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胡惟丏的奇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个四五岁，好谶纬之术，落拓不羁，一副名士派头。“丐”这个字不算冷僻，老师在点名时常将它读成“丐”，从而引发哄堂大笑。因此，尽管这个人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由于早早白了头发，班上的女生都叫他白头翁。他听说后似乎也不以为意，用《列子》中“不斑白，不知道”一类的古训来自我解嘲。博识通人邓海云为了卖弄学识，叫他怀特海（e head），实际上不过是白头翁的英文翻译，并无多少新意。
也有人叫他“蒙娜丽莎”的。开始我们都有些不明所指，可时间一长，就渐渐知道了这个绰号的奥妙所在。原来，胡惟丏不论何时，脸上总洋溢着一种既暧昧又神秘的笑容：雾非雾，花非花，似喜若嗔，似有若无。简单地来说，由于嘴型的特殊，他没法不笑，即便是生气的时候也是如此。久而久之，我们的心里都有了这样一个疑问：要是胡惟丏真的笑起来，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可惜，一直等到毕业离校，我们都难得一见。
我们刚进大学的那会儿，七七、七八级的同学尚未离校。这些年龄比我们大上一倍的大哥、大嫂们，非常擅长于用傲慢和自负来打击我们脆弱的自信，他们常常主动造访我们的寝室，以长辈的口吻向我们传授他们的学习心得，不无戏谑地拨弄我们的脑袋，并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小赤佬”。从他们口中蹦出来的名词和术语，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什么普鲁塔克呀，什么澹台灭明呀，什么奥伏赫变呀，再有，就是什么“美是没有目的的，却是符合目的性的”等一类谁也听不懂的鬼话。到了晚上，这些名词和概念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鬼怪，伴着初秋的绵绵细雨让我们噩梦不断。他们大多插过队，当过知青。有人在省级文工团弹过琵琶，有人在云南思茅割过橡胶，有人在木兰围场的三北防护林种过树，有人在青海的果洛当过兽医，还有人据说是在殡仪馆当过焚尸工。他们当然不会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赤佬”放在眼里。可是他们对惟丏却另眼相看，十分敬慕，甚至多少还夹杂着一些谦卑，一度令我们大惑不解。
到了周末，高年级的同学常常会举办一些小型的学术沙龙。由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氛围，也由于举办者的矜持和傲慢，沙龙带有隐秘的性质，并非人人都有资格参加。为了挤进这个学术圈子，我和邓海云合伙买了一条光荣牌香烟来贿赂主持人，才得以以一个端茶倒水的杂役的名分混迹其间。可惟丏就不一样了。他通常总是在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到场，静静地在某个角落里坐一会儿，不到结束往往就会提前离去。我记得他总是斜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他来的时候有人会给他让座，走的时候讨论甚至会暂时中断。不过他总是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离开，几乎从不发表个人意见。即便主持人出于对他的尊重，临时打断了某位同学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请惟丏“发表高见”，他也总是连连摆手，不置一词。
有一次，我记得他们是在讨论什么“双向同构”一类的问题，主持人恳请再三，与会者热烈鼓掌，惟丏这才红着脸站起身来，说了一通“胡话”。说来也奇怪，惟丏说出的每个字、每个句子，我都能听得懂，似乎无甚高明之处，可是把这些字词、这些句子连成一大段话，我立刻就不懂了，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在说话时，眼睛看着天花板，不时陷入停顿，有时声音低得让人听不见，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好不容易等他说完，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里鸦雀无声，似乎大多数人都没听懂。主持人当然是听懂了的，为了便于大家对惟丏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他用自己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惟丏刚才的发言又复述了一遍。
他还没说完，惟丏就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突兀地打断了他的话：“话是这么说，可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一来，主持人立刻面红耳赤，有些下不来台了。但他毕竟见多识广，善于变通，立刻又改了口，将刚才的那一番话又反过来说了一遍，希望以此来取悦对方。
不料，胡惟丏再次站起身来，急道：“是这个意思，可话却不能那么说。”
话音刚落，大家全都笑了，主持人也只得讪讪地笑了笑，宣布散会。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出胡惟丏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的一面。从那以后，沙龙的时间、地点都改了，我们再也没有在周末的讨论会上见到过他。
