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驾漂亮的轻便折蓬马车驶进省会N市一家旅店的院子，马车虽然不大，却安装了弹簧底盘。坐这样子车的大多都是单身汉，比如退役的中校、上尉，家里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啊，等等，大体上都可以算是中等绅士的人。马车上坐着的这位先生，虽然谈不上是美男子，却也算是英俊；不瘦也不是很胖，不能说年轻，也不能说是老。他的到临在市里并没有引发一点儿异常变动，也没有一点儿议论，只有两个俄国乡下人在旅店对门的酒馆门口议论了一下，可与其说他们议论是马车里的乘客，还不如说议论的是那辆马车。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嗨，看那车轱辘！要是去莫斯科，这轱辘能不能拉到？”那另一个说：“能拉到。”“要是去喀山呢，你看，拉得到吧？”“去喀山可到不了。”另一个回答。他们的议论如此而已。还有就是马车驶近旅店时，对面走过来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穿着一条白条纹的细短裤子，一件特意模仿时髦样式的燕尾服，里面露着一件罩胸，衬衫上别着一只图拉产的小手枪式样的青铜别针。年轻人侧身看了眼马车，就用手捂着险些让风吹走的帽子，快步走过去了。

        当马车驶进院子时，上前来迎接的是一个旅店侍仆，或者如俄国旅店里通常说的，一个伙计，他们通常动作敏捷，绕着你团团转，把你弄得头晕目眩，连他的脸是什么模样都看不清楚。伙计一只手拿着毛巾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颀长的身子裹着一件长长的线呢常礼服，礼服后身儿高得几乎要盖住后脑勺了。他向后撩了一下头发，灵巧地把这位先生带上了楼，穿过一条木制走廊，领这位先生去看上帝恩赐给他的卧房。卧房是大家都清楚的，也就是说和各省会里常见的那种旅店一样，旅客们一昼夜花销两个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个舒适的房间。房间各个角落里都爬满了里像黑枣干一样探头探脑的蟑螂，房间里有一扇通往隔壁的门，中间往往用一口五斗橱挡着，住在隔壁房间里的一位邻居，尽管是个沉默寡言、举止文静的人，却非常好奇，极想探知隔壁新来旅客的各种底细。旅店的外观同它的内部十分相称：长长的二层楼房，底层没有抹泥灰，露出暗红色的砖头，有些脏的红砖，几经寒暑，颜色变得昏暗发黑了；上层千篇一律地抹成黄色；楼下是一些售卖马轭、绳子或羊皮的小铺，在把角的一个小铺里，或者不如说是在一个窗口里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小贩，一只赤铜茶炊放在脚边，小贩的脸红得跟那茶炊一样，要不是一只茶炊上那漆黑漆黑的胡子的话，从高处看下去还会以为窗口放着两个茶炊呢。

        当新来的这位先生查看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人拿进来了：先是一只有点磨损的、表明已经不止一次经历长途跋涉的白皮箱。抬皮箱的是车夫谢里凡和听差彼得卢什卡，矮个子的车夫谢里凡，上身穿了一件光板皮袄；彼得卢什卡约莫三十来岁，穿一件又肥又大的破旧常礼服，明显是老爷穿旧了给他的，这年轻人看上去有些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大鼻子。跟在白皮箱之后被拿进来的一只用桦木镶嵌花纹的红木小箱子，几副皮靴楦子和一只蓝纸包着的烤鸡。把这些东西都抬进来以后，车夫谢里凡就到马厩照料马匹去了，听差彼得卢什卡则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在黑洞般的狭窄过道里，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拿进来了，同时带来的还有他身上特有的一种气味，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那个装着仆人需用的各种衣物的袋子也染上了。在这个过道里，他把一张三条腿的窄床靠墙安放好，放上从店主人那里要来的一个很小的垫子似的东西，这东西又硬又扁，像一块死面油饼，上面的油腻也可能赶上油饼了。

