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夺走了，离开了我们，这个奇特良善的人儿被夺走了，离开了红尘——啊，我的上帝啊，我还在拼命搜罗那些斯文的字眼，我这是何苦哟，这是令人发指的残暴，我见证了这令人发指的残暴，直到今天，这令人发指的残暴依然会诱使我从心底发出悲痛的谴责，甚至是激烈的反抗。他被令人惊惧的狂暴一把攫住，他在短短几天之内被一种疾病夺去了生命，这种疾病在当地已有较长时间没有出现过了，这次发作是那么急遽，乃至善良的屈尔比斯大夫也为此深感震惊，他告诉我们说，处于麻疹或百日咳康复期的儿童很容易感染此病。

        如果算上最初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上的波动的话，那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而且在这两周的第一周里，也没有任何迹象——我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后来那种恐怖情形发生。那是八月中旬，外面正在热火朝天搞收割，需要的人手比平时多。而到此时为止，内珀穆克住进这幢农家小楼也已经有两个月了，完全成了大家伙的欢乐之源和开心果。然而，一场伤风却使得他原本清澈可爱的双眼变得黯淡无光起来——他没有胃口，情绪低落，从我们见到他起，他就很爱睡觉，现在他比以前更加嗜睡了，诸如此类的现象，肯定也都是这讨厌的染病所致。无论是给他吃的、玩的，还是给他看画册、讲童话，不管你给他什么，他统统都说“有了”。“有了！”他一边说，一边表情痛苦地背过身去。此后不久，见不得光和听不得声响的症状也开始出现了，整个人同之前的情绪低落相比，显得更加烦躁不安。车子开进农庄的响动，人们说话的声音，他似乎都觉得难以忍受。“你们小声点说！”他喃喃地低声请求道，好像在做示范似的。甚至于能够发出好听的叮当声的八音盒他也不愿意再去听了，他一边在口里急切而痛苦地说着“有了，有了！”，一边亲手松开发条，而一见发条松开，却又会马上难受地哭泣起来。他在院子里和园子里躲避着仲夏的阳光，唯恐避之不及，他往屋里钻，猫在屋里揉眼睛。更叫人难过的是，你会看见他为了让自己好受些，挨个去找那些爱他的人，搂住他们的脖子求助，可搂不了一会儿，却又不得不绝望地放弃，离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而去。他就这样去抱住施魏格施迪尔大娘，抱住克莱门蒂娜，抱住女佣瓦尔特普尔吉丝，而且也出于同样的动机多次去抱住他的舅舅。只见他把身体紧贴到他的胸前，抬头仰望他，倾听他温柔的安慰，小脸蛋上也会露出虚弱的笑容，可随后不久，他的头就会一点一点低下去，越低越深，口里还同时喃喃说着“晚安！”——整个人随之滑落到他的脚边，滑落到地上，小身子摇摇晃晃地离开他的房间。

        医生来给他瞧病。他给了他点鼻药水，又给他开了一种强壮剂的处方，但还是忍不住推测说，这孩子很有可能是得了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而且，他也在修道院院长工作室里向他的老病号当面表达了他的这种担忧。

        “您这样认为吗？”阿德里安脸色发白地问道。

        “我觉得这事很可疑，”人家大夫说道。

        “可疑？！”

        见他用如此惊诧和近乎惊恐的口气重复这个常用词，屈尔比斯不禁暗自思忖自己这话是不是真的说得有点过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意思，”他回答道，“您本人可能看上去更好了，我尊敬的先生。您很牵挂这个小家伙吧？”

        “哦，是的，”这是他的话。“是一种责任，大夫。这孩子是为了增强体质才被送到这乡下来给我们照料的……”

        “就眼下的病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大夫回应道，“就眼下的病象来看，还没有任何依据作出令人不愉快的诊断。我明天再来。”

        他果真第二天又来了，而这一次他可以说是太有把握对这个病例作出确诊了。其实，早在他到来之前，内珀穆克就曾有过一次突然的爆发性呕吐，并且开始发起烧来，虽然发热只是中等程度，但是，与发热同时出现的头痛却在不断加剧，而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变得明显地令人难以忍受起来。当大夫到来的时候，这孩子已经被抱到床上了，只见他用一双小手抱住自己的小脑袋，发出一声声常常是持续到最后一口气的叫喊，每一个听到这些叫喊的人——整栋房子里的人全都听得到——无不感到撕心裂肺。其间，他把小手伸向他周围的人，嘴里大叫着：“帮帮我！帮帮我！哦头疼！头疼！”随后，他又开始新一轮狂吐，吐得身体剧烈撕扯，吐得人东倒西歪，直吐到最后整个人重又抽搐着瘫倒在床上。