惟丏虽是上海人，据说他的家学源于绩溪胡氏，而母系一族则是赫赫有名的钱塘杭氏。其学问来历斑斑可考。惟丏幼受庭训，于章、黄之学多有所窥，英文、德文皆有根底，加之博闻强记、过目成诵的天资，他在我们年级显得卓尔不群，就不难理解了。曾有好事者登门拜访他，问他的祖上与同出绩溪的胡适有什么瓜葛，惟丏也是微微颔首，未置可否。
做学问追及祖先出身，多少有点挟古人以自重的意思，为有学之士所不取。可当时在我们系里，确已蔚然成了风气。海云自称是漳州邓氏，曹尚全自称是泉州曹氏，而黄光辉自然就是莆田黄氏了——三人合称，则是“闽中三杰”。至于什么上虞罗氏、扬州汪氏、湖州窦氏更是不一而足，难以记述。我那时少不更事，自忖出身寒微，本想攀附一下“丹徒刘氏”，后来一查家谱，才知道自己的祖上与写的刘铁云八竿子也打不着，只得悻悻作罢。
惟丏开始还和我们一起上课，后来有些课他就不来了，最后就只剩下一门《训诂学》，可自从主讲这门课的唐教授不小心把“稼穑”读成“稼墙”之后，这门课他也不来了。老师们也不以为忤。不管他缺多少课，到了期末，只要他肯来参加考试，成绩一律全优。他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包揽了各类奖学金有限的名额。另外他每月还从《古文字诂林》编辑部领取九元的编辑补贴（在那个时代，九元钱几乎就是我们全部生活费的一半了）。那个年代还没什么人读研究生，不过据说汉语史专业的董教授和解教授为了争着让惟丏给自己当助手，最后闹得反目成仇，形同路人。此事听上去有些夸张，毕竟不知真假。
七七、七八级的同学离校后，我们发现校园里突然空寂了许多。我们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七九、八〇级的学长们终于熬出了头，可他们对于讲座、报告会、学术沙龙一类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倒是比较热衷于“黑灯舞会”（他们称之为“钓鱼”）之类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班除了几个自甘堕落的女生之外，大都不屑于和他们往来。学习上有了疑难，我们就去找惟丏。他照例是来者不拒、有教无类，一时就有“小导师”之称。可惜好景不长，从第二个学年的下半学期开始，惟丏就不怎么在学校住了。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久而久之，我们只有在学校图书馆的借记卡上发现他的名字时，才会猛然想起班上还有这么一个人。
我们寝室的魏挺据说会看相。据他说，惟丏看上去不像是尘世中人，不过是一个g，某个并不存在的事物所留下的一道魅影而已。他就像一片云，远远地飘过来，但还没下雨就飘走了。或者说，他是一滴朝露，只在黑暗中存活，一缕阳光就可以让他化迹于无形。用老魏的话来说，“这个人迟早会出事的”。我们都认为这是老魏出于对惟丏的妒忌而发出的恶毒的诅咒，并没有留意他的话中所可能暗含的真知灼见。
他的家住在静安寺附近一幢名为“漱石公寓”的花园洋房里。整栋洋房据说都是他们家的私产，五十年代被政府没收，“文革”后落实政策，只还给他们二楼的一个舞厅和一个化妆间。有人说，他们家那房子，袁克文曾住过三个月；也有人说，白崇禧在指挥上海战役时，曾在花园里亲手枪毙了一位临阵脱逃的少将副师长，因此那房子时常有闹鬼的传闻。
邓海云曾陪班长王燕去找惟丏算过命。至于她为何要专门去找人算命，胡惟丏又跟她说了什么，是否灵验，我们都不得而知。海云回来后也守口如瓶，只是提及惟丏用来打卦的那三枚“康熙通宝”是如何的锃光瓦亮。他说惟丏举止有点乖张，最近和几个搞奇门遁甲的异人过从甚密。什么是“异人”，我们所知甚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也仅限于中那个可怜道士的不成功法术。不过，他对于惟丏住处的描述则让我们大开眼界。他提到花园里的裸体天使雕像，提到一台老式唱机、一个锯短了腿的小木桌、停摆的挂钟，一名看上去多少有点阴鸷的仆人……
我曾写过一篇小说，苦于没有人指导，就通过《古文字诂林》编辑部的一位老师转给了惟丏。过了差不多三个月，稿件再次通过那位老师回到了我的手中。几乎所有的错别字他都替我改正了，可对于这篇习作的评价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过犹不及。
这是我第一次和惟丏打交道。收到稿件后，我给惟丏去过一封信。对他的指导表示感谢，也请他坦率地对我的作品谈一点具体而详尽的看法。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的冷漠和自负让人吃惊，因为，除了陈腐的客套之外，他对作品的具体意见仅仅多了几个字而已：
不及者，未及也。
然过犹不及。
不久之后，惟丏回学校参加身份普查，我在文史楼的厕所里见过他一面。他不认识我，当然不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我犹豫再三，也想不出如何与他搭话。很快，他就抖了抖裤子，转身走了。
我们寝室有一个名叫宋建军的河南人。他在全年级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为人既迂执又可爱，大家都叫他“憨憨”。此人对胡惟丏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了对后者亦步亦趋的刻意模仿。除了自己头发不能变白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复制着惟丏的一举一动。人家逃课，他也逃课。人家逃课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用功，而憨憨逃课，只能一个人成天在校园里瞎晃悠。每天晚上，大家晚自习回到寝室，憨憨总要向我们神秘兮兮地报告他一天的见闻：