        在仆人们忙乱着安顿的时候，主人走到了大厅里。这种旅店的大厅是什么样子——每个旅客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样是几面涂过光漆的墙，墙的高处被熏得乌黑，低处被各种过往客商特别是本地的商人的脊背蹭得锃亮，因为当地商人在集市贸易的日子里经常三五成群地在这里来喝上两壶茶；同样是被熏得乌黑的天花板；同样有垂挂着玻璃坠儿的被烟熏得乌黑的枝形灯架，每当伙计熟练地托着叠满像海边上落的鸟群一样的茶碗茶盘，跑过磨得破损不堪的地板漆布的时候，那些玻璃坠儿就跟着跳动起来，发出清脆的响声；墙上也同样挂满了油画，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旅店常见的，所不同的是这里一幅画上的仙女的一对乳房如此之大，想必是读者未曾见过的。不过这种畸形夸张的手法在各种历史画上并不多见，这种历史画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由谁从哪里带到我们俄罗斯来的，有时甚至是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听信他们的马车夫的建议从意大利选购来的。新来的这位先生摘掉帽子，从脖子上摘下一条五颜六色的围巾，凡是结了婚的人，这种围巾都是太太亲手织的，一边织一边还要娓娓动听地教授一番围法；至于单身汉围的，那谁也不知道是谁给织的了，我就从没有围过这种围巾。这位先生解下围巾便吩咐上午饭。伙计给他端上了旅店里常备的各式菜肴，如为旅客留了几个星期的青菜汤酥皮馅饼，牛脑烩青豌豆，香肠配焖白菜，烤肥母鸡，腌黄瓜和随叫随到的酥甜点心。在给他端上这些热菜和冷盘的时候，他就让侍仆或者叫伙计来回答他的各种问题：这家旅店的东家从前是谁，现在是谁，进项多不多；当问到掌柜的是否是一个大坏蛋时，伙计照例回答说：“噢，先生，那可是一个大骗子啊。”在文明的俄罗斯现在也如同在文明的欧洲一样，有非常多尊贵的客人在吃饭时必须要同伙计闲谈一阵，不然会吃不下饭，有时甚至还要开一下伙计的玩笑。不过我们这位先生提的可并不全是无聊的问题：他非常详细地打听了此地的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官员；但对各位知名的地主的情况他最为关切的是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同时他们住得多远，有什么脾气嗜好、多久进一趟城——这些他都打听了。对本地区的情形，他也很感兴趣：是否流行过什么瘟疫——致人死命的疟疾、天花啦，等等，从他认真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不只是单纯好奇。这位客人举止很有派头，擤起鼻子来声音特别响，搞不清他是怎么弄的，但是他的鼻子就像喇叭一样响。这个独特的长处赢得了旅店伙计的尊敬，那伙计每次听到这“喇叭”声都要甩一下头发，毕恭毕敬地挺挺身子，低头问一句：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吃完了饭，这位客人叫了杯咖啡，便靠坐到沙发上，往身后塞了一个靠垫（俄罗斯旅店里的靠垫，里边不是装的有弹性的羊毛，而是一种硬得像砖瓦一样的东西）。之后，打起哈欠的他吩咐伙计送他回房间去，回到房间的他倒头便睡，睡够起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随后他便应伙计的要求，把自己的官衔、姓名写在一张纸上，以便旅店申报警察局。拿着纸的伙计一边下楼梯，一边偷偷读起我们这位客人的来历：“六品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伙计在吃力地读纸条的时候，我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先生已经上街去逛了。对这座城市，他看起来十分满意，他发现与其他省会相比这座城市毫不逊色：

