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城市——大阪府立大学周边

        （《文艺春秋别册》二一三号  一九九五年十月）

        让我以此主题写文章，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了。怎么说呢，应该等到成为更加明练通达的老人后再写更合适吧。

        当然，记忆中，我到过很多城市。我偶尔会出门旅行，户籍也从大阪、爱知、东京、埼玉、神奈川一路迁来。但是说实话，很多城市离开之后就渐渐淡忘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稍微变一变，改成“我心中构建的城市”。这样的话，还是能数出几个的，我在小说中虚构出来的城市也可以算在内。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学城杀人事件》中描绘的城市。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城市也是该书的主题之一。

        虽说是虚构的城市，但其实也是有蓝本可以参照的。我上的大学旁边的街区就是这个地方的原型。

        坦白说，那是个土里土气、毫无格调的地区。我们的大学以“屌丝”多而出名，这帮人三五成群地走在街上，让这里显得更加低俗，与“大学城”之名不甚相符。然而，当我打算以一个城市为背景创作推理小说的时候，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这里是我留下回忆最多的地方吧。

        当年，我这个笨蛋学生去大学就是为了到弓箭部练习，练完就跑到大学城里闲逛。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上班族，每天穿着西装挤在满员的电车里，就感觉毛骨悚然。我心中只希望这一天晚些到来，能拖延一刻是一刻。不想入职，那就应该积极寻找其他出路，而我只是和几个伙伴成天在咖啡馆里发牢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上班族是因为没有自信。

        在回忆起那座城市的同时，对那样的自己的厌恶之情也一起复苏了。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书中，大家阅读拙作就能窥见一斑。

        我在小说中把这个地方设定为旧大学城，另外还有一处繁华热闹、时髦商店鳞次栉比的新大学城。但是这个新大学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是我当年的梦想。写于《大学城杀人事件》之前的就是以这个新大学城为背景的。

        顺便说一句，我心里正惦记着那个大学城最近有无变化，没想到却意外地得知了那里的近况。从网上的推理小说论坛里得知，我的粉丝们特意到实地走了一趟，他们的感想是“没啥可看的”。嗯，我估计也是。

        （《小说现代》 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我当过整整五年上班族。那时，我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公司从事生产技术的研究工作。后来辞职是因为我得偿夙愿获得了乱步奖，想朝着作家之路迈进。

        辞职至今已经十一年了，按理说应该把上班时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出现在我梦里的绝大多数都是那时的场景和人物。有人经常梦到学生时代被考试折腾得焦头烂额的事，而我则会梦到自己回到以前的职场，因为工作不顺利而焦虑不安——这种梦甚至已经半常态化了。“啊啊，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实验报告搞定，但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我经常像这样在梦里苦苦挣扎。虽然看不到自己的睡姿，但是这种时候我一定睡得很不安稳吧。

        但是，我绝非不愿回忆上班族时代的经历，或者倒不如说正好相反。虽然我只上过五年班，但那却是我现在最宝贵的财产和武器。请大家试想一下，现在被称为作家的人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但是曾在制造业当过工程师的又有几个呢？除我之外，就再无他人了。

        至于那时的经历以何种形式运用到目前的工作中，看看我写的书就明白了。很多故事都与科学技术相关；如果出场人物是公司职员的话，那这个人毫无例外是搞技术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他作家则常把人物设定为贸易公司、广告公司中从事事务性工作的职员。这种情节与人物的设定能为我的作品增色多少不好说，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凸显了我的特色。

        我把上班的五年当作上了五年特殊的才艺学校，这并不仅仅指那五年给我的小说创作带来的灵感。置身于那个巨大的组织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见到很多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和他们不算脾性相投，也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但是我在这种上班族的日常生活中学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心得足够让我以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为题目写一篇报告了。以前，某出版社的某部门还因为我打电话时过于礼貌而议论纷纷，这显然是上班族时代留下的习惯。要是我大学毕业后不工作而直接当了作家的话，也许又会被人鄙视说：“连打电话的基本礼仪都不知道，真幼稚。”