“猜猜看，今天我碰见了谁？”
我们都知道他一成不变的答案，大多与惟丏有关。谁都懒得搭理他。憨憨倒也不笨，后来他就摒弃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疑问句式，而将它改为强制性的陈述句：
“我今天又碰见蒙娜丽莎了。”
或者：
“我在图书馆遇见惟丏了。他在还一本书，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要么：
“惟丏和一个和尚坐在夏雨岛的凉亭里说话。他为啥与和尚交往呢？”
我们照例不理他。他也总是讪讪地笑，似乎对这样的待遇早已习以为常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差不多都已经睡着了，憨憨在床上长叹了一声，道：
“我今天去十二百货买席子，看见蒙娜丽莎从楼上下来，他不仅主动和我说话，还请我吃了，吃了……”
“冰激凌，对不对？”
“不是的，”宋建军似乎来了劲，“再猜。”
“猜你娘个大头鬼！憨憨，你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从窗口扔出去！”有人骂道。
这时，我们看见火光一闪，老魏点着了一支烟，对睡在上铺的建军道：“你刚才说，在哪儿碰见蒙娜丽莎来着？”
“十二百货呀。”憨憨道。
“这就怪了。”老魏讶异道。
一听老魏话中有话，立刻有几个人把脑袋从帐子里伸了出来，问他有什么可奇怪的。
老魏静静地吸着烟，半天才道：“真是见鬼了。我每次碰见胡惟丏，也都是在十二百货的门口。而且全都是星期六。这是怎么闹的？”
原来，每周六下午老魏都要去十二百货西侧的梅龙新村，给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书画班上课。当他讲完课回来经过十二百货的时候，常常都会碰见胡惟丏。上一周他刚从梅龙新村出来，就下起了大雨，他和惟丏在十二百货门前的花坛边迎面相遇。那天雨下得很大，胡惟丏面色苍白，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的，耷拉在脑门上。在风雨交加之中，惟丏走起路来仍然显得不慌不忙。其实他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雨停了再走。老魏有心将自己的雨伞借给他，可一连叫了他好几声，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也许他根本就没听见。
这件事的确有点儿蹊跷。惟丏的家远在静安寺，他为何总是在周六下午出现在十二百货商店的门口呢？寝室里的几个人全都没有了睡意，随后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倒是老魏没了兴致，他把烟头在墙上按灭，打了个哈欠，道：“睡吧，也许仅仅是巧合。再说了，也许人家有什么特别的事吧。我们却犯不着去胡乱瞎猜。”老魏的话往往就是命令，经他这一说，大家就全都睡了。
这种事毕竟是耳食之谈，除了宋建军之外谁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一觉醒来它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它再度沉渣泛起，谁都不会想到胡惟丏如此频繁地造访十二百货，还真的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
我们班的桂冠诗人曹尚全在《诗刊》上发表了两首献给维罗妮卡的三十四行诗。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整个校园。系主任亲自出面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诗歌研讨会以表示庆祝，学校的夏雨诗社也邀请他做公开演讲，并安排了十几场专场朗诵会。我们班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两首诗倒背如流了，可还是不知道维罗妮卡到底是谁。有一种意见比较倾向于认为是他的表妹。突如其来的荣誉让曹尚全的虚荣心极度膨胀，尽管他已有十多门功课不及格，还是不免得陇望蜀，对学期末的奖学金评选想入非非。而让自己获奖的捷径之一，按照老魏老谋深算的推断，就是要扫除掉胡惟丏这块绊脚石，而把蒙娜丽莎彻底搞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贴他的大字报。曹尚全犹豫再三，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他给学校的党委书记写了一封匿名信。
这封匿名信指控胡惟丏一贯孤芳自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他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过从甚密，说不定正在暗中串联，组建反动会道门。他还时常去十二百货商店的文具柜台，频繁地骚扰一位如花似玉、娇艳欲滴的女售货员，害得对方一度精神失常……
这封信几经转手，很快就落到了辅导员郦学义的手中。郦学义本来就是作古文字出身，对惟丏十分敬重，加上他对匿名信一类的勾当极为反感，本想置之不理，又碍于领导的层层批示，怎么也要敷衍一下。他找来班长王燕，将匿名信交她看过，吩咐她找个时间去十二百货商店侧面了解一下情况。王燕自然不敢怠慢。她约上老搭档、学习委员邓海云，当天下午就风风火火地赶往十二百货调查情况去了。
用邓海云的话来说，那位女售货员的容貌，望之令人心醉：“芙蓉如面，秋水为神。目如寒潭，齿若编贝。体格风骚，赋性温柔。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兼有钗黛之美，实为可卿再世……”
