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电话给身在弗莱辛的我，目的是想请我帮个忙，这是他的说法（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听上去还有点单调，由此可以看出，他又开始犯头痛的毛病了）。他说，他觉得有必要给住在吉泽娜旅馆的那两位女士介绍一下慕尼黑。他已经计划带她们到周边看看，而目前这种晴好的冬日也确实令人情不自禁地就想去郊游。他并不要求拥有这个主意的原创权，因为它其实是由施维尔特费格提出来的。不过，他已经对这个提议进行了研究。可以考虑菲森和新天鹅堡。或许再加上奥伯阿梅尔高会更好，然后再从那里坐雪橇去他个人很喜欢的艾塔尔修道院，中途经过林德霍夫宫，绝对是个值得一看的稀世之宝。他问我意见如何。

        对于这个想法本身，以及把艾塔尔作为远足的目的地，我都举双手表示赞成。

        “当然喽，你们可得一起来啊，”他说道，“你和你的夫人。我们将把这件事情安排在一个周六——据我所知，你这学期周六都不必去上课——要不就下周的后天吧，如果到时候融雪天气不是太厉害的话。我也已经通知席尔德克纳普了。他特别喜欢此类活动，还准备脚踩滑雪板地把自己拴在雪橇上过瘾呢。”

        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妙不可言。

        他现在请我能够对他下面要说的话给予理解，他继续说道。这个计划，前面已经讲过了，最早是由施维尔特费格提出来的，可是他，阿德里安，并不希望住在吉泽娜旅馆的人有这样的印象，而我应该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愿意鲁道夫跑去那里发邀请，而是比较在意由他自己来操办——虽然也不是用太直接的方式。他问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否可以行行好，帮他穿针引线，也就是说，在我下次去普菲弗尔林作客之前，也就是后天，先去城里拜访那两位女士，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他的使者，虽然只是暗示性地作为这样的一个使者，把他的邀请转告给她们。

        “你这次的友好帮助可以让我从今往后对你感激不尽。”这是他在电话那头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态度之生硬，叫人好生奇怪。

        我很想反问，但强忍着没有问出口来，倒是非常干脆地答应他，按他的意思去做，再三向他保证，我为他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我盼着这次活动早日到来。我自然也是这样去做的。我已经严肃地问过我自己，他透露给我的这些意图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得到推动，这些事情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得以顺利进行。我觉得，要他靠碰运气来争取继续和他相中的姑娘会面的机会，并不见得是什么好办法。从现实情况看，制造这样的运气的余地并不是很大。通过安排一些活动促成，主动出击是必要的，而现在这个就是的。施维尔特费格真的是这个主意的始作俑者吗——阿德里安突然寻思起郊游和集体乘雪橇作短途旅行来，这实在与他的天性和生活基调太相抵触，莫非只是因为他羞于自己的恋情而推说是人家的？事实上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失他的尊严，所以，我甚至希望他说真话就好了，而不是叫那个小提琴家来为这个主意担责——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无法完全不让自己再次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精灵古怪的柏拉图主义者是不是真有兴趣参加这次活动。

        那么反问呢？我其实只有一个：阿德里安，他为什么，如果他希望让玛丽知道他很想见到她，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她，给她打电话，甚而坐火车去慕尼黑，拜访那两位女士，把他的提议当面告诉她们。我那时并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倾向，一个念头，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后来将要发生的某件事情的预演，是那种打发别人去找自己的意中人——我不得不这样来称呼那位姑娘，让另外一个男人去她那里表白的偏好。

