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涅日丹诺夫醒来，他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并不觉得有一点儿不安；他反而充满了一种轻松的、清醒的快乐，好像他做了一件本来早就该做的事情一样。他去向西皮亚金请了两天的假，西皮亚金马上答应了，不过态度很严肃。涅日丹诺夫便动身到马尔克洛夫家里去。在动身之前他设法跟玛丽安娜见了一面。她也没有露出一点儿害羞或者不安的样子；她安静地、坚决地望着他，很自然地称他：“”。她只是关心他会在马尔克洛夫那儿知道些什么事情，她要求他详细地全讲给她听。

        “这是不用说的。”涅日丹诺夫答道。

        “其实，”他想道，“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在我们的友谊上，个人的感情倒占着……次要的地位——不过我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了。这是为了事业吗？对，为了事业！”

        涅日丹诺夫这样想着，他自己也不怀疑，他的思想里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他看见马尔克洛夫的情绪仍然是那样疲倦和沉郁。他们草草地吃了午饭，便坐上前一次坐过的四轮马车（第二匹边套的马很年轻，而且从来没有拉过车，因为马尔克洛夫的那匹马还瘸着腿，他只好向农民租了一匹耕马来代替），到商人法列耶夫的大纺纱厂去找索洛明。涅日丹诺夫的好奇心给唤起来了：他很想接近他最近听见人谈得很多的那个人。索洛明已经得到了通知：这两位客人刚刚在工厂大门前停下来，说出他们的姓名以后，马上让人引进“工程师—厂长”住的那间并不好看的小小的侧屋里去了。索洛明当时正在工厂的正屋里；一个工人跑去唤他，涅日丹诺夫和马尔克洛夫便走到窗前去看外面的景象。工厂显然很兴旺，工作十分繁忙；到处都有不停的活动的闹哄哄的声音：机器的喘息声和敲打声，织布机的响声，轮子的嗡嗡声，皮带的拍击声；同时手推车、大桶和载货马车不断地进进出出；发号施令的大声吼叫夹杂在铃声和哨声中间；男工穿粗布外衣，腰间系一根带子，用一根皮带束着头发，女工穿印花布衣服，他们匆忙地来来去去；装上马具的马让人牵过去了……这是上千人紧张得像弦一样地用全力工作时发出来的闹声。一切都有规律地、照着合理的方式积极地进行；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优美、整齐的样子，连整洁也谈不到；刚刚相反，到处是疏忽、龌龊、煤烟。这儿一扇玻璃窗破了，那儿墙上灰泥脱落了，板壁缺了一些，门又张开了大口；正面大天井当中有一个大的黑水洼，积了一洼脏水，泛着彩虹的颜色；远处分散地堆了一些砖；泥地上四处都是蒲席和麻袋的破片、箱子同一些断绳；几只长毛蓬蓬、肚子干瘪的狗懒洋洋地走来走去，连一点儿叫声也没有；在一个角上，篱笆下面坐着一个乱头发、大肚皮的四岁光景的小孩，他一身都是煤烟，伤心地哭着，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理他似的；在他旁边有一头同他一样满身煤烟的母猪，给一群吃奶的小猪围着，它正在大吃卷心菜头；晾在拉长的绳子上的破烂内衣随风飘动——到处都是这么一种气味，这么一种恶臭！一所俄国的工厂，不错；却不是一所德国的或者法国的工厂。

        涅日丹诺夫看了马尔克洛夫一眼。

        “我听见好多人讲索洛明很能干，”他说，“我得说，这一切混乱实在叫我吃惊；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这不是混乱，”马尔克洛夫忧郁地答道，“这是俄国式的不爱干净。不过——这是几百万卢布的事业！他不得不顺从旧的习惯，适应事业上的需要，还要照顾老板本人的意见。你知道法列耶夫是什么样的人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

        “他是莫斯科最大的吝啬鬼。一句话，是个资本家。”

