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即福玛·拉夫连季耶维奇·苏博切夫和叶夫菲米娅·帕夫洛夫娜·苏博切娃，两个人都是从同一个古老的俄罗斯贵族血统传下来的，他们被一般人认为差不多是C城最老的居民。他们结婚很早，多年以前就在这儿郊外他们祖传的木头房子里定居下来，始终没有搬动过，并且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从没有改变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他们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物”跑进他们的“绿洲”里来过。他们的财产并不大；可是他们的农民仍然按照老规矩，一年里面总要送几次家禽和粮食来。在规定的日期里村长便送来地租，还送来一对松鸡，说是在他们的领地上树林里打的，其实这样的树林早就没有了。他们照例在客厅门口招待他喝茶，送他一顶羊皮小帽和一副绿色麂皮手套，并且祝他一路平安。苏博切夫的家里仍然像从前那样，养了不少家奴。老仆卡里奥培奇穿了一件高领小铜钮扣的、用极厚的布做的无袖上衣，照例拉长了声音报告道：“饭菜摆好了，”然后就站在太太的椅子背后打瞌睡。他照管食器柜，兼管“各种干果，小豆蔻和柠檬”。有人问他有没有听见讲过所有的农奴都给解放了的事情，他总是这样回答：“谁有工夫注意这种事情？比方说，土耳其人给解放了，可是，谢谢上帝，我逃掉了这种事情！”年轻姑娘普夫卡是一个矮子，她是雇用来专门让主人开心的，还有一个老奶妈瓦西里耶夫娜常常在吃午饭的时候走进饭厅来，头上包一块深色头帕，用她那含糊不清的声音讲各种新闻——讲拿破仑，讲一八一二年的战争，讲“反基督者”和白色的黑人；不然，她就拿手支着下巴，带着痛苦的面容，述说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这又是什么预兆，又说她怎样用纸牌占运气。苏博切夫一家的宅子本身就跟城里所有的房屋不同；它是完全用栎木修建的，窗户都是正方形。双层玻璃窗框从来没有拉动过。这所宅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穿堂、小屋、正房、单房、围着栏杆的台阶、旋柱上的鸽子窝、还有各式的后廊和小屋。宅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圃，后面是一个花园，园子里有种种的小房间，如谷仓、酒窖、冷藏室等等……真正一大堆！这些屋子里并没有贮藏多少东西；有的已经塌了；可是它们全是年代久远的建筑物，因此也就照样保存了下来。苏博切夫家只有两匹很老的、背上有凹处的、毛茸茸的马；其中一匹老得身上现出了白点，他们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不动”。这两匹马每月至多一次套上一辆样式特别的马车，这辆马车全城的人都认得，样子像一个地球仪，前面部分截去了四分之一，里面蒙了一层黄色的外国料子，料子上到处都是大的线团，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的小硬瘤。这种料子最早也是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在乌德勒支或者里昂织成的。苏博切夫家的马车夫也很老了，身上老是有鲸油和柏油的气味；他的胡须是从眼睛底下生起的，他的一对眉毛就像小瀑布似地垂下来，跟他的胡须连在一起。他的动作非常缓慢，闻一撮鼻烟要花五分钟，将马鞭插在他的腰带上，也要花两分钟，单单把“不动”套在车上，就得花他两小时。他的名字叫彼尔菲什卡。要是苏博切夫夫妇偶尔坐他们的马车出去，遇到车子上小坡的时候，他们总是吓得厉害（下坡的时候他们也一样害怕），便紧紧抓住马车的吊带，两个人同时大声反复地说：“请赐马——马……以参孙的气力……让我们——比羽毛还要轻……比灵魂还要轻！！……”全C城的人都把苏博切夫夫妇当作怪人，差一点儿当他们是一对疯子；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跟现代社会风气不相适应……可是他们并不十分介意：他们始终保持着他们出生、成长、以至结婚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那些习俗中只有一样他们没有遵守：就是他们出世以来从没有责罚过什么人，也没有鞭打过谁。要是他们的仆人里面，有人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小偷或者酒鬼，他们起初忍耐着，对他容忍了好些时候，就像人忍受坏天气一样；后来他们便设法弄走他，让他去伺候别的主人。“让别人也来忍受一下吧。”他们会这样说。可是他们很少遇到这样的灾难，少到这种事居然成了他们一生中的划时代的地步。例如，他们会这样说：“已经很久了；还是那个胡作非为的阿尔多什卡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祖父那顶带狐狸尾巴的皮小帽给偷走的时候。”在苏博切夫家这样的小帽现在还在用着。还有一种显著的旧习俗的特征在他们身上也找不出来：不论福穆什卡也好，菲穆什卡也好，两个人对宗教都没有多大的信仰。福穆什卡甚至遵守伏尔泰的信条；菲穆什卡看见教士怕得要死；她相信教士们都长着凶眼。她常常说：“神甫到我家里来坐一会儿，看！奶油就变酸了！”他们很少到教堂去，他们按照天主教的规矩持斋，就是说，只吃鸡蛋、牛油和牛奶。这件事城里的人都知道，不用说这对他们的名声没有好处。可是他们的好心肠博得了众人的好感；这一对古怪的苏博切夫夫妇虽然被人嘲笑，被人当作疯子和“带点傻气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还是受人尊敬的。

