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我的教育乡愁》这个书名，觉得它意味浓郁。读完书稿，还觉得它贴切。我体会，教育之成为林茶居的乡愁，有两层含义。其一，他的早年记忆中铭刻着多位教师的形象，他自己也从十六岁起当上了一名教师，教育是他钟爱的事业。其二，在今天的时代，他心目中那种真正的教育失落已久，教育是他渴望寻回的理想故土。

        正是怀着这两种乡愁，在离开教师岗位之后，林茶居创办和主编了《教师月刊》。他为这份杂志向我约稿，是我们结识的机缘。

        作者又是一位纯正的诗人。这使我对他的这本谈教育的书满怀期待。书中引谢林之言：“诗是人的女教师。”诺瓦利斯之言：“诗是保证直觉健康的艺术。”我相信，一个受了诗这位女教师的熏陶、保持了健康直觉的人，对于教育一定会有独特的、直入本质的理解。事实的确如此。

        在本书中，作者谈教育，也谈诗歌、艺术、生活，随处有令人眼睛一亮的闪光的文字，我在这里仅对其中若干诗性的教育感悟表达我的赞赏和呼应。

        诗与教育原本是相通的。人是一个有灵性的生命，诗是这样一个生命的歌唱，而教育则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健康生长。生命是教育、尤其早期教育的第一关键词。孩子首先是一个生命。“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话语里，没有‘学生’，只有‘孩子’或‘儿童’。”天真率性是孩子天然的生命状态，可是中国人总是强调孩子要“懂事”。“也许有的‘妈妈’被孩子的‘懂事’感动了。只是这种感动非常廉价。这种感动不是一个‘妈妈’的感动，而是一个成人的无知与自得。”时下流行所谓“感恩教育”，把感恩窄化、矮化、俗化为“孝”、“敬”、“顺”，甚至教孩子给父母洗脚、过生日谢父母的生育之恩，荒唐到了极点。孩子天然的感恩“实际上都在那一声叫不腻、喊不累的‘妈妈’、‘爸爸’里”，而人的感恩之心应该“面对的是‘天地’，是‘人间’，是‘命运’，是‘花开花落’，是生命的‘偶然’，是他自己的‘珍惜’”。好的家庭教育绝无刻板的规矩和明确的目标，乃是“‘一家人’的欢乐、吵闹和争执”。鉴于今日育包括家庭教育的病态、阴郁、粗鲁、功利，作者的一句点睛之语是：“那些活得健康、阳光、优雅、无私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这个时代的‘劳动模范’。”

        诗歌创作过程有两个特点，它既是对个人经验的唤醒，又是对灵感突现的敞开。教育过程与此十分相似。一方面，教育也是“对个人经验的发现、呼唤、亲近、激发、彰显”。所谓个人经验，不只是指外部经历，更是指内在体验。其中，“能不能保持精神的青春期是精神成长的关键性问题。那些天真，那些萌动，那些多情，那些梦想，那些对美好事物的无限迷恋……精神成长不仅指向未来，还意味着对过去的保持，对过去的不断唤醒、激荡、敞开、照亮。”另一方面，教育又是对未来种种未知的可能性的敞开。“孩子的成长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创造性的，是对自我、对世界、对生命奇迹的创造。”“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充满奇迹和意外。你现在根本就无法知晓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今日的教育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背道而驰，功利性的目标统率一切，把个人的内在经验和创造潜能都扼杀了。

        教育要能够唤醒个人经验，开放创造机遇，就必须慢。在古希腊文中，“学校”和“闲暇”是同一个词。世上一切好东西，包括好的器物，好的诗，好的教育，都是在从容的心境下产生的。作者引叶圣陶的名言“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评论道：这“才是体贴人性、让教育之善充分敞开的美好叙事——它准确地握住了教育‘慢’的、‘个性’的、‘顺应自然’的本质”。今日教育的快，实质是急功近利，让学生做的大量事情与教育无关，甚至是教育的反面。可是，孩子和家长却因此没有了喘息的时间。“孩子们的成长被加诸了太多的人生难题。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正做着雪上加霜的事情，还美其名曰：为每一个孩子的一生负责。”“这个时代的中国父母也许是有史以来过得最累的父母。告诉他们可以不做什么比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可能更为急迫。”做减法，减去非教育性质的负担，不但给真正的教育腾出了空间，而且孩子和家长都会轻松得多，这是多么中肯的提醒。

        作为一个执教多年的语文教师，作者对语文教学也有精当的识见。好的语文教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足够的激情与办法让好的文字和孩子相互照亮，相互敞开，相互召唤。它促成这样一种令人向往的教育情境：孩子在好的文字中认出‘我’，发现‘我’，感受‘我’，教育‘我’。”读到这个话，我不由得击节赞叹。倘若不是一个深谙文字的精神品格的诗人，怎么说得出这个话。当今语文教学弊病甚多，举其要者，一是技术主义，课文分析则武断所谓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作文则强求所谓遣词造句、谋篇构局。作者责问道：“谁给了你‘遣’词造句‘谋’篇‘构’局的权利？你所应该做的是丰富自己的内心，听从语言的召唤。”二是道德主义，所谓“先做人，后作文”，而把“做人”局限为做“道德的人”。作者指出，这个命题若要成立，“做人”应该是做“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心灵的人”、“精神的人”、“审美的人”等等，而不只是“道德的人”。事实上，在道德主义的逼迫下，假大空已成学生作文的通病。写假话甚至是一种硬性要求，比如说，让与父母长期分离、艰难度日的“留守儿童”在作文里写“我幸福的一家”，用学到的形容词歌颂祖国和展望未来。在这样的语文教学中，既没有好的文字——即使本来是好的文字，遭到技术主义阉割和道德主义曲解后，也成了坏的文字——又没有真实的“我”，真实的生命和心灵，遑论相互照亮。

        最后，我想说，在教育遭到沦陷的今天，作者的教育乡愁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每个常识尚存的人的乡愁。因此，让教育回归常识，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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