        他的那番心声首先是向我吐露的，我呢，也乐于去执行他委托给我的任务。我去找玛丽的时候，她正好穿着那件无领的苏格兰女式衬衫，衬衫外面罩着件白色的工作大褂，别提有多适合她了。她坐在她的画板旁工作，这是一块斜放着的厚木板，上面用螺钉固定着一盏电灯。她见我来了，就起身离开画板欢迎我。我们在两位女士租来的那间小小的客厅里一起坐了有二十分钟。两人被外人给予她们的这份关注深深打动，热烈响应这个远足计划，而关于该计划的情况，我所能透露的只是：它不是我的发明。之前，我附带着告诉她们说，我这是顺道，我还要去我的朋友莱韦屈恩那里。她们说，假如没有这种骑士风度的引领，一些慕尼黑周边的名胜，一些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风貌，她们也许就永远见识不到了。我们说好了碰头、出发的日子和钟点。这下，我便可以为阿德里安带去令他感到满意的消息了，我详细地向他汇报，我还在汇报中插入了一句对玛丽着工作大褂的优雅形象的赞美。他用下面这句——在我听来是——没有含讥带讽的话对我表示感谢：

        “你瞧啊，有可靠的朋友就是好。”

        通往那座基督受难之村的铁路线绝大部分和通往加米施—帕腾基兴的铁路线是同一条线，只是到最后才从中分岔出来，途经瓦尔茨胡特和普菲弗尔林。阿德里安正好住在通往目的地的半道上，故而只有我们其余的人，只有施维尔特费格、席尔德克纳普、巴黎的两位客人、我的夫人和我，是在约好的那一天的十点钟左右在慕尼黑火车总站集合上车的。在暂时缺少我们这位朋友的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列车是穿行在还算平坦、尚未解冻的地带上的。我们只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好快，因为我们一边享用我的海伦在家里准备好的夹心面包配蒂罗尔红葡萄酒早餐，一边被席尔德克纳普用餐过程中幽默诙谐地摆出的生怕吃亏的劲头搞得忍俊不禁。“你们对克纳皮”（他这样英国化地称呼自己，并且大家也都这样称呼他），他说，“你们对克纳皮不要太克扣了！”他对一起吃东西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毫不掩饰的和用开玩笑的方式进行强调的乐趣是令人忍俊不禁的。“啊，你的味道棒极了！”他一边嚼着面包，一边两眼放光地唉声叹气。当然喽，很明显，他的那些笑话首先是为戈多小姐而说的，他和我们大家一样非常喜欢她。她身着她的那件用细细的、褐色的貂皮条镶边的橄榄色冬季套装，显得分外娇好，而我呢，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跟着我的感觉走——就是因为我知道轮到什么该看了，所以就——情不自禁地再三去凝望她的那双黑眼睛，这让我感到心醉神迷，这是怎样一种掩映在黑压压的睫毛丛中的，像沥青一般乌黑而同时又是明朗愉悦的光芒哟。

        阿德里安在瓦尔茨胡特上车和我们汇合，我们这群人纵情欢闹着，大呼小叫着欢迎他的到来，而恰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奇怪的惊恐涌上我的心头——如果这样说能够切中我的感受的话。不管怎样，我的这些感受里面多少都是带有那么一点惊恐成分的。总之，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在我们一直占据着的这个火车车厢分隔处里，也就是说在狭窄的空间里（虽然不是包厢，而是一个快车的二等车厢里的一组开放式座位），那双黑色的、那双蓝色的和那双同样颜色的眼睛，吸引和漠然，激动和镇定，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聚集，而且，在整整一天的郊游中，他们都将始终呆在一起，因此，这一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这种态势的影响，或许已经就该是受到它的影响了，以至于作为知情人或许可以从中看出这一天本来的想法是什么吧。