        不错，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可是并没有人拜访他们。不过他们也并不介意。他们两人在一块儿从来没有感到无聊，因此也从没有分开过，并且也不想同别人来往。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两个人从来没有生过病；倘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两个人都要喝菩提花茶，用暖油擦擦腰，或者滴一点儿烧烫的脂油在脚掌上，那么很快地就好了。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他们起身迟，早晨用研钵形的小杯子喝可可；他们肯定地说：“茶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以后才流行的。”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或者闲聊（话题是永远有的！），或者读点《娱闲录》《世界镜》或《阿奥尼德》，或者翻看一本古老的纪念册，这本红色山羊皮封面带金边的册子，据上面的题词看来，是一位M-me Barbe de Kabyline的遗物。这本纪念册是怎样和什么时候落到他们手里来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几首法文诗，还有许多俄文诗和像下面关于西塞禄的“简短的”感想这一类的文章：

        时之心境，本人曾作如下之说明：彼已往受任官职，必呼吁上帝证明其心地之清白，此时更以最神圣之约束加诸己身，以求担任此职不致陨越，凡刑律所禁之游乐彼固不致耽溺，即常人所需之娱乐彼亦力求避免。下面注明：“作于西伯利亚饥寒交迫中。”

        有一首题名《契尔西斯》的好诗，里面有这样的诗句：

        还有一首即兴诗是一七九○年一位路过的上尉写的，日期是“五月第六日”：

        纪念册的最后一页并没有诗，却写上一些治胃病、痉挛、还有——唉！治蛔虫的药方。苏博切夫夫妇在正午十二点钟准时吃午饭，吃的全是旧式烹调的饮食：奶渣饼、酸味黄瓜汤、牛肉白菜汤、腌黄瓜汤、面粉粥、鸡蛋面包、果子羹、果酱、蕃红花烧鸡、蜂蜜油饼。吃过饭他们便睡午觉，只睡短短一小时，一点儿不多；他们起来了，又面对面坐着，喝一点儿越橘水，有时候也喝一种叫做“四十的智慧”的汽水，不过差不多每次都是全跑到瓶外来，主人夫妇因此大笑不止，却给卡利奥佩奇添了许多烦恼：他得把“各处”揩干净。他又把厨子和管家埋怨了好久，好像他们就是这种饮料的发明人似的……“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它只会弄脏‘假具’！”这以后苏博切夫夫妇又读点儿什么书，或者跟那个矮子姑娘普夫卡开玩笑，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唱一首古老的抒情歌。他们的声音完全一样，高而弱，有一点儿颤抖，还带一点儿嘶哑（特别是在午睡以后），但也不是没有悦耳的成分。后来他们也打打纸牌，他们总是依照旧的打法，譬如“克列勃斯”、“拉穆希”或者甚至打双梦家的波士顿！随后茶炊端出来了；他们在晚上喝茶……他们对时代精神的让步，不过他们每次都说这是一个弱点，这种“中国草药”使得俄国人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衰弱起来。然而他们一向都很注意不攻击新时代，也不赞美旧时代；他们生下来就只过着这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别人不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愿意让别人去过另外一种方式的，甚至更好的生活。到八点钟卡利奥佩奇把晚饭端出来，老是有一样冷杂拌汤；在九点钟，胀得高高的条纹鸭绒被已经把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的肥胖的身体抱在它松软的怀里了，安静的睡眠便毫不迟延地落到他们的眼皮上。在这所古老宅子里一切都静止了；神像前的小灯发着微光，散发着麝香和香膏的气味；蟋蟀叫着——这一对好心的、可笑的、纯朴的老夫妇睡得很甜。

