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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季羡林口述史·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第二十六次口述

第二十六次口述

        (汤恩佳和夫人汤甄得萍拜访,开始与汤恩佳院长谈话。谈及国子监孔子书院的事情。汤恩佳介绍在世界各国讲孔教的情况。)

        蔡德贵:您给香港孔教学院讲一点。

        季羡林:当时奥运会啊,我提出孔子,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弘扬中华文化,怎么弘扬?要弘扬中国文化,必不能缺少孔子。

        另外从世界来讲,现在世界啊,地球越来越小,问题越来越多,怎么能挽救世界?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孔子就是提倡和的。所以有世界意义,不限于中国。现在我们成立了很多孔子学院,后来我就说,孔子学院不要光学汉文,汉文要学,很重要,但要有内容,内容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所以我说,这个现在啊,世界越来越小,问题越来越多,怎么能够让世界和平共处,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救世界。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孔子就代表了和。所以我们弘扬中国文化,不是为了我们中国人,而是为了世界的人。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救中国,能够救世界。

        汤恩佳:对了!救中国,救世界,就是这样。您的意见和我一样。救中国,救世界。

        蔡德贵:汤院长现在和国子监合作,如果条件允许,就要建立孔子书院。

        季羡林:国子监很好,其实国子监那个地方成立孔子书院最好。国子监大家现在都不大清楚了。现在在那里成立孔子书院最好。

        蔡德贵:汤院长表示,一旦成立起来国子监孔子书院,他会全部投资。

        季羡林:嗯。对。

        汤恩佳:我不是很有钱的人。金融危机我损失了15个亿。今天见到您很开心啊!您脑筋很好。您吸收了很多的学问。

        蔡德贵:有人形容你的大脑硬盘特别大,您知道吗?

        季羡林:知道。

        汤恩佳:希望您长寿。

        季羡林:嗯。不敢当。

        汤恩佳:希望您活到120岁。

        季羡林:我现在98岁,我感觉到我很年轻。

        汤恩佳:您要多运动。希望您多一点运动。

        蔡德贵:他提倡运动,您提倡不锻炼。

        季羡林:我有一个想法,这个运动很重要。这个脑筋的运动,精神的跟物质的相通,所以我的脑筋不停的。所以我不是反对运动,我用脑筋运动,代替体育的运动。

        汤恩佳:后会有期。

        季羡林:后会有期,下次再见。

        蔡德贵:上次讲到吴晓铃,您来北大以前内定为系主任,没有见面就得罪了。

        季羡林:是啊!我就是没有听说过的。

        蔡德贵:然后您说过,东语系有过一次大发展,到了几百个学生,到了高峰。

        季羡林:那时候,刚解放,刚解放就到处需要了解东方的干部,包括这个地质部和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部来,大概有五个部,闹得沸沸扬扬,说东语系要扩大,扩大就是,不是一百二百的,而是几百。后来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东语系要扩大,这个我也不反对。问题出在,是高考已经过去,没有及格的学生,不单是业务差,有的是人品也不好。所以后来,这个要了解东方的人才,我们招收第一流人才的机会放过了。结果只招了一些(落榜生)。最初,几个部还很有兴趣,地质部还有什么部,到了后来,这个学生招来以后,我刚才说过,好学生都已经一网打尽了,剩下的一些人不但业务不好,品质也有有问题的。原来是积极的部,后来情况一变,他们一走了之。后来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当时就只好交给教育部(高教部)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晚一点的了,就是东语系的学生招来以后,大概是出于工作分配有困难。尽管原来那些部嚷着怎么需要,怎么需要,到了成品出来以后,他们溜啦。溜啦,这个苦果,就得我们自己吃了。自己不吃,谁管啊?当时有好几个部,其中有地质部,至于为什么地质部,为什么需要东方语的人才,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原来那几个积极的部,一走了之,不管啦。

        蔡德贵:那是上世纪50年代吗?

        季羡林:刚解放。

        蔡德贵:那压力可太大了。

        季羡林:后来反正是,那时候教育部没有现在这么多副部长,我记得大概只有两个。其中一个,老一点的姓黄,黄副部长。

        蔡德贵:黄辛白吗?

        季羡林:不是,黄辛白是后来的了,那个叫黄松龄。我们就交给教育部,教育部有办法。还有一次,就是东语系办了一阵儿了,后来因为分配工作有困难,东语系的学生们纷纷要求转系。

        蔡德贵:是不是就是何芳川转系的那次?

        季羡林:对。要求转系。当时我们东语系,没有力量把学生介绍到别的系。就请示教育部,还是教育部的那个副部长黄松龄就来了,他们就把这个烂摊子都接过去了。

        蔡德贵:这些学生是不是也是给地质部招的那些呢?还是后来的呢?