        屈尔比斯检查孩子的眼睛，发现瞳孔已经缩紧，变得很小，并且出现斜视征兆，心跳加快，肌肉明显收缩，颈项也开始明显强直。这是脑脊髓膜炎，脑膜炎——这个好人终于说出了那个病的名字，同时尴尬地做出一个头侧向肩膀的动作，他希望大家还被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哟，他的科学其实在这致命的接触面前几乎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呀。他在他的建议里暗示，说也许应该打电报把消息告诉给孩子的父母。如果有母亲在身边照顾，小病人很可能会感到安慰和镇静。他另外还要求从首府请个内科医生来会诊，他说他很愿意和这位医生一起来共同分担对这个可惜并非不严重的病例的责任。“我是个普通人，”他说道，“请一个更高的权威来这里一趟是合适的。”我现在认为，他当时所说的这些话是带着几分讥讽和忧郁的。不管怎样，脊椎穿刺他还是有胆量自己来做的，一是为了确诊必须马上做，二也是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减轻病人痛苦的办法。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已经脸色苍白，尽管如此，她还是强打起精神，坚持像平素一样以饱满的精力和忠实于人道的情怀，抱住在床上呻吟着的孩子，使他的身体呈弯曲状，直到下巴和膝盖几乎挨到为止，与此同时，屈尔比斯则把他的针头扎进分开的椎骨之间，一直扎到椎管里，只见脊髓液一滴一滴地从椎管里冒了出来。剧烈的头痛几乎是立刻就减轻了。如果头痛再度发作，大夫说——他知道，一两个小时之后头痛肯定会再度发作，因为通过抽取脑室液减压只能维持这么点时间，那么除了继续使用冰袋之外还应加服氯醛，他开了该药的处方，而药却得到县城去取。

        然而，穿刺后陷入精疲力竭的昏睡之中的内珀穆克却又被新的呕吐，被他的小小的身体的阵阵痉挛以及剧烈无比的头痛所惊醒，他重新开始发出撕心裂肺的哭诉和尖利刺耳的叫喊——就是那种典型的“脑积水叫喊”，这种叫喊，就因为它在医生的概念中是典型的，所以也就只有医生的神经勉强能够承受。对于典型性的东西，人们是无动于衷的，只有被理解为个性的东西才能叫我们失控。这就是科学的冷静。这种冷静并不阻止它的乡村门徒很快放弃他最初开出的溴化物和氯醛制剂，转而使用效果更好一些的吗啡。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既是怜悯那个备受折磨的孩子，另一方面也同样是为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在此我特别想到了一个人——着想。抽取脊髓液只可每隔二十四小时重复一次，而一次也只能缓解两个小时。一个孩子要痛苦地叫喊和翻滚扭动身体二十二小时，而且，这个孩子呢，他还会把两只小手掌合起来喃喃地说：“艾肖愿意乖乖的，艾肖愿意乖乖的！”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当时目睹艾肖的人而言，最恐怖的也许是一个从属的症状。这就是他那天蓝色的眼睛开始越来越多地斜视、退色，这是由于伴随颈项强直而发生的眼肌瘫痪所致。这样一来，他那可爱的小脸就完全失去其原有面貌，变得极端狰狞，叫人毛骨悚然起来，此外，再加上这个遭遇病魔袭击的人儿很快就又开始不停地咬牙切齿，因而更是给人造成一种发疯着魔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冯·罗腾布赫教授，来自慕尼黑的会诊权威，被格雷翁·施魏格施迪尔从瓦尔茨胡特接来。因为他很有名望，所以在屈尔比斯建议的几个人中阿德里安选中了他。他身材高大，处世圆滑，本人还在国王时期就被晋封为了贵族，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他的要价也很昂贵，他的一只眼总是眯缝着，好像在不停地做检查似的。他对使用吗啡表示不满，说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一种昏迷的假象，而真正的昏迷“其实还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他只允许使用可待因。他显然首先关心的是这个病例有一个正确的、在其各个阶段都没有被涂抹掩盖的病程。此外，对于他的这位对他毕恭毕敬的乡下同事此前所做的处置：遮蔽日光，头部上冰袋后置于高位，小心接触患儿，护理以酒精擦洗和浓缩食物为主，他在做完检查之后也证实是得当的，不过，他接着又说下一步将有必要通过插鼻管进食。他的安慰，大概由于他并不是在孩子亲生父母的家里，所以是坦率和毫不含糊的那种。他说，神志不清，合理的、没有因为使用吗啡而提早造成的意识模糊，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而且程度还将会迅速加重。到时候这孩子就会少受些苦，到最后就会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痛苦了。因此，即使症状再明显，也不要让自己太难过了。他还发善心，亲自做了第二次穿刺，之后便派头威严地告辞，再也没有来过了。