        现在帕克林正是把他的朋友们带到这两个怪人，或者照他的说法，这两个“鹦鹉”的家里来，他的妹子就寄居在这儿。

        帕克林的妹子是一个聪明的少女，相貌也不难看。她的眼睛很漂亮，可是她那不幸的驼背毁了她，使她失去一切自信心和快乐，并且变成一个多猜疑的、几乎是凶恶的姑娘。她碰巧取了这个怪名字：斯南杜里娅！帕克林想给她改为索菲雅，可是她一定要保留她这个古怪的名字，说一个驼背的女子正应该叫做斯南杜里娅。她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钢琴弹得不错。“应该感谢我的长手指，”她带了点儿苦味地说，“驼背的人都有这样的手指。”

        客人来的时候，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刚刚午睡醒来，正在喝越橘水。

        “我们走进十八世纪里来了。”他们刚刚跨进苏博切夫家的门槛，帕克林便大声嚷起来。

        的确他们在穿堂里就遇到了十八世纪，这是贴在浅蓝色矮屏风上面的盛装的贵妇和骑士们的黑色剪影。拉瓦德尔的这种剪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很流行。这么多的客人——一共四个——突然来拜访，在这个少有宾客的宅子里引起了骚动。他们听见了纷扰的脚步声，穿鞋的和赤足的都有；几个女人从门里探出脑袋来，但一下子又不见了；有人给推出门来，有人哼哼唧唧，有人哧哧地笑，有人慌慌张张地小声说；“去你的！”

        后来卡利奥佩奇穿着他那件粗布的无袖上衣出现了，他打开“大厅”的门大声通报道：

        “老爷，西拉·参孙内奇跟别的几位老爷一块儿来了！”

        主人夫妇比他们的仆人镇静多了。他们的客厅虽然相当大，可是看见四个大人一块儿闯了进来，他们的确也有点儿吃惊。帕克林立刻使他们安静下来，他用了种种俏皮话把涅日丹诺夫、索洛明、马尔克洛夫三个人逐一介绍了，说他们都是温和的人，跟“衙门”没有关系。

        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特别讨厌“衙门”的人，那就是说，官场中的人。

        斯南杜里娅被她哥哥唤了进来，她比苏博切夫老夫妇更慌张，更拘谨。夫妇两人一齐说着同样的话请客人坐下，问他们要喝茶还是喝可可，或者喝带蜜饯的汽水？可是他们听说客人什么都不要，因为不久前在商人戈卢什金家中吃过早饭，过一会儿又要到那儿去吃午饭，他们也就不勉强客人吃什么，两个人把两只手完全一样地、交叉地放在肚子上，跟客人谈起话来。