        阿德里安加入之后，外面的地形自然而然，同时也是恰好地开始上升，而且越升越高，白雪皑皑的高山世界也开始跃入眼帘，尽管还只是从远处。我们分辨着形形色色的山峰峭壁，席尔德克纳普总能很快叫出它们的名字来，出尽风头。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各山峰中，是找不到那种崇高威严级别的巨峰的。不过，列车带我们驶入的可是一片银装素裹、雄伟庄重地屹立着的森林峡谷与辽阔宽广交相辉映的壮丽冬景。与此同时，这个白天却是阴沉的，有寒冷的继续下雪的趋势，傍晚前后才会放晴。尽管如此，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大都放在了外面的一幅幅风景上，甚至在交谈时也是如此。玛丽把交谈的话题岔开，引到那段在苏黎世的共同经历上，引到那场在苏黎世音乐厅举办的晚会上，以及那个小提琴协奏曲上。我在一旁观察阿德里安和她的交谈。他坐在她的对面，她坐在席尔德克纳普和施维尔特费格之间，她的姑妈则富于同情心地把全部精力都用于陪海伦和我闲聊了。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是如何不动声色地凝望她的脸和她的眼睛的。他的这种沉醉，他的这种沉思，他的转过头去，这一切都被鲁道夫的那双蓝眼睛尽收眼底。阿德里安在人家姑娘面前如此高调地赞扬这位小提琴家，他这样做难道不是一种安慰和补偿吗？由于她谦虚地放弃对音乐作评价，所以谈论的内容就只限于演奏。阿德里安特别强调地解释说，即使当着这位独奏家的面，他也要说他的演奏是高超的，完美的，简直就是无法超越的。紧接着他还就鲁迪在艺术方面的总的发展，以及他的无疑是伟大的前程发表了几句热乎乎的溢美之词。

        受到追捧的这位似乎听不得这些话，大声嚷着“嘿，嘿！”和“闭嘴吧，你！”，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大师太过奖了，不过，脸却是高兴得红了起来。他无疑是喜欢在玛丽面前被人这样夸奖的，当然，又由于这些话是从这张嘴里说出，所以，他对此而感到的喜悦也是显而易见的。他通过赞赏阿德里安的措辞方式来表露他的谢意。戈多先前已经听说并读到过《约翰启示录》片段在布拉格上演的消息，于是就向他问起这部作品来。阿德里安开始婉言拒绝。

        “我们不要，”他说道，“谈论这些虔诚的罪恶！”

        这话让鲁迪变得兴奋起来。

        “虔诚的罪恶！”他一边欢呼，一边重复。“这您听见了吗？他可真会说！他可真会用词！他真是伟大，我们的大师！”

        他同时挤压阿德里安的膝盖，这是他的一贯做派。他属于那类总是非要去抓、去摸、去抱人家的上臂、胳膊肘、肩膀的人。他甚至对我，甚至对女人也这样做，当然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们倒也不是不喜欢他这样做的。

        奥伯阿梅尔高是个保护得很好的地方，我们这一小群人在这里四处徜徉，我们参观那些完好的、屋脊和阳台多木雕的农舍，参观门徒、救世主和圣母的故居。我的那几位朋友还要去攀登附近的耶稣受难山，乘着这个机会，我暂时和他们分开，跑到一家我熟悉的运输企业预定了一个雪橇。吃中饭的时候，我又和另外六个人在一个饭店里重新接上头。这个饭店有个玻璃质地的装有地灯的舞池，舞池周围摆放着小椅子，旺季时，当然是受难剧上演期间，这里会挤满外地游客。现在，更令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除了我们，另外还只剩下两拨人坐在离舞池较远的桌旁吃饭，其中一桌坐的是个面容痛苦的先生和他的身穿信义会护士服的女护理员，另一桌坐的是一群冬季运动爱好者。一个五人小乐队在低矮的戏台上为这些客人奏起轻音乐，每曲之间这些艺人都会长时间，无损于任何人利益地停下来休息。他们演奏的内容愚蠢得很，他们的演奏本身也懒散糟糕得很，于是，吃完烤鸡后，忍无可忍的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决定好好地露上一手。他一把夺过那个小提琴手的小提琴，用双手将其转动了一下，在确定了它的产地之后，便神气十足地在上面即兴拉了起来，他还从“他的”那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乐段中拿出几个片断来插入其间，引得我们哈哈大笑。那几个乐队成员被搞得瞠目结舌。随后，他问那个小提琴手，一个肯定有过更高梦想而不甘于在这里混饭吃的睡眼惺忪的毛头小伙儿，能不能伴奏德沃夏克的，接着就在那把普通的小提琴上奏起这个带有许多倚音，带有优雅的快步舞和秀丽的双音演奏的最受大众喜爱的曲目，他的演奏狂放美妙之极，赢得了饭店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邻桌的，张口结舌的乐队队员们的，甚至还有两个服务员的大声喝彩。