        诸位新人，请一定要在公司里多学点儿东西。那里教材之多，倾尽一生都学不完。而且，大家还能从这所才艺学校领到钱，这不是非常划算吗？

        （《小说SUBARU》 一九九七年七月号）

        距离我大阪老家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座足代公园，这是周边最大的公园了。上小学时，我每天都要去那里玩躲避球或棒球。

        公园旁盖起了一幢大楼。不，说“盖起了”也许并不准确。那幢大楼外壁建好了七成，但是内部建设就烂尾了。墙壁、地板、钢筋都暴露在外，水泥楼梯勉强建好了台阶，连扶手都没有安装。

        大楼里铺设的通风管道被孩子们称作“时间隧道”，这一灵感来自不久前流行的美国电视剧。

        四角形的通风管道如同迷宫般蜿蜒曲折，我们在里面匍匐前行，勇敢越过蜘蛛网、死老鼠等障碍物，最后钻出管道，来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对孩子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玩的游戏了。

        现在，我每两个月在本杂志上刊登一篇小说，这些故事最后将构成一部长篇作品。我想描写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整个故事的时间线会拉得极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发表在本杂志上的小说是从主人公的初中时代开始写的。然而，其实在那之前还有一篇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将会写到前面提及的时间隧道，预计在之后的某一期刊登。

        写小说时，必须要沉浸在相应的氛围中。而我是通过回忆起那条尘埃密布的通风管道来进入小说世界的。

        格言是正确的？——以贫穷为傲

        （《ALL读物》 一九九八年九月号）

        上大学的时候本可以一直住宿，但是大三下学期我就搬出去住了，因为我一直有个计划——到了二十岁就一个人住。

        父母说“不会给我经济援助”。当时我的收入只有当家教挣得的两万日元，所以必须得把房租和伙食费控制在这一范围之内。

        我租的是一间三叠大小的平房公寓。不知道称为“平房公寓”是否正确，不过，那幢建筑很奇特，实在找不到其他名称指代了。厕所是公用的，而且是蹲坑。洗脸池也是公用的，而且在户外。当然，也没有煤气，做饭是不可能的。但是房租只要五千日元，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给我介绍这间公寓的是好友A，他从入学起就住在那里。当然，他还教给我各种生活小窍门。他最先教给我的就是如何在三叠大小的屋子里住得宽敞。他把壁橱的拉门全部拆下，睡觉时把被褥的下半段铺在壁橱里。简单说，就是下半身伸进壁橱里睡觉。的确，这么做让房间显得宽敞多了。我也立刻采用了这种方法。

        而且，A对于自己的房间中没有蟑螂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严格贯彻了绝不把食物拿进房间的铁则。但是，他房间虽然没蟑螂，却有蜈蚣。两相比较，我宁愿选择蟑螂。

        公寓附近有一家杂货铺兼卖面包，我们的生活用品都会去那里买。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店里摆着的那些袋子，袋子里装着几十片面包切片后剩下的边角料。虽然标价一袋十日元，但是买其他东西的话就会免费赠送。这是我们缺钱时重要的食物补给。

        而这些边角料的吃法很重要。正统吃法是像吃吐司那样，烤过之后再抹上人造黄油。但我发明了用番茄酱代替人造黄油的办法，烤得酥脆的面包皮和番茄酱一起吃，真是绝配。A也很喜欢这种吃法。我们把这个叫“披萨”，吃得可开心了。要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我们就会在当天晚上边喝啤酒边吃这种“披萨”。现在想想，那时每天都吃面包的边角料，居然没把肚子吃坏。

        临近毕业时，我才知道A其实是富二代。他父亲开着奔驰来公寓取他的行李。A秉承了“年轻时要多吃苦”的家训，他如今已是某一流制造公司的精英技术骨干了，前些日子刚刚完成了全世界首次人造卫星的无人对接。