        从我这方面而言，我每天均会通过施魏格施迪尔太太打来的电话获悉这些悲惨的过程，不过，我却是一直等到脑膜炎爆发的第四天，也是一个星期六，才亲自动身赶往普菲弗尔林。当时的情形是，剧烈的抽搐似乎在持续不断地折磨孩子那小小的躯体，他的眼睛向上翻，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了任何喊叫，只剩下牙齿咬得格格响。施魏格施迪尔太太连续熬夜，面容疲倦，眼睛已经哭肿，她到大门口接我，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建议我赶紧去看阿德里安。她说，那可怜的孩子的父母昨天夜里已经赶来陪他了，我还有的是时间去看孩子。但是博士先生，他可是急需我的安慰，他的情况不太好，说实话，她有时都觉得他好像是在胡言乱语似的。

        我提心吊胆地跑去找他。他正坐在他的书桌旁，我进屋时，他只是匆匆地，而且似乎是很不屑地抬头看了我一眼。他脸色煞白，白得吓人，眼睛同住在这房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通红，双唇紧闭，舌头在下嘴唇内部一侧的某个位置机械地舔来舔去。

        “是你，好伙计？”他说这话时，我已经走到他跟前，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至少你要划十字，喏，这样，从额头到肩膀，就是你小时候为保佑自己所学的那种划法！”

        我于是开始说些安慰和希望的话——

        “你就免了吧，”他粗暴地打断我，“尽是些人文主义者的胡诌！他正在把他夺走。他要速战速决！也许他用他那些恶毒的手段不能更快地速战速决吧。”

        他猛地跳将起来，身体靠到墙上，后脑勺紧贴护墙镶板。

        “把他夺走吧，无赖！”他用一种让我感到锥心刺骨的声音大叫道。“把他夺走吧，下流坯，但你的动作可要快，要把你所有的力气都用上，臭流氓，就连这个你都容不得！我原本以为，”他突然小声而亲密地转过身来冲我说道，几步走上前来，用一种我将永远都难以忘怀的失魂落魄的目光看着我，“他会容许这个的，不管怎样这个也许是会的，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远离仁慈的人又能上哪儿去找仁慈呢，而他可好，穷凶极恶地非要践踏摧毁不可的偏偏就是这一个。把他夺走吧，你这个渣滓！”他又大声喊叫着从我面前退下，好像要去背十字架似的。“把他的肉体夺走吧，你控制了他的肉体！可你将不得不心满意足地把他那甜蜜的灵魂留给我，而这就是你的无能和可笑之处，我要以此来嘲笑你，永不休止。就让永恒在我的位置和他的位置之间横亘翻滚吧，我终究会知道，他就在你被抛出去的地方，脏货，这将是滋润我唇舌的甘霖，将是一曲在最底层的诅咒里嘲弄你的和撒那！”

        他用两只手蒙住脸，转过身去，把额头靠到木板上。

        我该说些什么呢？做些什么呢？如何应对他的这些话呢？“亲爱的朋友，说一道万，你都要冷静，你太激动了，这种痛苦让你有点胡思乱想，”大概一般都会这样来说，而不大，由于害怕出精神问题，尤其是当涉及的是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时，不大会去想有可能是生理上的损伤和削弱，以及这房子里的溴化物有可能引起中毒什么的。

        在我的恳求安慰之下，他的回答又一味只是：

        “你就免了吧，你就免了吧，划你的十字去吧！那上面正在进行！别只为你自己划，也要同时为我和我的罪过划！——这是怎样的罪过，怎样的罪恶，怎样的罪行啊，”他现在又重新坐在了书桌旁，两只手分别攥成拳头抵住太阳穴，“我们居然还敢让他来，我居然还敢让他到我身边来，我居然还敢拿眼睛去盯着他看！你要知道啊，小孩子柔弱得很，他们简直是太容易受到毒害了……”

        至此，我终于气得忍不住大叫起来，我不让他再这样继续把话说下去了。

        “阿德里安，不要说了！”我喊道，“你干吗要这样作践你自己，折磨你自己呢，这个可爱的、对于这个人间而言或许是太过可爱了的孩子，不论他人在哪里，不长眼睛的命运都有可能会落到他的头上，你因此就这样自我指责，岂不是太荒唐了吗！面对这样的命运安排，我们可以心如刀绞，但我们不应该失去理智。你没有做过一件不爱他、不对他好的事……”