        起初大家谈得没精打采，不过很快谈话就活跃起来了。帕克林讲起果戈理的有名的故事，说一位市长居然挤进了那个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教堂，一块大馅饼也像这位市长那样地挤进了他的肚皮里，引得两位老人大笑，他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们的笑法也是完全一样的：起先发出很尖的声音，最后便是咳嗽，脸也挣红了，并且冒出一脸的汗。帕克林一向就看出来，果戈理的一段故事对于像苏博切夫夫妇这类的人会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而且还带有爆发性的效果；不过他现在的目的还不在于使他们两位开心，倒是想拿他们来向他的朋友们夸耀，因此他改变了战法，使得这一对老人不久就谈笑自若，不感到拘束了。福穆什卡把他心爱的那个木雕鼻烟壶拿出来给客人们赏鉴，在这上面从前还可以看出三十六个人像，有着种种的姿态；这些像早已完全磨掉了，可是福穆什卡还看见他们，并且能够把他们指着一一地数出来。“看，”他说，“这儿的一个正在看窗外；看，他把脑袋伸了出去……”他用他那根带长指甲的肥短指头指着的地方跟鼻烟壶盖上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平坦。随后他又让客人看他头上挂的一幅油画，画上一个猎人（侧面）骑着一匹浅黄色的马（也是侧面）在积雪的平原上飞奔。猎人戴一顶浅蓝帔的白羊皮高帽，穿一件天鹅绒滚边的骆驼毛无领长袍，束一条镀金的腰带，一只绣花缎子的连指手套插在腰带下面，一把插在黑金镶嵌的银鞘里的匕首挂在腰带上。这个猎人显得很年轻，身体肥壮，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饰着红穗子的大号角，另一只手捏着缰绳和马鞭。马的四只脚全悬在空中，画家很小心地在每只脚上画出了蹄铁，连钉子也不曾漏掉。“请注意，”福穆什卡说，一面用他那根肥短的手指指着白色背景上马腿后面四个半圆形的点子，“雪上的足印——连这些也画进去了！”可是为什么只有四个足印——为什么再往后些就连一个也不见呢——对于这一点福穆什卡就避而不谈了。

        “您知道这就是我。”他停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加上一句。

        “真的！”涅日丹诺夫叫起来，“您还是猎人吗？”

        “是的……不过并不久。有一回马跑得很快，把我从马头上摔下来，伤了我的‘库尔彼依’。嘿，菲穆什卡吓坏了……她不许我再去打猎。我从此就不再干了。”

        “您伤了什么呢？”涅日丹诺夫问道。

        “库尔彼依。”福穆什卡压低声音再说了一遍。

        客人们默默地互相望着，没有人知道这种“库尔彼依”是什么东西；只有马尔克洛夫知道哥萨克人或者契尔克斯人的帽子上毛茸茸的穗子叫做“库尔彼依”，可是福穆什卡不可能伤到这个！然而谁也没有勇气问他这个“库尔彼依”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好，你已经吹嘘过自己了，”菲穆什卡突然说，“我也要来夸一夸自己。”

        她从一张小小的“包涅尔久茹拉”（这是一种古老的书桌，书桌的腿又小又弯，桌面上有一个活动的圆拱形盖子，打开的时候可以推进桌背里去）里，拿出一幅嵌在椭圆形铜框子里的微型水彩画像。画的是一个完全裸体的四岁小孩，肩上挂着一个箭袋，胸前束了一根浅蓝色丝带，小小手指的指尖在摩弄箭头。孩子有一头很好的鬈发，有一点儿斗眼儿，脸上带着笑。菲穆什卡把水彩画拿给客人们看。

        “这是——我……”她说。

        “您？”

        “是的，我。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画家，一位很出色的画家！经常来拜望先父。他在先父的命名日给我画了这个像。他是个多好的法国人！以后他还常到我们家来。他进来的时候，碰碰他的鞋跟，然后扭动脚，扭动脚，还要吻你的手，他走的时候，总要吻吻他自己的手指尖，的确是这样！他还要向右，向左——向后，向前鞠躬！他是个多好的法国人！”

        客人们都称赞这个画家的作品；帕克林甚至承认他看出了一些相似的地方。

        福穆什卡谈起现在的法国人来，他发表意见说，他们一定都变坏了。“您为什么这样想呢，福玛·拉夫连季奇？”“得啦吧！……您只看他们目前起的那些名字就知道了！”“那么举个例吧？”“譬如诺让·曾特·洛兰！完全是强盗的名字！”福穆什卡好奇地顺便打听：“目前在巴黎当政的是谁？”他们告诉他是“拿破仑”，他似乎大吃一惊，并且现出不高兴的神气。“怎么能这样？一个这么老的人！”他说，马上又闭了嘴，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四周。福穆什卡的法文程度很差，他读的是伏尔泰著作的译本（他的床头有一部《老实人》的手抄本，放在一个收藏珍贵物品的匣子里面），可是他有时候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亲爱的先生，这是‘福斯巴尔盖’！”（他的意思是：“这是可疑的”，“不确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嘲笑，后来他遇见一位有学问的法国人，才知道这是一七八九年以前法国最高审判机关的一句旧的习用语。