        席尔德克纳普酸溜溜地咬着我的耳朵根子说，这其实只是一个很落俗套的搞笑，话虽如此，这个搞笑却也真的很有戏剧性，很吸引人，简言之，完全就是那种符合鲁迪·施维尔特费格风格的“很好”。我们比预想的时间呆得要长，最后饭店里就只剩下我们自己，我们喝咖啡，喝龙胆酒，甚至还在舞池的玻璃地板上跳了一小会儿舞：席尔德克纳普和施维尔特费格轮流和戈多小姐，当然也和我的善良的海伦，天知道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在上面走来走去，另外三个清新寡欲的人则对他们报以友好的注目。定好的雪橇，一辆宽敞的配有貂皮坐垫的双套马车，已经按点等候在了外面。我选择了马车夫旁边的座位，席尔德克纳普则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人站在滑雪板上让马车来拉（滑雪板马车夫也带来了），其余的五个人见状就进入马车的车厢里落座，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席尔德克纳普的这个男子汉气概十足的主意害得他事后大病一场，如果撇开这个情况不算的话，坐雪橇这个节目应该说是这天的日程当中计划得最好的一个部分了。站在冰冷的迎面风里，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颠簸，浑身粘满雪花，这番折腾致使他下腹受凉，患上肠炎，整个人感觉虚弱无力，卧床休息了几天才好。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伴随着轻微的铃声，包裹得严严实实、暖暖和和地慢慢穿行在纯净、凛冽的寒风里，这可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情形，和我一样，大家似乎都很享受这样的情形。我知道，在我的背后，阿德里安和玛丽面对面地坐着，这使得我的心由于好奇、喜悦、操劳和诚挚的祝愿而禁不住一阵狂跳。

        林德霍夫，路德维希二世的洛可可式小宫殿，坐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僻静的山林里。喜欢清净的国王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富有童话气息的隐身之处！当然了，尽管这个地方的魔力可以让人情绪高昂，国王的这种趣味，他这个隐士通过永无休止的大兴土木的癖好——这种特别渴望美化他的王权的表现——所显示出来的这种趣味，却真的又同时意味着一种尴尬。我们停了下来，我们在一个看门人的带领下参观那些装饰繁缛的豪华陈列室，它们构成这座梦幻之家的“起居室”，精神失常的国王就是在这里过他的日子，他从早到晚满脑子全是他的殿下意识，他让彪罗为自己演奏，他聆听凯因岑醉人的声音。王宫贵族宫殿里的最大房间通常是王位厅。但这里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卧室，卧室的空间面积同白天活动场所的狭小相比可谓巨大，里面的检阅床威严高耸，宽度夸张，因而看上去显得很短，犹如一张两侧立着金灿灿的枝形烛台的灵床。

        我们兴趣盎然地看着这一切，同时也会暗地里摇头，参观完毕之后，见天气逐渐放晴，我们便继续乘雪橇前往艾塔尔，那里的本笃会修士修道院及其所属的巴洛克教堂在建筑上享有盛誉。我现在还记得，在继续前往的途中，连同之后我们在里面吃晚餐的那家旅馆，也就是那家位于那两个宗教场所斜对面的干净整洁的旅馆里，我们的中心话题全都是国王本人，其乖僻的生活天地我们刚刚有所接触，诚如大家所说，这是一位“不幸”的（为什么非要是不幸的呢？）国王。这种探讨只在参观巴洛克教堂的时候有过中断，它究其实就是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和我之间就路德维希所谓的发疯、不具备执政能力、被罢黜王位和被宣告禁治产并予以监护所展开的一场辩论。我坚称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是一种残酷的庸人行径，此外也是一次政治行动，同时还是一次符合政治和法定继承人利益的行动。我的这种看法让鲁迪惊讶之极。