        （《小说SUBARU》 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以前，我曾经在《小说SUBARU》上连载过一组名为“那时我们是傻瓜”的随笔，如实地描述了我童年和学生时代的蠢事。这些随笔已经结集出版，连文库本都出了。我收到一位读者写的读后感，现摘抄如下：

        本以为当作家的都是个性突出的人，但是东野先生您小时候就是一个放在人堆里都没人多看一眼的普通小孩儿呀。我身边有好多有个性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些瞧不起普通人了……

        后半部分相当气人，不过倒也没什么。我想，看过《那时我们是傻瓜》的读者八成都会觉得，东野圭吾这个人的少年时代完全是一幅欢乐天真、无忧无虑的图画。大家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从各种往事中只选取了快乐的片段，写成了这部文集。

        但是人生有光明就会有阴影。所以，下次我想写写那些阴郁的回忆。但是不管怎么想，我都不觉得这样的随笔写出来会让人感到有趣。那么，如果写成小说又如何呢？

        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构思的作品。当然，故事纯属虚构，不过其中也包含了某些个人的真实体验。诸位读者有时间的话，不妨想象一下哪部分是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每次在本杂志发表的部分都可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但是整个连起来又是一部长篇作品——这是我此次尝试的着眼点。至于结果如何，一直阅读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写到一半便无法维持短篇小说的形式了，完全变成长篇小说连载。创作历程十分艰难，不过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周刊文春》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号）

        作为作家，我是在昭和六十年（即一九八五年）出道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至今都直冒冷汗——一方面惊讶于我当初的那种写法居然真行得通，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能下决心以写作为生感到震惊。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我只读过推理小说，所以打算动笔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其他小说类型。而且，我还把推理小说擅自定义为“描写用合乎逻辑的手法解决杀人谜案的作品”。当然，我认定小说中一定要有杀人案，并且不能缺少诡计。反过来讲，只要具备了这两点要素，就是推理小说。

        诡计、意外的动机、意外的凶手——我出道头几年整天都在琢磨这些。当然，我非常关注受到好评的作品，也努力在自己的书中“刻画人性”。但是我在这方面下的工夫只是为了让读者更加信服故事的情节，而故事情节又是为了设计诡计服务的。

        我写作最关注的是逻辑上不能出现矛盾。我像解开棋局那样写小说，每次写完都自我感觉很好。

        一部分读者宽容地接纳了这样的作品，然而我不知道，他们虽然被我书中的诡计所震撼，却完全没有被感动。

        正是因为逻辑上有矛盾，人这种生物才会如此有趣，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大家也明白。而我出道后又过了好几年，才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

        契机就是我意识到，迄今为止，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当属讨厌读书的人居然成为了作家这一点吧。

        二○○四年二月文艺春秋出版）

        我几乎从未成为过某一特定作家的粉丝。也许我这个人比较容易厌倦，或者单纯因为花心，虽然我会遇到中意的作品，但是我很少再去看那个作家其他的书。不知为什么，很早以前我就一度认定，“一个作家不可能写出那么多杰作”。当然，这是我自己成为作家之前的想法。以我现今的立场，我必须得证明这是错误的观念。也许有人会跳出来追问：“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证明给我们看呢？”

        松本清张先生是能让我持续阅读的少数作家之一。我还记得，上高中时，“河童novels”系列出版了很多他的小说。

        高中之前我很少读书，所以对推理小说知之甚少，对“社会派”这个词也理解得不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阅读松本清张先生的书得以一窥社会百态，尤其是社会的阴暗面。对于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但是，松本清张先生的书并非只局限于社会派，他创作了很多作品，描写逻辑无法解释的人性弱点。例如，短篇《坡道之家》讲述了一名经营洋货店的平凡男子迷恋上一个女招待的故事，其中男女爱恨纠葛的场面比杀人命案的部分精彩许多，是优秀的悬疑作品。