        这时索洛明走进房来。他本人跟工厂一样，又叫涅日丹诺夫失望了。看头一眼，他好像芬兰人，或者更像瑞典人。他是高个子、浅黄色头发、宽肩膀、干瘦的人；他有一张黄色的长脸，一个短而阔的鼻子，一对极小的带绿色的眼睛，一种安详的眼光，两片向前突出的厚嘴唇，两排大大的白牙齿和一个刚刚让茸毛盖满的、中间凹进去的下巴。他一身打扮同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火夫差不多，他身上穿一件口袋松垂的旧厚呢上衣，脑袋上戴一顶弄皱了的油布便帽，脖子上围一条羊毛围巾，脚上穿一双涂柏油的长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同他一块儿进来；这个人穿了一件普通的厚呢长外衣，有一副极其灵活的茨冈人的面貌和一对锐利的漆黑的眼睛，他一进房来就用这对眼睛打量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是他已经认识的。他名叫帕维尔；据说他是索洛明的得力助手。

        索洛明不慌不忙地走到两位客人面前，默默地伸出他那只长了茧子的瘦骨嶙峋的手把他们的手先后握过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封好的纸包，他还是不说一句话，把纸包递给帕维尔，帕维尔接过来，马上走出去了。索洛明伸了一个懒腰，咳嗽了一声；手一动把那顶便帽从后脑勺上扔开了，便在一把油漆过的小木椅上坐下，他指着一把同一类的长椅对马尔克洛夫和涅日丹诺夫说：

        “请坐。”

        马尔克洛夫首先向索洛明介绍了涅日丹诺夫；索洛明又同涅日丹诺夫握了一次手。然后马尔克洛夫谈起“事业”来，提到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的信。涅日丹诺夫把信交给索洛明。索洛明注意地、从容地读着，他的眼睛跟着字迹一行一行地在纸上移动，涅日丹诺夫一直在旁边望着他。索洛明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已经下沉的太阳明亮地照着他那张略带汗迹的晒黑了的脸和他那带灰尘的浅黄色头发，在上面洒下许多金色的光点。他读信的时候，他的鼻孔微微颤动，而且鼓胀起来，他的嘴唇动着，好像他在念着每一个字似的；他双手紧紧捏住信纸，把它捧得高高的。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这一切倒使涅日丹诺夫感到愉快。索洛明把信交还给涅日丹诺夫，对他笑了笑，随后又去听马尔克洛夫讲话。马尔克洛夫不住地讲着，讲着，可是后来他终于讲完了。

        “您知道吧，”索洛明说，他那略带嘶哑的声音是年轻而有力的，涅日丹诺夫听来觉得很愉快，“在我这儿谈话不大方便；让我们到您那儿去，您府上离这儿也不过七里地。我想你们是坐马车来的吧？”

        “是的。”

        “好……车里会有我的坐位吧。一小时以后我的工作就完了，我就完全自由了。我们要好好谈一下。您也有空吗？”他掉转头向涅日丹诺夫问道。

        “一直到后天都有空。”

        “好极了。我们就在他家里过夜。谢尔盖·米哈伊雷奇，可以吗？”

        “这还用问！当然可以。”

        “好吧——我马上就好了。我只要把身上稍微弄干净一点儿。”

        “您工厂的事情怎样呢？”马尔克洛夫含有用意地问道。

        索洛明朝旁边看了看。

        “我们要好好谈一下，”他又说一遍，“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了……我忘了一点儿事情。”

        他出去了。倘使他先前没有给涅日丹诺夫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那么涅日丹诺夫大概会想，也许甚至会问马尔克洛夫：“他是不是故意躲开？”可是这一类的问题他连想也不曾想过。

        一个钟点以后，在这座大楼的每一层，从所有的楼梯，从所有的门里，大群的喧嚷的工人拥了出来，马尔克洛夫、涅日丹诺夫和索洛明坐的马车也就在这个时候出了工厂的大门到大路上去了。

        “瓦西里·费多特奇！要干起来吗？”帕维尔把索洛明送到大门口，末了大声问道。

        “等一等，……”索洛明答道。他接着向他的朋友们解释道：“这是夜班的事。”