        季羡林:不是。后来的事情了。两个事。这个转系呢,我们没有权力,只有请示教育部了,教育部就把这个问题接过去了。他们怎么分配,后来我们就不管了。当时气势汹汹啊!

        蔡德贵:学生有没有到您办公室闹的呢?

        季羡林:不是闹啊,就是开会啊,在办公室,我坐在中间,他们这些学生的椅子就往前挪。一大批学生。后来,教育部呢,派来了个司长叫胡沙,高教司的司长,他把这个事情揽过去了。那次开会,当时学生椅子往前挪的时候,胡沙在场,还是转走了一些。在教室里开会啊,那个黑板上写着“救救没娘子!”没有母亲的儿子,“救救没娘子!”那个气氛。

        蔡德贵:把您挤在中间了。

        季羡林:那时候胡沙也在场。那时候教育部还是很负责。

        蔡德贵:要是失去理性,动手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啊!

        季羡林:到了失掉理性的程度了。教育部还是转了一些。何芳川就是那时候转的。

        蔡德贵:何芳川是学缅甸语的。他是不是和仲跻昆同届的?

        季羡林:仲跻昆是学阿拉伯语的。

        蔡德贵:山东师范大学也有一个,是当时转过去的。那时候您系主任的压力不小啊!

        季羡林:当然压力不小了,不过教育部还是负责任的。他们就都把这些烂摊子接过去了。那开会的时候,椅子往前,把我挤在中间了。那时候胡沙还在那里。当时教育部呢,很负责。

        蔡德贵:还算给您解围了。要不您还真是麻烦啊!

        季羡林:那我怎么办哪?毫无办法啊!

        蔡德贵:那时候失去理性,动手都是可能的。

        季羡林:嗯。那煽动啊!“救救没娘子”,他都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那我就是元凶啊!

        蔡德贵:把责任推到您这里,可招生计划不是您一个人定的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是1958年前后,是不是招生多与大跃进有关啊?

        季羡林:倒不是大跃进,一解放的时候,就嚷着需要东方的人才。当时还准备啊,把东语系改成为东方学院。胡乔木同意的,那上面还有毛泽东啊,胡乔木也是同意的。另外,就是还要大房子,东方学院,不是东语系了。是不是还在北大,不知道。反正有这个说法。后来情况一转变,情况改变了,那些积极的部,也不积极了,一走了之啦。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那些学生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

        蔡德贵:这些学生的去向就不知道了,除了在北大的,您还知道。

        季羡林:别的不知道了。

        蔡德贵:转在本校的不多。就是何芳川几个人。

        季羡林:不多。教育部接过去了。后来,我和杨秀峰几个人去非洲。非洲很多国家。

        蔡德贵:胡沙也去了?是不是还有钱其琛?

        季羡林:有胡沙,钱其琛是随员,法文翻译是北大的一个王泰来。有法文,因为非洲啊,法文比英文流行。

        蔡德贵:王泰来是不是后来改名为王复?

        季羡林:不知道了。

        蔡德贵:钱其琛那时候是随员。

        季羡林:钱其琛那时候年轻。

        蔡德贵:您还去过金字塔。

        季羡林:那是另外一次了。巴格达建城1500周年。那次派了吴晗、白寿彝,还有一个北京市的副秘书长辛毅。从巴格达去的埃及。

        蔡德贵:您跟吴晗在清华是同学吗?

        季羡林:他早一点。

        蔡德贵:吴晗、白寿彝,还有一个北京市的副秘书长辛毅。

        季羡林:嗯。从巴格达去的埃及。回来的时候,经埃及飞莫斯科。因为那时候,埃及飞中国的航线,还没有。

        蔡德贵:您去过好几次莫斯科了。

        季羡林:最早的是去德国,经过“满洲国”、莫斯科,与德国交换研究生,那是冯友兰办的,本来准备2年么,他们派一个,我们派两个,结果我们一起去了三个,我、乔冠华还有一个叫敦福堂。后来去塔什干开会,经过了莫斯科。

        蔡德贵:是个马大哈。

        季羡林:那个敦福堂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丢,丢了以后都找回来。一路就是,开始我们陪着紧张,后来我们也不管了,反正找回来。那个学心理学的。

        蔡德贵:后来他好像还是西南心理学的名教授了。

        季羡林:脑筋不清楚,怎么能够当名教授?也没有几个人学心理学的。后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学心理学的脑筋都有问题。还有一个叫石磊,也是学心理学的。

        蔡德贵:也是您的校友吗?

        季羡林:另外一码事。他平常就是这样子,这个房子有多大,多少空气,立方米的空气,老是在房子里测量空气,在房子里比画,就这么老是比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是要研究一下,将来开刀怎么个开法。就这么老是比画。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学心理学的大概心理都有问题。

        蔡德贵:石磊也是在德国吗?

