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月末的一天深夜，下着暴雨。我和朱旌正准备睡觉，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朱旌开了门。六七条黑影像一阵风似的从外面扑了进来。他们浑身湿漉漉的，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一个斜挎黄书包的彪形大汉。这个人一进门就打开了我们的冰箱，一口气喝掉了两瓶可口可乐。然后，他用沙哑而低沉的嗓音对我们说道：

        “怎么样，你们准备好了吗？”

        朱旌激动得脖子都红了。她显然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似乎她的整个生命，整个过去和未来的岁月都在期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她还没有弄清楚这伙人的来意，就贸然答道：

        “准备好了……”

        “很好！”大汉满意地点了点头，“那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吧。”

        接着，书桌被抬开了，铺上了厚厚的毛毯。我们打起了麻将。

        整整一个夜晚，朱旌都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她反复地哼着舒伯特的《摇篮曲》。我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高兴过。她一直不愿意相信，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有机会认识柴峻。现在，随着这个身背黄书包的神秘人物的到来，事实都清楚了。我没有吹牛。

        不过，回想起来，我和柴峻的第一次见面，并不让人感到愉快。那是两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六年）的初春，我从图书馆借完书出来，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陌生人突然挡住了我。他不由分说地从我手中夺去书，随手翻了翻，然后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才对我说：

        “同学，你知道你借的是什么书吗？”

        他的问题简直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假如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干吗要借它呢？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记得，那是一本德文版的《存在与时间》。

        “你竟然能读德文了？还是他妈的海德格尔？可能吗？”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粗暴地将那本书塞在我怀里。

        我告诉他，我是德语专业的研究生，正打算写一篇有关海德格尔的论文。

        谁知他听了我的解释之后更为生气。他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带着讥讽的微笑对我说：

        “那好吧，你说说看，时间这个词，德文怎么说？”

        我当时确信自己遇到了一个疯子，急欲一走了之。不料，他一把揪住了我的后衣领子：“同学，请等一等……”

        他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到我的手中：“晚上七点你到教工宿舍504寝室来找我。”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着那张散发着浓郁香水味的名片，我怎么也无法将传说中的柴峻和眼前的这个人联系在一起。他走路的姿势颇有卓别林的味道，腰间的黄书包有节奏地拍打着他肥胖的臀部，发出沙沙的声响。后来，我与柴峻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之后，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背着褪了色的黄书包从图书馆前走过。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去阅览室看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四处找人打麻将。

        那天晚上，我来到柴峻的住处，正赶上他与宿舍管理员吵完架。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屋子里挤满了追随者，其中有几位女生正在轮番安慰他。等到他恢复得差不多了，才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

        “你写几个字我看看。”柴峻递给我一支钢笔。

        我在当天的《新民晚报》上写了几个字。他点点头，“还不错。”随后，他打开抽屉，将一沓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手稿递给我：

        “你替我尽快将这篇东西抄出来。三天够不够？”

        “我最近很忙……”

        “你忙不忙我可不感兴趣，”柴峻说，“我的问题是，抄完这篇小说，三天时间够不够？”

        “我想大概是够了。”

        “那好吧，你可以走了。”

        这就是我和柴峻第一次打交道的场景。尽管后来他反复向我解释，他之所以请我誊抄这篇手稿，是为了让我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一点文学感悟，可这件事留给我的屈辱之感很久都没有消除。我还记得那是一篇以宿舍管理员为主人公的小说，由此可以看出他与宿舍管理员的积怨之深。那个可怜的老人一出场就瞎掉了一只眼睛。随后，他的妻子以五十高龄被人贩卖到山西。当然，宿舍管理员本人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十一个歹徒翻窗而入，将其乱枪打死。

        2

        一九九〇年前后，约有半年多的时间，柴峻没有在校园里露面。有人说他还在与妻子闹离婚。有人说他因访学计划去了国外。敌对阵营的学者则借机在他的学生中散布各种谣言。其中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是，柴峻因煤气中毒已成了一个植物人，医生们正在给他施行呼唤疗法。

        柴峻后来对自己的这段经历也一直讳莫如深。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看上去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眶深陷，脸色姜黄，蓬乱的胡子里经常夹杂着米粒。朱旌说，有时在校园里碰到他，都不忍心多看他一眼——他的背影就像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

        柴峻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斩断自己与文学的一切联系。他写了一则《告别文坛启事》，让人张贴在校园的各个海报栏里；他郑重其事地来到校长办公室，要求退出职称评审委员会。不料，一位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严肃地向他指出：您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早已将您除名了。

        他仍然背着那只著名的黄书包在校园里转悠。他的身后仍然簇拥着一批追随者。不过，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向股票市场，创办经济实体。他在学校后门承包了一家兰州拉面馆，作为实现他宏伟的经济抱负的第一步。为了照顾他的生意，朱旌强迫我每周至少去吃三次拉面。我的胃病就是在那时落下的。

        当拉面馆的三个伙计将钱财席卷一空，逃回山东之后，柴峻终于病倒了。从此，颓废的阴影开始牢牢地撵上了他。他和各式各样的女人来往，而且只和她们来往。常常有人看见他和几个打扮俗艳的女人在酒馆喝得烂醉，有气无力地唱着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不过，朱旌对此并不担心。按照她的说法，在表面的颓废掩盖之下，柴峻无时无刻不在对自己的命运进行着认真而审慎的思索。