海云一激动，就把他能想到的形容词都用上了，害得我们班的那帮男生一个个直咽口水，恨不得连夜赶过去看个究竟。
第二天一早，我们上邸亚平教授的《红楼梦研究》课。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大教室里只稀稀拉拉地来了二十几个人。邸教授满脸不高兴。她接下来的一段话表明，该教授虽然深居简出，对于校园里的各类新闻倒也消息灵通：
“怎么搞的？才来了这么几个人！人都到哪儿去了？难道全都到十二百货看秦可卿去了吗？”
那位被称作“秦可卿”的售货员名叫叶晓梅，老家在江苏的宿迁。她是顶父亲的职，被安排来上海工作的。她的文具摊位在二楼，紧挨着一个修钟表、配钥匙的小铺子。那段时间，二楼的大部分店面正在装修，粉尘扑面、油漆味刺鼻，光顾的人并不多。晓梅回忆说，一天下午，她正在打毛线衣，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人在她的柜台前直愣愣地看着她笑（王燕向晓梅反复解释说：他不是冲着你笑，而是长相如此。他平时挺严肃的，从来不笑）。这个人一头白发，可年纪看上去并不大。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可脸上居然还带着傻傻的笑容。她心里有些怀疑他的神经不太正常，就多看了他两眼。他问晓梅有没有印泥，晓梅说没有，他就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又回过头来朝她瞥了一眼。没想到晓梅也在看他，他似乎吓了一跳，差一点崴了脚。
这是她和胡惟丏的第一次见面。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晓梅再次见到了他。那天下午二楼的装修队歇了工，修钟表的老头也趴在桌子上酣睡，大厅里有一种懒洋洋的岑寂。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惟丏低着头来到她的柜台前，买了一只卷笔刀之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试图与她搭话。他唐突地问她是不是上海人，一下就刺中了她心中苏北人身份的隐痛。她板起脸来，瞪了他一眼。惟丏脸一红，灰溜溜地走了。
从那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时间却固定在星期六，差不多下午三四点钟。有时，他从她那儿买上一些铅笔、橡皮；有时则是塑料封皮的工作日记簿、牛皮信封、墨水什么的。
一个顾客，每周一次，在固定时间到她的柜台来购买文具，这多少有点奇怪。要了解其中的缘由，显然是超出了她的智力范围。这就像是一个深奥难解的谜语，引诱她去猜它的谜底。时间一长，自己反而被绕了进去。
有一次，惟丏在她那儿买了一把旅行小剪刀，转身刚要走，晓梅把他叫住了。她没话找话地问他，买这么多的文具有什么用。惟丏的回答略带嘲讽：“这让我怎么说呢？不同的文具，自有不同的用处。”
“比如说，这把小剪刀……”晓梅不依不饶。
“噢，我用它来剪鼻毛。”
这次该轮到晓梅脸红了。她记得那天下着小雪。大厅里光线黯淡。修钟表的老师傅回家过年去了。隔着柜台，两个人又说了会儿别的话。临走时，惟丏问晓梅，可不可以认识她。她愣了一下，怯生生地望着他。晓梅是个乡下姑娘，有些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可她不经意的回答却像真正的上海人一样老到和时髦：
“嗨，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每到星期六下午，他都会来找她聊天。有时星期三也来。晓梅还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小马扎。她知道他是大学生，态度自然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多少还受人敬重，对于晓梅这样一个来自小镇的姑娘，也许还觉得有点神秘。她问他能不能借给她一些书看。惟丏随手就从帆布书包里抽出一本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递给了她。她花了整整一个月来钻研这本书，其后果是她早年治愈的头痛病又犯了……
事后，王燕将她的调查结果向辅导员作了详细汇报。辅导员听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嘿嘿地笑。王燕也提出了她的调查结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在谈恋爱，而且非常纯洁，根本谈不上什么骚扰。辅导员引用了两句古诗，高屋建瓴地为这件事作了最后的定性：
后来，叶晓梅与王燕结成了深厚的姐妹情谊。她在上海单身一人，举目无亲，就认王燕做了姐姐。她常常来学校找王燕玩。有时候，时间晚了，王燕就让她留在自己的寝室，抵足而眠。她们几乎无话不谈。令王燕感到奇怪的是，她们之间的话题总会有意无意地回到胡惟丏身上，可当王燕旁敲侧击地问起他们最近的进展，晓梅的口风也很紧，总是托腮含笑不语。
到了周末，王燕也会带她去参加河东食堂的舞会。可是有一天，有一个“谢了顶、长得很老相”的同学邀请她跳舞。她犹豫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答应了。那秃驴将她带到灯光昏暗的角落，悄悄地往她手里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嘴里还不断道：小意思，一点小意思……晓梅当时不好意思看，就揣在了裤兜里。她心慌意乱地找到王燕，拉着她就往外跑。到了路灯底下，晓梅将那东西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沓人民币，整整二百元。从那以后，晓梅再也不敢去跳舞了。