        砖房上的黄色油漆极其鲜艳夺目，木头房子上是暗沉沉的灰色油漆，房屋有一层的、两层的，还有一层半的，都有省里的建筑师们认为很美观的一个阁楼；整个城市的布局，有些地方的房屋孤零零的，好像是被扔在荒野似的宽阔的大街和了无边际的木板院墙中间；另一些地方的房屋又鳞次栉比地挤成一团，显得异常热闹充满生机。举目可以看到一块块被雨水洗去颜色的各种招牌，还可以分辨出上面不是画着面包卷儿就是大皮靴，有一处招牌上画了一条蓝裤子，写着“华沙裁缝店”的字样；另一个招牌上是一些便帽和制帽，写着“洋商华西里·费奥陀罗夫”；还有一个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两个玩台球的人，都穿着燕尾服，就是在戏院最后一幕戏结束后那些去登台接见演员的大人物穿的那种大礼服，画上的两人拿着台球杆在瞄准目标，手臂略微后缩，弯曲着腿，仿佛刚刚做完一个腾空弹跳的舞蹈动作。画下边还写明“台球房在此”；也有的干脆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起了榛子、肥皂和跟肥皂块相似的蜜糖糕饼；还有个小饭馆招牌上画了一条身上插着一把叉子的大肥鱼。最常见的还是颜色发乌的双头鹰国徽，如今已被简练的“酒馆”二字取代了。路面到处因为年久失修而显得糟糕。他还到城市的花园去了一趟，花园里只有几棵枯瘦的半死不活的小树，树身下都用三角架支着，三角架用绿色油漆刷得很美观。尽管这些小树还没有芦苇高，但在报纸上描述本市张灯结彩的节日盛况时却说：“感谢我市市政长官的关怀，我市享有美丽的花园一座，此园枝叶茂密，树木参天，炎夏酷暑之时，真是给人清爽宜人之所。”还说：“市民满怀感念市长大人恩泽，莫不感激在心热泪盈眶，此情此景令人不胜感动。”

        我们这位先生还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市议会、政府机关、省长官邸等处的近路，又去看了看市中心的那条河，为了回去慢慢地赏读，还顺手把路上的一张海报撕了下来。这时对面的木板人行道上走过一位长相并不难看的太太，太太身后跟着一个身穿仆人制服的家童，手里拎着一个包裹。他目不转睛地朝那太太注视了半天，端详完了，还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一切，仿佛要牢记这里的景物似的，这才转身返回旅店，旅店伙计搀扶他上了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喝完茶，坐到桌旁，吩咐人给他拿来一支蜡烛，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海报，凑近烛光，眯缝着双眼，读了起来。可惜海报上吸引人的东西并不多：正在上演柯楚布先生的剧本，波普廖文饰演罗拉，贾布洛娃女士饰演科拉，其他角色就更不值得注意了；可是他还是认真读完了演员名单，甚至读到池座的票价，而且还知道了这海报是省政府印刷厂印的；之后他又把海报翻了过来，想看一下背面还有什么名堂，可惜并没有如愿，于是便揉揉眼睛，把海报仔细叠起来，装进他那只小红木箱里，这是他的习惯，无论碰到什么都要往那小箱子里放。最后，他吃了一盘凉牛肉，喝一瓶冒汽的格瓦斯，然后和在疆域辽阔的俄罗斯某些地方的说法一样，以鼾声如雷来结束这一天的所有了。

        第二天一整天全花在了造访上。我们这位先生出门访问了城里所有的高官显贵。他先去拜见了省长，省长原来同乞乞科夫先生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有人传说他已被授予星形勋章了；不过，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有时候甚至还要在透花纱上亲手绣一绣。这之后，他又去拜见了副省长，之后又是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的督办……遗憾的是，不能把所有有权势的人都一一提到，然而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我们这位先生进行了非比寻常的访问活动：他甚至还去向卫生监督和市区规划师表示了敬意。最后他还久久地坐在马车里考虑着还有谁应当去拜访，可是城里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官员了。在跟这些权贵人物谈话的时候，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很巧妙地夸奖了每一个人。他恍若无意地向省长提及进入他治下的省份仿佛就是进入了天堂，笔直的大路四通八达平摊得像铺着天鹅绒，又说，那些擅于挑选贤明官员的政府首脑是理应受到大力赞扬的。在拜会警察局长时他说了一些有关岗警的讨好的话。而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时，虽然他知道他们不过是五品官，却故意说错了两次，称呼他们“大人”，这令这两位官员非常高兴。这一天拜会的结果是，省长邀请他当天参加一个家庭晚会，其他的官员也都向他发出了邀约，有的请他吃午饭，有的请他玩波斯顿牌，也有的请他到家里吃茶点。