        《坡道之家》收录在名为“黑色画集”的短篇集中；下面我要列举的《超越天城》也收录其中。这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为背景的地点我都很陌生，尽管如此，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却激动得浑身发热。当然，事件的真相固然让我震撼，而探索真相的过程也让我心惊胆寒。不过，最触动我的还是作品中的少年那无法解释的心理活动。

        少年为何会采取那样的行动？作品中给出了符合该人物性格的动机分析，十分具有说服力。

        然而，身为读者的我却认为不仅如此。我试着想象，如果自己是那个少年，在那样的场合，我会怎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概我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原因，无法解释——但是我能理解那个少年的心境。

        我认为所谓小说，这样就已足够；相反，即使作出再多符合逻辑的说明，也不见得就是好小说。

        拙作《小小的故意物语》也涉及青少年犯罪的题材。关于动机，我进行了一番解释，但是由于表现力欠佳，没能写得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说，这篇作品极其不成熟，毕竟这是我出道后写的第一个短篇。

        但是，这个故事描写的确实是“少年时代无法解释的冲动”，所以这次我还是选择了这篇作为例子。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并以作家身份出道之时，我还住在爱知县，因为公司在爱知县刈谷市。我原本打算，如果能成为作家，就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大阪。现在这个愿望随时都可以实现了，这让我非常高兴。

        然而，当我决心辞职时，回大阪的念头已经完全打消了。不过，我也没想留在当地。那时我住在公司宿舍，辞职就必须搬出去，这样的话也就没有继续留在爱知县的理由了。

        决定去东京是因为一位读者的无心之言。那位读者问：“你的小说里为什么没出现过具体的地名呢？”

        我回答，因为一旦限定地点，对那个地方不熟悉的读者就会觉得很无聊。我嘴上如此回答，心里却在追问自己：“这样的话，你打算这辈子一直写没有具体地名的小说吗？”

        要明确写出地名，就要了解那里才行。但是，那时我熟悉的地方只限于大阪和爱知县。倒不是说不能写以这两个地方为背景的故事，只是如果这样设定的话，题材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限制——先不说别的，首先我得让出场人物说方言。

        而我想让出场人物说普通话——这就是我决定住在东京，了解东京的最大理由。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反正你在哪里都可以工作，不如在轻井泽或者伊豆这种空气清新的地方买幢房子，必要时再去东京，不好吗？”别人经常这么劝我。看来，很多人都梦想悠然自得地居住在被大自然怀抱的地方。

        但是，我不属于这类人。其实，我以前也在依山傍海、水质好、空气质量高的地方住过一段。

        结果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我完全无法融入有着碧空绿地的宏大景色之中。我倒不是讨厌这些，刚搬来的时候，看到优美的环境，我也会不胜欣喜。但是，这种喜悦并未维持很久，半年后，我就厌倦了。看到院子里盛开的花朵也毫无感觉，光想着给花浇水就很麻烦。总而言之，就是我不懂得如何与大自然相处。

        也许人永远都摆脱不了成长环境带给自己的影响。我出生于大阪平民区。那里狭小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商店和工厂，见不到绿树和泥土。但是，那里却是最让我感到舒服自在的地方。

        现在我住在东京市中心，远离大自然。因为住的是公寓，所以也没有院子。出门做个深呼吸，吸进肺里的都是汽车尾气。

        尽管如此，这里仍是除大阪老家之外最让我心安的地方。年迈的双亲听说我住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也很为我高兴，说“这样就挺好”。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到东京后，频频更换住处，以至于被人叫“搬家狂”。我并不是喜欢搬家，只是因为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不得已的事情。不过，托搬家的福，我总算达到了了解东京这座城市的目的。

        这么一来，就有很多人问我：“哪里是最适合工作的地方？”

        个人认为，并没有哪个地方特别适合工作。也许有人会选择图书馆附近或远离繁华商业区的地方，但是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图书馆里查到的资料相当有限，而繁华商业区无论有多远，想去的时候还是会去的。