        他只是一味地摆手。我在他那里坐了有一个小时，其间时不时地轻声和他搭讪，他的回答叽里咕噜的，我基本上听不懂。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准备去看看我们的病人。

        “只管去吧，”这是他的回应，却马上又铁石心肠地补充道：“但不要像以前那样，跟他说‘怎么样啊，小家伙，一直都很乖’之类的话。首先他不会听你说了，其次呢，他恐怕从骨子里讨厌你那股子人文主义者的味道。”

        我正待起身要走，他却又喊着我的名字把我叫住：“蔡特布罗姆！”那声音听上去也是同样的生硬。我于是转过身来：

        “我已经发现了，”他开口说道，“那就不该有。”

        “什么什么，阿德里安，什么就不该有啊？”

        “善和崇高，”他回答我道，“被称作人性的东西，尽管它是善的和崇高的。人类为争取它而斗争，为此他们摧毁暴君的城堡，而那些梦想得以实现的人们欢呼着宣告的东西，却不应该有。这东西正在被收回。我要把这东西收回。”

        “我，亲爱的朋友，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你要把什么收回？”

        “《第九交响曲》，”他答道。接下来，我等了好久，也没有听见他再说一个字。

        我困惑而悲伤地走进上面那间命运之室。这里完全是病房的气氛，药味弥漫，沉闷、洁净而暗淡，尽管窗户是开着的。不过，百叶窗却都已被拉到只剩下一条缝了。内珀穆克床边围站着好几个人，我向他们伸出手去，与此同时，我的目光却只落在那濒死的孩子身上。只见他躺在床的一侧，整个人扭作一团，胳膊肘和膝盖蜷曲着；双颊通红，一次深呼吸之后，要等很长时间才开始下一次呼吸；眼睛没有完全闭上，但睫毛之间看不到那种虹膜的蓝，而只剩下黑了；两个瞳孔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虽然大的程度不同，却几乎吞噬了眼球的颜色，如果能看见瞳孔里发亮的黑色，那还算是好的呢，有时甚至会白成一条缝：那样的话，孩子的小臂膀就会更紧地贴到胁部，他那小小的四肢因为剧烈的痉挛而拧曲，他或许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可是，那情形却令一旁的人惨不忍睹。

        他的母亲抽泣起来。我之前已经和她握过手了，我现在又和她去握手。是的，她来了，乌尔泽尔，布赫尔农庄的有着褐色眼睛的女儿，阿德里安的妹妹，这个现年三十八岁的女人，透过她那极度悲伤的面容，我似乎看到了她父亲约拿坦·莱韦屈恩那老德意志式的神情，我的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被深深触动。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丈夫，电报是发给他的，也是他去苏台罗德接的她：约翰尼斯·施耐德魏因，一个高大、质朴、留着金胡子的美男子，他的一双眼睛和内珀穆克的一样湛蓝，说起话来忠厚老实、庄重肃穆，乌尔苏拉很早就接受和采用了这种说话方式，而对于这种说话方式的节奏，我们通过小精灵艾肖的嗓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房间里此外都还有谁呢？除了忙前忙后的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就要数那个长着一头浓密鬈发的库尼恭德·罗森施蒂尔了。她在一次获准来访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小男孩，生性悲天悯人的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疼爱得不得了。她当时还用那台打字机，用她那结实粗壮的公司的信纸，用商人的“&”号，用典范的德文，把她的印象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了阿德里安。现在，她击败纳可黛，成功获准和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及其女儿乃至乌尔泽尔·施耐德魏因一起轮番护理这个孩子，给他换冰袋，用酒精给他擦洗，试着一口一口地给他喂药和乳糜，而且每天深夜都是由她守护在他的床边，既很不情愿，也几乎是没有向另外一个人让出过这个位置……

        我们，施魏格施迪尔母女俩、阿德里安、他的亲戚、库尼恭德和我，在那间尼基厅里吃晚饭，彼此之间很少说话，其间时不时地就会有个女人起身去看病人。周六上午我就动身离开了普菲弗尔林，尽管这样做让我非常难过，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周一还有一大摞拉丁文的即兴翻译需要批改。我去和阿德里安告别，我随口说了几句温柔的祝愿，比起昨天他迎接我的情形，我更能接受他打发我走的情形。他面带微笑，用英语说出下面的话来：

        “那就上自然力那儿去吧。自由去吧，多加保重！”

        随后，他便迅速地向我背过身去。

        十二小时之后，内珀穆克·施耐德魏因，艾肖，这个孩子，阿德里安最后的爱，就归天了。他的父母把他的小棺木带回了他们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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