        菲穆什卡看见话题转到法国和法国人上面，便下决心把一个在她心里憋了许多时候的疑问讲出来。她起初想问马尔克洛夫，可是他板起面孔；她可以问索洛明……“可是不！”她这样想道，“他是个普通人，他一定不懂法国话。”所以她向涅日丹诺夫发问。

        “亲爱的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她说，“请不要见怪！我的亲戚西拉·参孙内奇常常笑我，笑我这个老妇人没有知识。”

        “什么事呢？”

        “我说，倘使我要问：‘这是什么？’用法国话说，是不是：‘凯塞—凯塞—凯塞—里雅’？”

        “是的。”

        “也可以说：‘凯塞—凯塞—里雅’吗？”

        “可以。”

        “简单说：‘凯塞—里雅’行吗？”

        “也可以这样说。”

        “意思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

        菲穆什卡沉思了一会儿，便摊开了两只手。

        “哦，西路什卡，”她后来说，“我错了，你是对的。可是这些法国人！……真厉害！”

        帕克林开始要求这对老夫妻唱点什么抒情短歌……两位老人都笑了，他们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可是他们不久就同意了，只是提出一个条件要斯南杜里娅弹大键琴给他们伴奏，——她知道弹什么。在客厅的一个角上有一架小小的钢琴，客人们先前都没有注意到。斯南杜里娅在这架“大键琴”前面坐下来弹了几下……像这样的没有牙齿的、酸溜溜的、枯涩的、衰老的声音，涅日丹诺夫一生从没有听见过；可是这对老夫妻马上唱了起来。

        福穆什卡先唱道：

        福穆什卡接唱道：

        他们两人合唱道：

        福穆什卡单独重唱一遍：

        “好！”帕克林大声叫起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

        “好吧，”福穆什卡答道，“只是，斯南杜里娅·参孙诺夫娜，颤音怎样了？我这一节诗后面应当有颤音。”

        “好的，”斯南杜里娅答道，“我就给您弹颤音。”

        福穆什卡又唱起来：

        菲穆什卡接下去唱道：

        “故意为难！故意为难！故意为难！”福穆什卡叫起来，他停了一下，让斯南杜里娅弹出颤音。

        斯南杜里娅弹出了颤音。

        福穆什卡又唱了一遍：

        故意为难！故意为难！故意为难！

        然后是二人合唱：

        “好！好！”除了马尔克洛夫外，客人全叫起来，他们甚至鼓掌。

        “难道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充当逗人笑……的角色吗？”掌声停了以后涅日丹诺夫马上想道，“也许他们不觉得，也许他们觉得，不过他们以为：‘这有什么害处呢？我们又不害人，我们甚至是做来让别人开心的！’要是好好地想一想，他们是对的，完完全全对的！”

        他这样一想，便突然对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只是欠身答礼，并没有离开他们的椅子……可是在这个时候从隔壁屋子里（也许是一间寝室，或者是女仆房，早就有小声讲话和沙沙的声音从那儿传出来了）矮子姑娘普夫卡意外地出来了，老保姆瓦西里耶夫娜跟在后面。普夫卡尖声叫起来，并且做出种种怪相，老保姆时而制止她，时而又鼓动她。

        马尔克洛夫早已现出不耐烦的神情（索洛明却笑得比平时更开朗），现在马尔克洛夫突然对福穆什卡发作起来。

        “我想不到您，”他仍然板着脸粗暴地说，“以您那种开明的见识（我听说，您不是一位伏尔泰的信徒吗？）居然能够把一个应当作为怜悯对象的东西——我是说：残废人——拿来取乐……”说到这里他记起了帕克林的妹子，便把话咽下去了；可是福穆什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您看……我没有……她自己……”普夫卡跑到马尔克洛夫面前。

        “你怎么敢讲我们老爷、太太的坏话？”她口齿不清、唧唧呱呱地说，“他们收养像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人，给我住，给我吃，给我喝，你就眼红吗？未必你看见别人的面包，眼睛就不舒服吗？你这个讨厌的黑面孔的下贱东西，你看你的胡子，就跟蟑螂一样，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普夫卡说到这儿，便用她肥短的手指做出他的唇髭的模样。瓦西里耶夫娜咧着她那张没有牙齿的嘴笑起来——隔壁屋子里响起了一阵回声。