        然而，对于写作环境，有一点我可以自信地说，工作室与住所分开肯定比较好。而且，最理想的是，尽量像上班族一样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离家和回家。再有就是不要开车往返，最好乘坐电车或公共汽车。

        我曾经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许是我创作灵感最丰富的时期——大概是因为“通勤”过程中见到的人和一些小事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吧。

        很遗憾，现在我的工作室与住所都在一起。没办法，我只能先离家在附近转转，然后再回到家里，假装是到达了工作室。要是有人说“这不就是散步吗”，那我也无话可说。

        （《朝日新闻》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

        正如我前面所写，我来东京的目的是为了写出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实际上，拙作中大半都是这种设定，而且我选择的都是迄今住过的地区及其周边。为了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容易接受，我一般不设特定场所；如果设定，也不会设在东京之外，这是我长久以来坚持的想法。夸张一点儿的话，说是信念也未尝不可。

        然而，最近我发表了一部小说，前半部分的背景设在了大阪。于是，出场人物必然要说大阪方言，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其实，小说前半部分的时代设定为二十多年前；而且，根据故事需要，我必须要尽可能详细地描绘当时那个城市的样子。

        不用说，当时我没住在东京，而是住在大阪。找了解东京的人取材也是一个办法，但终究无法达到我期待的效果。

        我不愿降低作品的质量，无奈之下只好把背景设定为大阪。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大概除了大阪人之外，都会对该书敬而远之吧。反正从第一页开始，操着大阪腔的警察就出场了。

        可是，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读过的人毫无例外地表示，最初把背景设在大阪是对的，大阪方言并不难懂。

        时至今日，听到别人对我说这本可能是你的代表作，我的心情仍不免有些复杂。

        （《达芬奇》 二○○一年四月号）

        我有事几乎从不找父母商量——高中和大学时代都是一个人做决定，找工作也是先斩后奏。父母说一句带有建议意味的话我就生气，并刻意和他们对着干。比如找工作的事，母亲明言希望我留在大阪，我反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只要不在大阪，哪里都好。除了东京，我还考虑过总部设在京都或横滨的公司，最终我选择了一家位于爱知县的、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企业。我喜欢车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顺从母亲的愿望”。不出所料，母亲果然不满我的决定，埋怨说“你就是不想照顾我们吧”，而且还流下了眼泪；而父亲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我离开家的那天，他也和往常一样弓着背，做着雕金的工作。

        上班后，我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如果从外部打来电话，公司就会通过广播把人叫来。要是没有大事，没人会动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找人吧。虽然宿舍楼住了好几百人，但是这种“呼叫”电话的使用次数却少得惊人。

        我想打电话的时候就会用公用电话。我会给友人和女朋友打电话，却很少打给父母。不得不和他们联系的时候，我也会尽可能长话短说。即使这样，母亲仍会问东问西，我通常随意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断，而父亲从来不接电话。

        这样的我在工作两年后，给父亲打了一次电话。公司里发生的某些事情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我郁闷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给父亲打电话就是觉得必须向他报告我的决定。

        我对电话另一端的父亲说：“我要辞职。”

        父亲想必很吃惊，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发出的第一声是“哦……”——那淡定的语气安抚了我的心灵。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问：“为什么？”

        于是，我把工作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各种莫名其妙、无法理喻的事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谈起工作。

        “我不是为了做这种事才上大学，也不是为了忍受这些才进这家公司的。真是受够了，我要辞职！”我斩钉截铁地宣布，语气近乎歇斯底里。

        一直默默倾听的父亲听完我的话，依然保持沉默。正当我以为他会臭骂我这个做事没长性的儿子时，话筒中又传来一声“哦……”，然后父亲说：“那也好，再从头开始，没什么大不了的。”

        “谢谢您。”我说。挂断电话后，我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

        其实，打那以后又过了三年我才辞职，而辞职的理由已和当初截然不同了——当初没有辞职真是太好了。让我改变想法的是父亲那声“哦……”。时至今日，我偶尔也想再听听那个声音。只要听到那个声音，就会觉得世上之事多半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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