        我们这位先生尽量减少谈论他自己，即便谈到，也是空泛泛地谈上几句，口气谦卑到尘埃。在这些拜会中，他的话多少有些文艺腔，说自己是尘世间一条无足轻重的蛆虫，颇不值得诸位垂青，只是见惯了尘世种种，在仕途上由于认真奉公受尽挫折，屡遭攻讦，有的敌人对他竟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他盼望安闲度日，周游各地以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他到达本市后，认为自己必须向当地的官员表达敬意。这便是本城的人从我们这位先生嘴里所能听到的一切。

        为了在省长的家庭晚会上露面，我们这位先生足足准备了两个多小时，其在修饰打扮上的认真仔细，在本城的绅士身上从来未见过。午睡一醒来，他便吩咐活计打水盥洗，在两颊打上香皂，用舌头顶着腮帮子，反复擦洗脸颊，之后跟旅店伙计要来手巾，对着伙计拧了两下他那被称道的喇叭鼻子，就从耳根开始把肥胖的脸颊前后擦干，接着照着镜子穿好罩胸，还拔了两根从鼻孔里伸出来的鼻毛，接着穿上了一件绛红色带小花点的燕尾服。穿戴停当之后，他坐上自己的马车，沿着宽阔的大街上前往省长府邸。街上只有从窗户里偶尔投射出来的微弱灯光，不过省长官邸却是灯火通明，俨然是举办大型舞会的气派；许多亮着车灯的马车停在大门口，门口站着两个宪兵，远处传来前导驭手们赶马的声音，——总之一句话，光鲜亮丽里的热闹应有尽有。刚走进大厅，乞乞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缝起来，因为蜡烛、灯火和女士们的服装太亮丽耀眼了。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耀眼。黑色的燕尾服飘散在整个大厅，不时在这里那里潮聚潮散，就像在炎热的七月盛夏里，一大群苍蝇围住了糖块飞舞，而此时老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边把大糖块砸成亮晶晶的碎块，旁边的孩子们兴奋地围看管家婆挥动锤子上下起落的干瘦手臂，而苍蝇们则成群在空中飞舞，乘着微风，借着灯光刺眼的机会，欺凌管家婆的老眼昏花，明目张胆地在香甜可口的糖块上聚集，时而三两结对，时而拉帮结派。其实食物丰盛的夏天把佳肴美味播撒的到处都是，让苍蝇们已经吃得脑满肠肥，苍蝇们飞来并不是为了吃这顿佳肴，只是想来露露面，展示一下自己，它们在糖块上肆意飞舞，偶尔落下来走动走动，彼此用前腿或后腿打个招呼，或者用爪子挠挠自己翅膀下肥硕的身子，或者伸出前爪蹭一下自己的脑袋，随后转身飞走，再飞回来时必定带着一群新的惹人厌的苍蝇。