        因为，这个家伙完全坚持那种与其说是大众化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和官方给出的观点，即国王，如他原话所说，“彻底疯掉了”，把他交给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的护理员，任用一个精神健全的摄政王，对于这个国家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可能还会存在分歧。根据他对付此类情况的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立场在他看来太过新颖，他就会气呼呼地撅起他的嘴巴，用他那双蓝眼睛死死地盯着你看，一会儿死盯你的右眼，一会儿死盯你的左眼，轮番交替，在我发言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这样表现的。我不得不说，令我感到有些惊讶的是，这个话题居然使我变得雄辩起来，尽管此前我几乎没有对它进行过研究。不过，我发现，我对它已经暗自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看法。发疯，我这样反驳道，是一个相当摇摆不定的概念，市侩随心所欲地根据可疑的标准来使用这个概念。早早地，在紧靠着他自己和他的平庸的地方，一个这样的市侩划拉出区分理性举止的界限，但凡逾越这个界限的就是愚蠢之举。然而，国王的生存方式却是专制的，不受限制的，围绕着它的是恭顺奉承，它在很大程度上无须受到批评和责任的束缚，而且在张扬它的威严过程中，它已经合法地成了一种即便是最富有的个人也休想达到的风格，它为它的承载者所怀有的那些耽于幻想的偏好、神经质般的需求和嫌恶，以及那些令人费解的激情和欲望，提供了一个游戏的空间，骄傲而毫不保留地利用这个空间很容易呈现出疯狂的一面。在这片王土之下，又有哪个凡夫俗子能够像路德维希那样在一处处精挑细选出来的风水宝地上为自己建造出一个个金碧辉煌的归隐之所！这些王宫当然都是国王羞于见人的纪念碑了。不愿意见人，这种情况如果是发生在像我们这样的寻常之辈身上，几乎是不可以被一般化地作为发疯的一个症状来看待的——那么，为什么当这种怕羞以国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可以的了呢？

        然而，是六个造诣高、资格老的精神病医师郑重其事地认定国王为精神完全分裂并宣布有必要对他进行隔离的哟！

        这些驯服的学者作出这样的诊断，是因为他们就是被叫来作出这样的诊断的，他们甚至没有见过路德维希，甚至都没有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研究”过他，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他们就是这样作出诊断的。就算这些市侩和他进行关于音乐和诗学方面的谈话，那也只会让他们更加坚信他是精神错乱。在他们的结论的基础上，那个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因此却绝对不是疯子的人，被剥夺了对自己的支配权，被屈辱地贬低为精神病人，被关进一座临湖的宫殿，里面的门把手都被拧下，窗户都安装了格栅。他没有忍受，而是寻求自由或死亡，他让看护他的医生狱卒和他一起去到了死神那里，这说明他是有尊严感的，同时也驳斥了那个精神错乱的诊断。他身边的人的行为也驳斥着这个诊断，他们追随他，时刻准备着为他去战斗，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对他们的“王”的热爱崇拜也驳斥着这个诊断。这些农民，假如他们看见他一个人半夜里，身披貂皮大衣，在火把的照耀下，乘坐带有护随侍从的金色雪橇穿过属于他的一座座山，那么，他们是不会把他当成疯子的，相反，他们只会认为他是一个符合他们心中梦想的国王，而假如他成功地游到那湖的对岸，他显然是这样计划的，那么，他们就会操起干草叉和打谷棒来保护他不受医学和政治的迫害。

        不过，他的挥霍癖却是十足病态的，经济上再也负担不起的，他的执政能力的丧失简直就是他不愿意执政的结果：他只能在梦中做国王，他拒绝按照理性的规范来做国王，照这样下去就会国将不国了。

