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每天骑马出去。他有一匹非常好的灰中带棕红色的英国马。这匹马细长的脖子，长长的腿，耐劳，也很凶猛。它叫艾列克特里克。除了父亲，谁也骑不了它。有一次父亲到我这儿来，他情绪很好——他好久都没有这样了；他准备出去，已经戴上了马刺。我请求他带我一起去。

        “最好让我们来玩跳背游戏，”父亲回答说，“因为你骑你的德国短腿马是跟不上我的。”

        “跟得上，我也戴上马刺。”

        “那好吧。”

        我们出发了。我骑的是一匹鬃毛长的小黑马，腿很健壮，也是一匹烈马。当艾列克特里克小跑的时候，当然，它必须拼命奔跑，但我终究没有落后。我没有见过像我父亲那样的骑手。他骑马的姿势那么漂亮，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他胯下的马也感到了这一点，也觉得神气。我们穿过所有的林荫道，到了处女地，越过几个栅栏（起初我害怕跳，但父亲看不起胆小的人——我就不再害怕了），两次穿过莫斯科河——我已经在想我们该回家了，何况父亲自己已发现我的马累了。突然，他离开我，从克里米亚浅滩拐向一边，沿着岸边策马向前。我紧跟在他后面跑去。来到一堆码得高高的旧原木旁边，他飞身跳下艾列克特里克，叫我也下马，他把马缰绳交给我，让我在这儿，在原木旁边等他，自己拐进一条小胡同去，就不见了。我开始沿着岸边前后走来走去，牵着两匹马，一面吆喝着艾列克特里克，它走的时候常常扯动脑袋，抖动身子，打响鼻，嘶叫；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它就轮流地用蹄子刨土，尖叫着咬我那匹德国马的脖子。总之，它表现得就像匹娇惯的pur sang。父亲还没有回来。河面上吹来一股难闻的潮气。小雨悄悄地下了起来，在讨厌透顶的该死的灰色原木上淋了许多很小的黑点，我在它旁边走来走去已经很久了。我烦闷极了，父亲还没有来。一个楚赫纳族岗警，也是一身灰色，头戴一顶瓦罐形的旧高筒大军帽，手执长戟（我觉得，何必要岗警站在莫斯科河上！）走到我跟前，把他那老太婆似的布满皱纹的脸对着我说：

        “少爷，您在这里牵着马做什么呢？来，我给您牵一会儿。”我没有理他。他又问我要烟抽。为了摆脱他（况且我也等得不耐烦了），我朝父亲离去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走到胡同尽头，转过拐角就停住了。在街上，离我四十步左右，在一栋小木屋打开的窗户前，站着我的父亲，背朝着我，他的胸膛靠在窗台上，屋子里坐着一个穿深色衣服的女人，窗帘挡住了她半个身子，正在和父亲谈话；这个女人就是琦娜伊达。

        我惊呆了。说实话，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的。我的第一个内心活动是逃走。“父亲一回头，”我心里想，“我就完了……”但是一种奇怪的感情，这种比好奇心，甚至比嫉妒，比害怕更强烈的感情止住了我。我开始望着，使劲竖起耳朵听着。似乎，父亲在坚持什么，琦娜伊达不同意。我好像现在还看见她的脸——忧愁，严肃，美丽，而又流露出一种无法表达的忠贞、悲伤、爱慕和绝望的神情——我再找不出别的词句了。她说的都是单音节的词，不抬眼睛，只是微笑——顺从又固执。单凭她这笑容我就认出了我原来的琦娜伊达。父亲耸了耸肩，把头上的帽子正了正——这是他不耐烦的征兆……然后我听到了一句话：“Vous devez vous séparer de cette……”琦娜伊达直起身子，伸出一只手……忽然我的眼前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父亲突然举起了他在掸常礼服衣襟上灰尘的马鞭——就听到啪地打在这只露到肘部的手臂上的猛烈一击。我好不容易忍住了，没有叫出声来。琦娜伊达哆嗦了一下，默默地看了看我父亲，慢慢地把手臂举到嘴边，吻着手臂上发红的伤痕。父亲把马鞭扔到一边，急忙跑上台阶，冲进屋里……琦娜伊达转过身去——伸出双手，把头往后一仰，也离开了窗口。

        我吓得屏住了呼吸，心里怀着一种迷惑的恐惧往回奔，跑出胡同，差点没放走艾列克特里克，回到了河边。我什么也弄不清楚。我知道，我冷峻、克制的父亲有时候也会有狂怒的冲动——然而我还是怎么也不能理解我所看见的事情……但我立刻感到，不管我活多久，我永远不可能忘记琦娜伊达这个动作，这个目光，这个笑容；她的形象，这个突然呈现在我面前的新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了。我木然地望着河，没有察觉我的眼泪在不停地流。“她挨打了，”我想……“挨打了……挨打了……”

        “喏，你怎么了——把马给我！”身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我机械地把缰绳递给他。他跳上了艾列克特里克……冻僵的马用后腿直立起来，往前跳了有一俄丈半远……但父亲很快驯服了它。他用马刺踢马的两侧，用拳头打了一下它的脖子……“唉，马鞭没了。”他喃喃地说。

        我想起了这根马鞭方才的呼啸声和打击声，哆嗦了一下。

        “你把它放到哪儿去了？”过了一会儿，我问父亲。

        父亲没有回答我，纵马向前。我追上了他。我一定要看看他的脸。

        “我不在的时候，你闷得慌吗？”他透过牙缝说。

        “有点儿。你到底把马鞭掉在哪儿了？”我又问他。

        父亲飞快地朝我看了一眼。

        “我没有掉，”他说，“我把它扔了。”

        他沉思起来，低下了头……这时候我第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端庄的脸上有多少柔情和悔恨。

        他又策马向前，这下我追不上他了。我回到家比他晚了一刻钟。

        “这就是爱情，”夜里我坐在重新摆上笔记本和书籍的书桌前，又对自己说，“这就是激情！……看来，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忍受随便什么人的鞭子……即使是出自最可爱的手！啊，看来，是可以的，如果你爱的话……而我呢……我却曾经想象……”

        最后这一个月使我老成多了——我觉得我的爱情和它引起的种种激动和痛苦与另一种莫名的感情相比是如此渺小、幼稚和毫无价值；这种感情我勉强能够猜到，它使我感到恐惧，如同你在昏暗中徒劳地竭力想要看清的一张陌生、美丽而又可怕的脸……

        就在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而又可怕的梦。我梦见我走进了一间低矮黑暗的房间……父亲手拿着马鞭站在那里，跺着脚，琦娜伊达紧靠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在她手臂上，而是在额头上有一条红印子……满身血迹的别洛夫佐罗夫从他们两人的背后站了起来，张开苍白的嘴唇，愤怒地威胁父亲。

        两个月后我进了大学，半年之后我的父亲（由于中风）在彼得堡去世了，他跟我母亲和我刚刚搬到那里。他死之前几天收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使他异常激动……他去求母亲什么事，据说，他，我的父亲甚至哭了！他中风的那天早晨，他给我用法文写了封信，但只开了个头。“我的儿子，”他写道，“要提防女人的爱情，要提防这种幸福，这种毒物……”他死后母亲往莫斯科寄去了相当大一笔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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