        乞乞科夫还没有来得及观察清楚周围的情况，手臂就被省长拉住，带去介绍给省长夫人。我们这位先生当然不会失礼：他说了一句对他这样一个官衔不太大可也不太小的中年男人的身份来说非常得体的恭维话。当成对的舞伴双双起舞，把不跳舞的人剩在墙边的时候，我们这位先生背着手专注地看了跳舞的人大约两分钟。女士里有许多人衣着讲究、入时，但也有些穿的是省城里就能弄到的服装。这里的男人们也跟其他地方一样，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瘦子，他们总是绕着女士们转悠；其中有些很难同彼得堡的家伙们区分开，他们有的留着一部梳法极其时髦的连鬓胡子，有的干脆就是刮得精光，露着一张招人喜欢的脸蛋儿，他们潇洒地坐在那些太太们身旁，也像在彼得堡一样，满口法国话，逗那些太太们开心。另一类的男人是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这样：既不太胖也不太瘦。这类男人和第一类男人相反，他们对那些太太们几乎看也不看，只是不时左顾右盼，看省长官邸的仆人是不是把打惠斯特牌用的铺绿毡的牌桌放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脸又胖又圆，有的脸上还长出了几个小肉瘤，有的脸上甚至还有麻子，他们的头发既不梳成前部翘起的鸡冠式，也不打卷，更不理成法国人说的“任其自然”式，——他们的头发不是剪得短短的，就是梳得油光发亮的，而他们的脸庞多半是滚圆结实的。这些便是本地的达官贵人了啊，这个世界上胖子比瘦子要精明强干。瘦子大多是听人指派的，或者只不过在哪里挂个名，成天四处游荡；他们的存在过于轻浮，完全让人靠不住。胖子们却从来不坐次席，坐的总是首要的位置，一坐下来，就稳当牢靠，宁可座位被坐坏压碎，也还是照坐不误，绝不让位。他们不喜欢摆阔，身上的礼服虽然没有瘦子身上的剪裁得那么入时，可是他们的钱匣子里却装满了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用不上三年就会把农奴全部典押到当铺里去；胖子却舒舒服服不声不响，可是一眨眼——他却在市区一头儿的什么地方买了一幢房子，接着又在市区的另一头儿买下了另一幢房子，然后在市郊又买了一座田庄，之后连同农田买进了一座大村庄，当然这些都是他太太的名字。最后，为上帝和皇上效忠的胖子，在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之后，告老还乡，变成了地主和体面的俄国老爷，过起慷慨好客的生活来，而且日子过得极好。在他去世后，一些瘦子继承人便出现了，这些瘦子继承人就会按着俄罗斯人的风俗，把父亲的家产送进当铺，飞快地挥霍一空。毋庸讳言，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在观察这些人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些念头，最后他加入了胖子的一伙。他在这里见到的几乎全是一些熟悉的面孔：长着两道乌黑浓眉的督察官，时而眨巴一下左眼，好像在说“跟我来，老弟，到隔壁去，我要跟你说点秘密”，但事实上他是个老成持重又沉默寡言的人；矮个子的邮政局长，却是个谈吐诙谐的人，还时常谈论哲理；待人和气又稳重精明的民政厅长。这三个人都像欢迎老朋友一样跟他打招呼，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微微弯着腰，不无愉快地向他们鞠躬答礼。在这些人里他认识了非常和气、彬彬有礼的玛尼洛夫，还有有点笨手笨脚的索巴克维奇——这人第一次见面就踩了他一脚，说了声：“请原谅。”很快就有人把纸牌塞到他手里，他也有非常礼貌地鞠了一躬接过牌来。他们坐在铺绿毡的牌桌前，一直玩到吃晚饭。仿佛专心致志地做一项正经事一样，他们都停止了一切闲谈。邮政局长尽管是一个诙谐的哲学家，可是纸牌一拿到他的手里，他的脸上也立即露出一副深思的神情，下唇咬紧上唇，在打牌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放下。他在出大牌的时候，总是使劲地用手敲桌子，说一句什么——如果出的是皇后，他就说：“去你的，老神婆！”如果出的是国王，他就说：“唐波夫的乡下佬，去吧！”民政厅长出牌的时候常常说：“我揪揪这小子的胡子！我揪揪这婆娘的胡子！”到牌桌上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唉！没有别的牌了，听天由命了，出红方块吧！”或者几句简单的吵闹：“红桃儿！红桃儿烂货！黑桃儿草包！”或者叫道：“小黑桃儿！黑家伙！发黑的小桃儿。”或简单地喊一声：“黑鬼！”——这些绰号是他们惯常在一起打牌的时候给各种花色的牌起的。打完牌，他们照例斗起嘴来，嗓门极高。