        他们到了博尔旬科沃，在那儿吃了晚饭（这大半是为了礼貌的关系），随后就抽起雪茄烟、谈起话来，这是俄国人那种讲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夜间长谈，像这种形式的长谈在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中间都是很少有的。不过就是在谈话的时候，索洛明也并没有满足涅日丹诺夫的期望。他讲话非常少……少得几乎可以说他并没有讲过话；可是他听得很注意，要是他偶尔发表一点儿意见或者批评一两句，他的话总是有道理，有分量，而且很短。索洛明看来并不相信俄国就要发生革命；可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他也不阻止他们去试一下，而且他不是站得远远地观望，他倒是站在他们的近旁。他同彼得堡的革命者很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情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老百姓出身的；可是他明白就是这些老百姓（离了这些老百姓“你什么事也做不了”）由于环境所迫，对革命还是很冷淡，对他们需要做长时期的工作，使他们有所准备，然而这不是那些革命者的方法和手段所能办到的。因此他才站在一旁，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伪君子或者一个滑头的办法，他倒像一个有见识的年轻人，不肯白白地牺牲自己或者别人。至于听呢……他为什么不听别人的意见，并且要是能够的话，他为什么不想多知道一些呢？索洛明是教堂执事的独子；他有五个姊妹，全嫁给教士和教堂执事了；可是他得到他那个严肃而头脑清醒的父亲的许可，离开了宗教学校去学数学，他对力学特别感兴趣；他到一家英国人办的工厂里工作，那个英国人像父亲似地爱他，并且供给他到曼彻斯特去留学，他在那儿住了两年，还学会了英语。他不久前才到这个莫斯科商人的厂里来做事。虽然他对他的部下很严（这种作风是他在英国学来的），可是他们对他还是有好感，他们说：“自己人！”他的父亲对他很满意，叫他做“切实可靠的人”，他父亲惟一抱怨的地方，就是儿子不想结婚。

        我们已经讲过，在马尔克洛夫家里夜间长谈中间，索洛明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可是等到马尔克洛夫谈起他对工厂工人怀着期望的时候，索洛明便照自己的习惯简单明了地说，我们俄国工人跟外国工人不同，——是最不爱说话的人。

        “农民呢？”马尔克洛夫问道。

        “农民？他们中间现在出了好些富农，而且一年一年地多起来；富农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其余的人都是绵羊，愚昧无知。”

        “那么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呢？”

        索洛明笑了笑，说：

        “你们寻找，就寻到。”

        他脸上差不多一直带着笑容，他的笑容同他本人一样，也是非常老实的，却又不是毫无意义的。他对待涅日丹诺夫的态度很特别；这个年轻大学生在他的心中唤起了同情，并且差不多是慈爱的感情。

        在这次夜间长谈的中间涅日丹诺夫突然急躁起来，十分激动；索洛明静静地站了起来，大踏步穿过屋子，把涅日丹诺夫脑后的一扇开着的小窗关上了……

        讲话的人吃惊地望着他，他好意地说：“您不要受凉才好。”

        涅日丹诺夫便开始问他，在他管理的工厂里，他打算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做法是不是要叫工人也分到一份利润。

        “好朋友！”索洛明答道，“我们办了一所学堂和一所小医院，可是连这一点儿我们的老板也像熊一样不肯让步！”

        只有一次索洛明认真发了脾气，把他有力的拳头在桌子上用劲地捶了一下，叫桌子上所有的东西，连放在墨水瓶旁边的一普特重的哑铃在内，全蹦了起来，因为他听见讲起一桩法院压迫工会的不合理的做法……

        涅日丹诺夫同马尔克洛夫谈起怎样“动手”，怎样实行他们的计划的问题，索洛明仍旧怀着好奇心，甚至带着敬意地听着；可是他自己却没讲过一句话。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他们什么话不谈到呢！马尔克洛夫也曾带了点儿神秘意味地讲到那个不知道疲倦的旅行家基斯利亚科夫，讲到他的书信，它们越来越有趣味了；他答应拿几封给涅日丹诺夫看，他还答应让他带回家去，因为那些信很长，字迹又不清楚；而且信里面含有不少的学问，甚至还有诗，并不是什么浅薄的打油诗，却是带着社会主义倾向的诗！马尔克洛夫从基斯利亚科夫讲到兵，讲到副官，讲到德国人，最后他又讲到他的论炮兵的文章；涅日丹诺夫谈海涅和别尔纳的对立，谈蒲鲁东，谈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索洛明只是听着，听着，边思索，边抽他的烟，脸上一直带着笑容，他没有讲过一句俏皮话，可是他好像比任何人更明白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钟敲了四点……涅日丹诺夫和马尔克洛夫倦得快要站不住了，索洛明却还是很有精神。朋友们分别了，不过他们已经约定第二天到城里去看旧教派的商人戈卢什金，谈宣传的事。戈卢什金本人很热心，而且他还答应介绍一些新的信徒！索洛明表示他怀疑是否值得去拜访戈卢什金。可是他后来也认为值得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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