匿名信事件之后，惟丏开始频繁地在校园里出没。他从头到脚都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的头发剪短了，而且染得乌黑，不经意中还真能把人吓一跳。他换上了一套粗毛呢的花格子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与人打交道，也没什么架子，甚至还主动帮寝室里的同学修改学年论文，介绍发表的刊物。他还破例参加了学校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他报的项目是链球，居然还得了个第四。王燕用晓梅在舞会上得来的那二百元钱，组织了一次去淀山湖的郊游，惟丏不仅欣然参加，并且在大家的怂恿下高歌一曲。不过，他唱得实在不怎么样，我们班的女生笑得差点昏死过去。
看到惟丏的可喜变化，对他的精神状况一直忧心忡忡的辅导员，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老魏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娜丽莎近来颇有得色，说明他和十二百货的那个漂亮的小娘们正打得火热。我们都认为他说得很对。因为不久之后，我们寝室的宋建军又开始不断地向我们报告“惟丏他们”的行踪了。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他们的“们”字指的是谁。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在跟踪盯梢，憨憨不得不在自己的叙事中用“恰好碰到”、“偶遇”、“巧遇”一类词汇来加以修饰。
有一天晚上，他从图书馆出来，“恰巧看见”胡惟丏和叶晓梅在校医院附近散步。很快，两人朝四周望了望，鬼鬼祟祟地钻进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树林。当他经过校医院时，朝那片小树林“投去了漫不经心的一瞥”，忽然听见那女的哼哼唧唧地说……
“说什么呀？”大家听到这儿，都觉得有戏，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
宋建军这小子平常傻里傻气的，可到了节骨眼上一点都不糊涂。他见大伙来了兴致，眼睛里冒出精光来，便故意吞吞吐吐、拿腔拿调地摇了摇头，叹道：“唉，这事儿，不说也罢……”
大家又少不得去央求他。最后，憨憨提出了他的要求：“你们请我吃夜宵。”
大伙只得掏出饭菜票，七拼八凑，派人飞奔去了食堂，买回来一堆肉包子。憨憨吃完了包子，抹了抹小油嘴，这才压低了声音道：“我听见那女的说：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
“惟丏怎么回答？”
“那还用问？自然是，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了。”建军一脸坏笑地站起来，上床睡觉去了。
这多半是出于宋建军的杜撰。这段话是对众所周知的钱牧斋和柳如是艳闻的拙劣仿制，当然不足为信。相比之下，从王燕那边传来的消息则要准确得多。
王燕曾对“闽中三杰”之一的黄光辉提及，惟丏似乎在男女之事方面不太开窍。“你们男生最好找个人去点拨他一下。这么下去，我看着都有点悬。”
黄光辉知道王燕正和地理系的一个青年教师打得火热，笑道：“点拨个鬼呀，我们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看得见，摸不着，心如刀绞。拿什么去点拨他？除非您老人家亲自出马。”
一席话说得王燕杏眼圆睁，一扬手，把杯中喝剩的水泼了他一脸。
据王燕说，惟丏虽然频频和晓梅约会，可光打雷不下雨，说来说去不是什么波罗蜜，就是什么维特根，说得全不着调。说来也奇怪，约会的地点也是一成不变，基本上是围着学校附近的一座空军雷达站转圈子。最后，连雷达站的哨兵都开始怀疑他俩的身份，居然要察看他俩的学生证。有一天，他们在雷达站外的一块稻田边上坐了一个晚上，惟丏一直在说一个名叫李叔同的人。相识这么长时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晓梅渐渐就失去了耐心。
有一次，王燕带她去河西浴室洗澡，在路上，她突然拉住王燕道：“王姐，你说惟丏这个人，他的脑子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呢？”
王燕一听，就知道他们的进展不太顺利，晓梅似乎已萌生退意，便假装把脸一板，严肃地批评晓梅道：“你瞎扯什么呀，惟丏可是咱们系的大才子！有的老师说，像他这样的人才两百年才能出一个。系里已经内定他留校了，前些日子复旦那边还来了一个副校长，专门请他毕业后去那边教书呢。这样的人脑子怎么会有毛病？”
“那他一定是瞧不起我。他说的话有时我连一句都听不懂，这不是成心气我吗？成天虎着个脸，就像别人欠了他三百吊似的。我是乡下来的没错，难道说他脑袋顶上的一头白发都是拌了糖的？”
晓梅越说越委屈，最后索性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怎么会呢？”王燕也只得蹲下来劝她，“有才华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好歹还和他散过步，他要是在路上遇见我们，眼睛望着天，连话都不会和我们说一句。既然他把你当作神仙一样供着，你呢，就得主动点儿。”
到了五一节前夕，晓梅下了班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学校，一见到王燕就喜滋滋地向她报告：“惟丏约我五一去他家，还要请我在红房子吃饭。我们还要去普陀山进香。”
