮，多少富裕一点的人是不会同意住这种房子的。不过，我当时把这些话当作了耳旁风。公爵的封号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不久前刚读了席勒的《强盗》。

        “是这样，”母亲说，“这样倒更好。”

        没有人限制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离开了我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之后。我这个法国家庭教师怎么也不甘心自己“像个炸弹似的”（e une bombe）落在俄罗斯，整天面有愠色地躺在床上。父亲对我漠不关心而又亲切；母亲几乎不关心我，虽然她除了我再没有别的孩子：其他的操心事占去了她的精力。我父亲是个还很年轻而又非常漂亮的人，他娶她是有所贪图的；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的生活很凄惨：她总是焦躁不安，嫉妒，生气——但不是当着父亲的面；她非常怕他，而他态度严厉、冷淡、疏远……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比他更装腔作势地镇定、自信和刚愎自用。

        “他们是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太太。”管家恭恭敬敬上菜的时候说，“他们自己没有马车，太太，家具也很少。”

        那时我十六岁。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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