        季羡林:也是在德国。

        蔡德贵:不是一起派出的吗?

        季羡林:不是。我们留学,那时候国家派出只有理工科,文科要等公派根本就没有可能。

        蔡德贵:石磊很有意思。测量房子。

        季羡林:这个呼吸啊,要多少立方米空气多少,要测量房子里的空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蔡德贵:他也在哥廷根大学吗?

        季羡林:不是。哥廷根大学就有我一个。我到那儿以后,是分配的,不是我选的,学术交换处分配的,DAAD,Deutscausc。

        蔡德贵:这次您又是被动的。

        季羡林:乔冠华是图宾根大学。我去哥廷根大学以后,碰到了哈隆教授,他给我一个中文教师,以前说过了。

        蔡德贵:还是说东语系,哥廷根大学那里差不多了。东语系的学生,教育部处理完了以后,您的负担就轻了。

        季羡林:就是啊,刚解放的时候,嚷的厉害极啦,到处嚷着需要东方语言的干部,到处嚷,我记得大概有五个部,地质部,外交部、外贸部、商业部都有。

        蔡德贵:真把学生招起来了,都不要了。

        季羡林:不要了。谁也不负责任。没有责任了。中国的办法就是,我当时就说“冤有头,债有主”,我找谁都找不着啊!

        蔡德贵:那段时间,系主任最难当啊!

        季羡林:嗯。那时候就是啊,经常出事啊。

        蔡德贵:学生没有嚷着要自杀的吗?

        季羡林:当时没有要自杀的。那个开始的时候,五个部都嚷着需要,需要,需要。后来,来了学生以后,就不需要了,连个交代都没有。人都找不着了,撒手一走了啦。

        蔡德贵:那是您当系主任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吗?除了“文革”挨斗那一段时间。那是非正常时期了。

        季羡林:“文革”挨斗与系主任有关系,但是不大。“文革”中关系复杂,叫什么都要挨斗了,只要教授都要挨斗了。凡是学术地位高一点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蔡德贵:与系主任无关了。

        季羡林:与系主任也有关。

        蔡德贵:您是双料的啦。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派。

        季羡林:对。也是走资派。

        蔡德贵:您社教的时候在南口。

        季羡林:在南口,待了大概8个月。

        蔡德贵:好像您在那里工资都不敢说。

        季羡林:那当然了。工资,人家一天一毛、两毛钱。

        蔡德贵:您那时候400多。

        季羡林:那怎么敢讲啊?

        蔡德贵:是上面布置的不让讲吗?还是您自个儿不敢讲?

        季羡林:上面也布置了。告诉大家别讲,不能讲。

        蔡德贵:那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差距太大了。就是跟农民一块吃吗?

        季羡林:派饭。一天一家。差距太大了。

        蔡德贵: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

        季羡林:一个人啊!

        蔡德贵:那种吃法您受得了吗?农民的饭吃得惯吗?吃不惯也得吃。就得吃啊,要不就得饿着。

        季羡林:当然了。就得吃啊!

        蔡德贵:8个月。还有点肉吗?

        季羡林:鱼、肉、蛋,一律不能吃。

        蔡德贵:人家送来也不能吃?

        季羡林:不能吃。我们都是吃派饭,到每家吃。轮流,都讲明白了的,不能上。老乡有聪明的,买斤羊肉,用羊骨头煮汤,那就不属于是鱼、肉、蛋了。那时候那个汤,可真好喝啊!

        蔡德贵:就着什么?饼子吗?窝窝头?

        季羡林: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每人每天1斤2两白面。农民没有白面,起码南口那儿没有。所以我们到哪儿去,都受欢迎,给钱,有1斤2两白面。头天晚上,都是煮好白薯,第二天早晨吃饭,就不到老乡家去,就吃这个白薯。中午和晚上到农民家里去吃。

        蔡德贵:那8个月还真受罪呢。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本来可以过得舒服一点了,但是到社教,又受罪了。

        季羡林:困难时期过去了。“文革”中,我倒霉还倒霉在工会主席。那时候北大全校的工会主席是钱端升,我是沙滩的工会主席,后来我也是全校的。当过几届,搬出城来以后,也当过。到后来批斗啊,我这个工会主席,说你一个臭知识分子,怎么钻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了?那时候成立工会的时候,工人跟职员哪,成立了职工联合会。职工联合会反对,后来就请示上面,上面答复说,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他们没有不同。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这话有道理。因为我们靠自己工资吃饭的。不剥削别人的。

        蔡德贵:您还为工会主席挨过斗吗?

        季羡林:我这个,当过三任工会主席。所以批的时候,我说,我怎么那么蠢啊,你当那个玩意儿做什么?结果别人批我以后,还有一个罪状是工会主席。是大罪啊!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敢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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