这天晚上，晓梅和王燕在学校空旷的体育场上一直聊到深夜，王燕少不得向她传授一些笼络男人的诀窍。两个人畅谈未来，就连结婚后是否比邻而居这一类的细节都经过反复商讨。
“五一”那一天，他们在红房子西餐厅吃饭。惟丏脸上的表情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既不热情，也说不上冷漠。他耐心地教晓梅如何使用刀叉，告诉她西餐的必要礼仪。除此之外，就没有多余的话了。那天的牛排又老又硬，晓梅咬了一口就搁下了。饭后，惟丏只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晓梅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要一杯？”惟丏道：“这东西挺苦的，你能喝得惯吗？”他随后也给晓梅要了一杯。为了显示自己完全懂得咖啡的醇美，晓梅闭上眼睛，一口就将它喝光了，烫得舌头上都起了一个泡。
他们俩从西餐厅出来，外面忽然下起了雨。晓梅是带了伞的，可她故意没有拿出来。于是，他们只好共用惟丏的那把伞。惟丏用伞罩着晓梅，自己的身体却被雨水打得透湿。一路上，晓梅不断地偷偷拽他的衣角，可惟丏却丝毫不为所动。那时的静安寺一带灯光昏暗，街道幽深，他们俩在阴湿而又狭窄的弄堂里七拐八拐，最后，走进了一扇石砌大门，由一条旋转木梯上到二楼。
房间里漆黑一片，散发出一阵浓烈的霉湿味。好在窗帘没有拉上，微微透出些屋外昏暗的光亮。惟丏将她领到沙发上坐下。她问惟丏为什么不开灯，惟丏说，他家的电灯两年前就坏了，一直没有请人来修。反正他已经习惯了用蜡烛来照明。在黑暗中，她听见惟丏在划火柴，大概是蜡烛芯受了潮，怎么也点不着。惟丏问她介不介意在黑暗中坐一会儿，可还没等晓梅答话，他又接着道，他平常若不看书，很少点灯。只有在黑暗中，人的灵魂才会安逸。
晓梅怎么也没想到，在喧闹繁华的闹市区，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静谧的地方。她的耳膜随之变得十分敏感，似乎有无数的人在她耳边说话。房间宽且高，好像大得没有边际。由于光线太暗，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雨倒是越下越大了。马路上偶有车过，溅起哗哗的水声。车灯的光柱掠过花园，照亮了窗外宽大的露台和香樟树。
等到她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就听见楼上有人在弹钢琴。那琴声很微弱，却颇有些幽怨，曲调也是似曾相识的。有一阵子，琴声被飒飒的雨声完全遮住了。这时，惟丏已经从里屋给她端来了一杯茶。看着他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往来穿梭，毫无妨碍，晓梅不觉暗暗称奇。
在晓梅的反复坚持下，惟丏才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盏美孚油灯。大概是玻璃灯罩上有了太多的裂纹，上面贴满了橡皮膏。她看见沙发后边矗立着一个蒙着红绸布的什么东西，看上去就像身后站着一位羞涩的新娘。她用手摸了摸，丝绸凉凉的，滑滑的。
惟丏告诉她，那是一面落地的大穿衣镜。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个懂奇门遁甲的朋友，说这房子里有一股阴森之气，而镜子当然会使阴气加重，让他用一块红绸布遮住避邪。
晓梅不由得一愣，嘲讽道：“你还真的信他的话呀？”
“那当然，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缘无故的。”惟丏一本正经地道。
“那我能不能掀开绸布看看？”晓梅伸手就要将绸布揭开。
惟丏脸上的表情陡然就有几分阴郁，急道：“你最好不要动它。”
晓梅吓得吐了吐舌头，只好把手缩了回来。她不安地想到，自己若是嫁给他，每天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倒也有点吓人。
随后她又听见了楼上传来的钢琴声。惟丏说，六楼住着一个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的孩子。她每天晚上都会在楼上弹琴，直到午夜两点。奇怪的是，她每次都弹同一个曲子，到现在，这琴声已经持续了十二年。楼中的住户不堪其扰，多次提出抗议，甚至还报告了派出所。可派出所对一个残疾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他记得以前曾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才六七岁，还能拄着双拐走路，后来就不怎么下楼了。
“她现在大概也有你这么大了吧，可我一直记住的是她幼时的样子。她虽然在弹同一首曲子，可只要仔细听，每次都大不一样。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在为我一个人弹的，她也知道我在听……”
听他唠叨着那些不相干的事，晓梅心中怏怏不乐。她知道惟丏已经沉浸到他自己的世界中去了，而这个世界，她现在还无从触碰。
惟丏靠在沙发上，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地，就变成了临睡前的喃喃自语。他大概是太累了，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窗户玻璃上雨泻如注，看上去就像一张泪眼模糊的脸。很快，楼上的钢琴声也停了，四周一片寂静。
晓梅一个人坐在灯下，百无聊赖地翻看茶几上搁着的一摞书籍，可那些书都是繁体字的竖排本，没有一册是她能看懂的。她看见地上杂乱地放着一堆唱片，就帮他稍稍理了理。最后，当她转过身来，看见沙发后面的那面蒙着红绸布的穿衣镜时，她的好奇心又来了。她回头看了惟丏一眼：他张着嘴，鼾声如雷，脸上似笑非笑。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若是偷偷地揭开那块红绸布看一眼，大概也没什么要紧……