        “当然我没有资格评论您，”马尔克洛夫对福穆什卡说，“收养穷人和残废人是一件好事。不过让我对您说，过着奢侈的生活，贪图舒服，纵使不曾加害别人，却不肯伸起一根指头去帮助您的同胞……这也不是好事；说老实话，我就瞧不起您这种德行！”

        这个时候普夫卡震耳地尖叫起来。她不懂马尔克洛夫在讲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个“黑面孔”在骂她的主人……他怎么敢！瓦西里耶夫娜也喃喃地讲了些什么。福穆什卡两手抄在胸前，脸朝着他的妻子，差不多带哭声地说：“菲穆什卡，亲爱的，你听见这位先生的话吗？你我都是罪人，恶人，伪君子……我们贪图享受，啊！啊！……你我应当给赶到街上去，从家里赶出去，每人给一把扫帚，叫我们自己去谋生。啊，哦！哦！”普夫卡听见这些悲痛的话，便叫得更响了。菲穆什卡眯起眼睛，歪着嘴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大声哭诉。

        要不是帕克林出来干涉，事情不知道会怎样了结。

        “这是什么意思？好啦！”他说着，一面挥手发出一阵大笑，“你们不害臊吗？马尔克洛夫先生不过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可是他的脸生成这样严肃，因此他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你们便认真起来了！得啦！叶夫菲米娅·帕夫洛夫娜，亲爱的，我们现在就要走了——您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请您给我们大家算算命……您在这方面很有本领。妹妹！去把纸牌拿来！”

        菲穆什卡看了丈夫一眼，他坐在那儿已经完全安静了，她也就静下来了。

        “纸牌，纸牌……”她说，“可是我完全生疏了，亲爱的先生，已经忘记了，我好久就没有摸过它们了……”

        然而她还是亲自从斯南杜里娅的手里拿过一副古怪的老式的、玩隆姆别尔的纸牌来。

        “我给哪一位算命呢？”

        “哦，给每个人算，”帕克林说；可是他心里马上想道：“你看，她真是一个没有主见的老太婆！你可以随便摆弄她……可爱极了！”他又大声说，“给每个人算，好婆婆，给每个人算；给我们讲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未来……给我们讲一切的事情！”

        菲穆什卡刚刚动手摆开纸牌，可是她突然把整副牌抛开了。

        “我不用靠纸牌算命！”她大声说，“我不要纸牌，也知道你们的性格。怎样的性格就有怎样的命运。这一位（她指着索洛明），是一个冷静、坚定的人。这一位（她吓唬地指着马尔克洛夫），是一个激烈的、危险的人。（普夫卡对马尔克洛夫伸了一下舌头。）至于你，（她望着帕克林。）我不用对你说，你自己也知道——是一只风信鸡！至于这一位……”

        她指着涅日丹诺夫，支吾起来。

        “怎么样呢？”他说，“请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菲穆什卡拉长声音慢慢地说，“你是一个可怜的人——就是这样！”

        涅日丹诺夫打了一个寒噤。

        “可怜！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可怜你——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眼睛这样告诉我的。你以为我是个傻瓜吗？尽管你有一头红头发，我还是比你聪明。我怜悯你……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

        众人都不做声……他们互相望了一会儿，没有一个人讲话。

        “好吧，再见，朋友们，”帕克林大声说，“我们在府上坐得太久，一定把你们烦死了。这几位先生现在要告辞了……我也要跟他们一块儿去。再见吧，谢谢你们的款待。”

        “再见，再见，请再来。不要厌弃我们，”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同声说……随后福穆什卡又突然唱道：

        “长，长，长生，长……”

        “长，长生。”卡里奥培奇打开门让这几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他完全出人意外地用他那男低音跟着唱起来。

        四个人突然到了这所大肚皮房子门前的街上了；普夫卡的尖声叫喊从窗里送了出来。

        “傻瓜！”她叫道，“傻瓜！”

        帕克林大声笑起来；可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马尔克洛夫甚至轮流地看了每个人一眼，好像他希望听见一两句怒骂似的……

        只有索洛明照常地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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