        这年暑假的一天，我和朱旌正在吃饭，柴峻再次来到了我们的处。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位高大健壮的荷兰女人。柴峻先是向我们递了暧昧的眼色，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朱旌似乎有点为难。因为我们只有这一间房，况且，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不过她还是立即撂下碗筷，忙着替他们铺床了。

        荷兰女人的脸色十分难看。她不断地用荷兰语对柴峻说着什么，仿佛随时都会发作。朱旌看来有些担心，她问柴峻，荷兰人是什么意思？柴峻说，他也不知道。他和这个荷兰妞认识还不到三个小时。他这样说，朱旌就更感到放心不下。她一边心事重重地铺床，一边以女人特有的委婉语调向柴峻问道：

        “行不行啊？”

        柴峻立刻不假思索地答道：“没问题。”

        “看来柴峻真的是堕落了。”下楼的时候，朱旌叹息了一声，对我说。但她又很快补充道，与他过去叱咤风云的形象相比，她更喜欢现在的柴峻。他显得更为自然、亲切、真实。即使在堕落中，他也与众不同。

        我们在楼下的草坪上铺了凉席。朱旌在身上涂满了风油精。能否平安地度过这个夜晚，那就要取决于雷雨降临的时间了。看着乌云翻卷的天空，我们谁都没有信心。

        大约十分钟后，从我们卧室方向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接着，窗户玻璃被击碎，从里面飞出一只女士高跟鞋。扭打和吵闹声很快就蔓延到了二楼的过道里。原先漆黑一团的大楼里一盏接着一盏地亮起了灯。

        我和朱旌还没有弄明白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柴峻已经从门洞里冲了出来。他赤着脚，穿着一条三角短裤，一边朝前跑，一边冲着我们大叫：“拦住她，拦住她……”

        随后，我们看见那个荷兰女人拎着一只电熨斗追了出来。她像一个铁饼运动员那样，做了一个标准的投掷运动，那只熨斗在空中划出了一条长长的抛物线，越过柴峻的头顶，在一片低洼的草丛里溅起了高高的水花。

        3

        这年十月，经剖腹产手术，朱旌顺利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成天乐呵呵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转眼就到了冬天。她在衣橱里翻找碎布头替孩子做尿布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柴峻留在这里的一堆衣物，她催促我赶紧给他送去。我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前往柴峻的住处。

        在五楼阴暗的过道里，我看见柴峻拎着两只热水瓶正从房间里出来。我朝他迎上去，向他问好，并说明了来意。柴峻只是冷冷地打量我，好像他已经忘了我是谁了。接着，他兀自摇了摇头，径直从我身边走开了。我冲着他的背影连叫了他两声。他装作没有听见，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我怔怔地站在楼道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不一会儿，504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女孩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想，她大概就是柴峻新结识的女友了。她的手上沾满了肥皂沫，正在脸盆里给柴峻洗袜子。

        房间里依旧很乱，或者说比以前更乱了。一摞一摞的书籍堆在地上，直抵天花板。女孩在书堆中找了半天，总算费力地取出一只马扎让我坐下。

        我问她柴峻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理也不理我。

        “没什么事。”女孩说，“他只是不和人说话而已。你不用生气。”

        “他怎么会突然想出这么个主意？”

        “不是突然，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她纠正道。她仍旧在洗那堆袜子，手腕上的一对玉镯发出清脆的碰击声，“在他打算这么做之前，我们为此商量了很久。我完全支持他的这一明智的决定。”

        “不说话，算得了什么明智呢？”我反问道。

        “语言实际上是最无用的东西。”女孩说，“卡夫卡就说过，人类只是在互相欺骗时，才会使用语言。好像福楼拜也发表过同样的意思：人们总是敲打着语言的破铁锅，试图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

        “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说话吗？”

        “任何时候。当然，睡觉说梦话是一个例外。”

        “那么，你们平时怎么交流呢？比如说……”

        “沉默就是最好的交流。”女孩答道，“就像树木和花朵一样。假如他想让我替他做些什么事，只要递个眼色就可以了。有时甚至连眼色也不需要。沉默是我们最好的命运。没有争吵，没有欺骗，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宁静。自从他变成一个哑巴之后，我发现自己比以前更爱他了……”

        她没有说下去，因为我们都已听到了柴峻那笨重而坚实的脚步声。

        我们很快就从中文系主任王继军教授那里获悉了更为详细的情况。据说，柴峻曾试着用哑语给学生上课，但并不成功。两个月后，他被调入系资料室，负责图书的分类编目。新一代的年轻人只是为了取笑这位一度名声显赫的学者，才会想到去拜访他。他们想尽各种方式引诱柴峻说话，无不遭到可耻的失败。最后，我们无可奈何地忘掉了他。

        我和朱旌一直珍藏着柴峻送给我们的一部论文集。那是在朱旌住院前不久，他托人捎来的。因此，写在这本书扉页上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柴峻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看着它终于成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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