那不过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与她小时候在外婆家见过的也没有多大不同，只是木制镶边和镜架的雕工更为细致一点而已。
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头发蓬乱，目光骇异，心中不由得暗暗奇怪：怎么这个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她为什么会那样害怕？她拔下发卡，衔在嘴里，从提包里取出一把梳子，准备梳头。为了给自己壮胆，她咧开嘴笑了一下，这一笑，她的嘴唇黏在牙床上，怎么也下不来了。因为她看见镜子中还有另一张脸。这是一张老人布满褐斑的脸。她的心猛地一抖，就像一脚踩空似的……
顺着镜子反射的方向，晓梅慢慢地转过身来。通向里屋的门开着，一个身穿屎黄色军装的老人，正扶着门框，朝她微笑。
接下来晓梅所能做的，就是双手蒙着脸，尽其所能发出持续的尖叫。她在自己的尖叫声中逃离了这个房间，跌跌滚滚地冲下楼梯，发了疯似的在雨中狂奔。当她终于跑到弄堂的尽头，听见惟丏在她身后大叫：
“不要怕，不要紧的，他是我舅舅……”
“去他娘的舅舅！让他的舅舅见鬼去吧！”这天凌晨，晓梅一身泥水来到王燕的寝室，依然惊魂未定。本来她和惟丏约好了第二天要去普陀山进香的，可她当着王燕的面将船票撕得粉碎。
一个星期后，晓梅将惟丏借给她的那些书，放在尼龙网兜中，一股脑儿地提了过来，让王燕代为转交。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王燕知道已经无可挽回了。后来，她一提起这件事，总是叹惋不已：“惟丏也真是的，他和舅舅住在一起，也不提前告诉晓梅一声。你说，这大半夜的，屋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吓人不吓人？”
经人介绍，晓梅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新男友。他是一位丧偶的刑警。这个经验老到的中年人在与晓梅的第一次约会中，就让她怀了孕。我记得毕业典礼之后，全班同学来到文史楼前拍集体照，晓梅来看王燕，她的孩子已经在草坪上满地乱爬了。
转眼间就到了毕业分配的前夕。当我们在校园里再次看到胡惟丏的时候，他已经蓄起了胡子，奇怪的是，他的胡子却是黑色的。他比以往更瘦了，脸色憔悴，目光惊恐。脸上那一成不变的笑容似乎也变得更为灰暗。听邓海云说，有一次他在接待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学者时，大概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第二天就被市局的便衣捉去训话，他的精神似乎受到很大刺激。从那以后，他的举止变得更为颓唐，后来一度传出他要绝食的消息。当时，择业的焦虑使我们无暇他顾，事情到底如何，毕竟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关心了。
五月初的一天，我从图书馆还完书出来，刚走到丽娃河的彩虹桥上，一辆自行车疾驰而来，“吱”的一声停在了我的面前。我抬头一看，发现惟丏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不是真笑，便认真地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起我不久前发表在学报上的一篇有关尼采的论文，并表示他完全不能同意我的观点。我们站在桥头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天就渐渐地暗了。
惟丏看了看表，对我道：“我得赶紧走了。我的被子还晒在宿舍楼下，一会儿要下大雨了。”
我看了看天，心中暗笑：天上晚霞绚烂，清风徐至，哪来的什么雨？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不断地抚弄着书包带子，“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什么时候？”
他想了一下，像背书似的对我道：“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五。这个星期不算，再过两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四点，你到静安寺来，记住了吗？”
我完全被他弄糊涂了，只得含混地答应了一声。他就骑着自行车晃晃荡荡地走了。
不一会儿，天空突然乌云翻滚，梧桐狂摆，树叶乱飞。我刚刚来得及跑回第一宿舍的屋檐下，大雨追赶而至，在校园里腾起了一股白烟。
惟丏的严正守时是出了名的，不过，这样的约定对我这样一个懒散惯了的人来说，也过于夸张了。由于担心错过两个星期后的那个约会，我不仅每天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甚至在手边的每一本书里都夹了备忘的纸条。我还嘱咐宋建军和向国忠帮我记着这件事，到时候别忘了提醒我（事实证明，他们无一例外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即便如此，这两个星期我每天都是在难挨的失眠中度过的。
要想计算出两个礼拜后的星期五是五月二十一号，这还并不难，问题是惟丏并没有告诉我他家的地址。随着约定见面日期的临近，经人指点，我只得去楼上向邓海云打听。