        哎，全是胡说八道，鲁道夫。一个思维正常的总理就足以治理一个现代联邦制国家，即使国王敏感脆弱到见不得他和他的同僚的分上。即使发善心，让路德维希继续沉湎于他的那些孤僻的爱好，巴伐利亚这个国家也灭亡不了，说国王有挥霍癖，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纯粹是空话，是一种欺骗和借口。那些钱还不是留在这个国家里了，这些童话建筑让石匠和镀金工发了大财。另外，这些宫殿，通过对东西两个半球慕其浪漫之名前来参观的人们收取门票的方式，早就把花在它们身上的钱全都给赚了回来。今天，我们不是也跑来帮着把疯癫化为财源了吗……

        “我这就搞不懂您了，鲁道夫，”我叫了起来。“您鼓起腮帮子，对我的辩护作诧异状，但是，恰恰是我有权对您感到惊讶，有权对您表示不解，怎么偏偏是您……我指的是作为艺术家，简言之，偏偏是您……”我试图说明我为什么不得不对他感到惊讶，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不过，又因为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不应该当着阿德里安的面这样说话，所以在慷慨陈词的过程中我也变得迷惑起来。他应该说话才是——不过由我来说更好，因为想到他可能会，而且也有能力维护施维尔特费格，我这心里就特别受不了。我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于是我就取代他，替他，秉承他的旨意说话，而玛丽·戈多似乎也是这样来领会我的出场的，并且把我，这个被他为着今天的缘故而派到她那里去的使者，视作他的喉舌。因为，在我不遗余力地展开雄辩的过程当中，她更多地是把目光投向他那里，而不是我这里——就好像她是在听他说，而不是听我说似的。然而，面对眼前的激昂，他的表情却始终是带着一点取笑的，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的，远非那种无条件认可我的代言的微笑。

        “什么是真理？”他终于开口说道。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见状，赶紧附和他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层面，而在一个像这样的个案里，医学自然主义的层面虽然也许不是最有优势的，但也不能被当作完全是无效的来一概加以拒绝。在自然主义的真理观里，他继续补充说，奇怪得很，平庸和感伤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不应该理解成是对“我们的鲁道夫”的攻击，他怎么说可都算不上是个感伤的人，但是，感伤却可以被视作整整一个时代，即十九世纪的特征，一种对平庸的忧郁的偏爱是这个世纪所特有的。阿德里安猛地笑出声来——当然，并非出于惊奇。有他在场的时候，你始终会觉得，在他周围大声发出的所有思想和观点都在他的身上汇集，而他则含讥带讽地听着，任凭各人随心所欲地去发表和代表它们。但愿朝气蓬勃的二十世纪能够发展出更为高雅和更为乐观向上的生活氛围，有人表达了这样的希望。有没有这种发展的迹象，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时断时续的讨论，这场谈话渐渐地分散开来，现出疲态。在冬季的山风里激动地度过了所有这些时辰之后，疲惫终归占据了上风，铁路行车时刻表也开始发话，我们叫来马车夫，头顶繁星点点的天空，由雪橇带到那座小站，在小站的站台上，我们等候开往慕尼黑的火车。

        回程倒是显得更安静一些，就是为了要照顾已经昏昏欲睡的姑妈。席尔德克纳普偶尔低声和她的侄女聊天；我通过同施维尔特费格交谈确信他一点儿也没有生气，阿德里安则跟海伦打听一些日常琐事。出乎大家意料，同时也令我暗自感动、甚至于有些高兴的是，他没有在瓦尔茨胡特离开我们，而是当仁不让地坚持陪同我们的客人，即巴黎来的那两位女士，返回慕尼黑的住处。在火车站，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同她们和他道别，然后继续赶我们自己的路，与此同时，他则叫来一辆出租车，把姑妈和侄女送到她们下榻的那家位于施瓦宾的旅馆——他的这种骑士风度在我的想法里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这一天所剩余的最后时间他只是在那双黑眼睛的单独陪伴之下度过的。

        直到晚上十一点，他才坐上他经常乘坐的那趟火车返回他的穷乡僻壤，在那里，他用超高音的小口哨向警惕巡视的卡施佩尔-苏索报告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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