        我们的这位先生也参与了争吵，但他吵得非常巧妙，虽然争吵，却吵得令人仿佛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比如他从来不说“您出错了牌”，而是说“蒙您错出了牌”，“我有幸吃掉了您的小二”，等等。为了让争吵对方更加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每每把自己那只镶着珐琅花纹的银鼻烟盒递过去，鼻烟盒的底上可以看到两朵紫罗兰，那是用来增添香味的。我们这位先生最为关注的是上边谈到的两个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克维奇。他甚至马上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叫到一旁，打听起这两个地主的情况来。从他提的几个问题来看，我们这位先生不只是好奇，而是有深谋远虑的，他首先问清了这两个地主各有多少农奴，庄园的情况如何，然后才问到他们的尊姓大名。他没有用多少时间就完全迷住了这两个地主。地主玛尼洛夫正当壮年，两眼总是眯缝起来笑，仿佛甜得像糖一样的。他已经被乞乞科夫深深迷惑住了。他紧紧地握着乞乞科夫的手不放，邀请他务必赏脸到他那离城只有十五俄里远的农庄参观。乞乞科夫听到邀请，礼貌地鞠了一躬，真诚地握着对方的手答道，他不但非常乐于从命拜访，而且认为这是他必须完成的责任。这时索巴克维奇也插进来了简短的一句“也请光临敝舍”，并向他两脚并拢致礼。那双硕大无比的脚上穿着一双很难找到的如此之大的皮靴，真难为他能在现今大力士在俄国已经消失的时候找到这么一双靴子。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应邀赴午宴。午饭后下午三点钟开始打牌，一直到半夜两点。我们这位先生在这里又结识了地主诺兹德廖夫，一个不甚拘礼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说了三四句，就开始对他以“你我”相称起来。跟警察局长和检察长，诺兹德廖夫也是如此，但是，开始玩大赌注时，警察局长和检察长却都非常留心观察他吃掉的牌，并且非常注意他打出的每一张牌。

        下一天，乞乞科夫参加了民政厅长家的晚会，民政厅长没有注意客人中有两位太太便穿着略有油垢的睡袍出来迎接。此后，他又参加到副省长家的晚会和牌局，参加了包税人举行的大宴会，参加了检察长举行的规模不大、耗资却很大的午宴，还参加了商会会长在做完晨祷之后举行的一次茶会——虽说简单得和午宴几乎一样。

        总之，我们这位先生在旅店里连一个小时也没有流连过，他回来只是为了休息一晚。我们这位先生很善于应付这类事情，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社交老手。无论谈论什么话题他都能应付，谈起养马场，他就跟你谈养马场；谈起好狗，他也有一些颇有见的看法；议论起税务局起诉的案件，他也能表明自己对法院的内幕并非一无所知；说到台球——他对打台球也不外行；说到美德善行，他也能发表感人的观点，说到动情处甚至眼含热泪；说到酿酒——他也很内行；说到海关稽查官的时候——仿佛他自己就是海关稽查官。最值得称道的是，在谈论时他措辞严密，声音不大不小，恰如其分，不管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很非常高尚的人，所有的官员都对他的光临感到高兴。省长认为他是一个老实人；检察长认为他是个干练的人；民政厅长认为他是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宪兵上校认为他是个清正的人；警察局长认为他是个可亲可敬的人；警察局长夫人认为他是个非常礼貌、极其和蔼的人。就连平日对人难有好评的地主索巴克维奇，那天半夜回到农庄脱了衣服躺下，也对他那瘦骨嶙峋的夫人说：“宝贝儿，今天我到省长公馆参加晚会，在警察局长家里吃了午饭，结识了六品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真是一个妙人！”他夫人“哼”了一声，还揣了他一脚算是作为回答。我们这位先生很快就赢得了全市的好评，这好名声一直保持到客人暴露了他的一个奇怪嗜好——他办的一件事情，在这些外省人眼中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咄咄怪事”——这件奇怪的事情让全市人陷入了迷雾之中——有关他的这件怪事，我们马上就要在下边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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