邓海云独自一人坐在棋盘边，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打谱。我说明了来意，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冷冰冰地长嘘了一口气，道：
“不清楚。”
“你不是去过他家吗？”
“是去过，不过早忘了。”
说完他就站起身来，从墙角抓过两只水壶去食堂打开水去了。
他们寝室的人告诉我，海云与惟丏不久前已经绝了交，平时最不愿意别人提起惟丏这个人。事情的起因据说是源于不久前的毕业动员大会。邓海云是刚入党的新党员，辅导员让他代表全系毕业生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邓海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了发言稿，题目是《从存在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披露了他是如何从一名绝望而虚无的存在主义信徒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这篇报告全文分三次发表于校刊上。
不久以后，他就收到了惟丏给他寄来的绝交信。信中到底写了什么，众说纷纭。但邓海云精神上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据知道内情的同学介绍说，这封信的措辞出人意料的严厉。大致的意思是说，邓海云这样无法连续思考六十秒以上的人，既不懂存在主义，也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
后来，老魏提醒我说，想要惟丏的地址倒也不难，不妨去找一下系办公室的孔梨初老师。他那儿有所有学生的学籍档案。老孔是一位仁厚长者，他的身上还残留着旧社会过来的办事员所特有的谦卑和严谨。他不仅工工整整地从学籍卡上替我抄录了惟丏家的详细住址，还顺手替我画了一幅交通图，并标明了所有换乘公共汽车的班次和地点。
到了五月二十一号这一天，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三个小时挤上六十七路公共汽车，向静安寺进发。即便有了老孔的那张地图，当我找到那个名叫“漱石公寓”的花园洋房时，还是迟到了十五分钟。无数狭窄阴湿的小弄堂盘根错节，让人头晕目眩。每一条小路都极为相似，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当我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到二楼，忽然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头正在楼梯口阴沉沉地看着我。和晓梅的描述一样，老头军装的颜色是屎黄色的，我似乎只在抗美援朝的电影中见到过。他详细盘问了我的姓名和来意之后，忽然咧开嘴笑了一下，轻轻地推了一下旁边的一扇门，道：
“那么，请进。”
我注意到楼梯的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玻璃，就像教堂的彩绘一样。房间里光线昏暗，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老头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就到里屋倒茶去了。沙发宽大松软，茶几却很狭小。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小课桌。那是一张小学生用来上课的课桌，只是腿被锯短了一些。我一进门就发现天花板上垂下的一个电灯头，结满了蛛网，没有灯泡。墙上的一面挂钟早已停摆，指针指向了八点一刻。
我坐在沙发边，看着小课桌上烧剩的半截蜡烛，感到头皮发麻，很不自在。老头给我端来了一杯茶，茶杯的内壁积满了污垢，可以看出杯子很久没有洗过了，只是杯壁上古旧的人物肖像依稀可辨，一看就是百十年以上历史的旧物。
我问他惟丏怎么不在家，老头笑了一下，徐徐道：“今天一早，忽然说有急事，走了。”
“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老头冷冷地道，“也许是去九华山了吧。”
“可是，是他约我来这与他见面的……”我惊愕地问道。
“没错，你不用着急。”老头递给我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你看看这个，他临走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信封没有封口，我随即打开它。除了一封信之外，里面还有一幅国画。这封信是写在宣纸上的，用的当然是毛笔，可写的却是英文。翻成汉语的大致意思是：
抱歉！我目前的心情不适合与任何人见面。
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与你告别。
为了弥补我失约的愧疚，特备小礼物一件，以作永久纪念。
“永久”二字，让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难道是诀别信？再想到信中“来不及与你告别”一句，似乎也别有所指，于是心里惶惶不安。我又赶紧拿过那幅画来，细细观瞧。画上画的是一些兰花和怪石，我知道惟丏平常喜欢画些国画、水彩什么的，也就没怎么留意。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的。”老头蛮有把握地对我道，“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把我叫醒了。也有可能他一夜没睡。他说他要出去一趟。我问他要去哪里，他说他与九华山什么白莲寺的一个住持很要好，他要去那儿的禅房住几天，静静心。”
“您是他舅舅吗？”
我这么一问，不知为何，老头立刻就有点不高兴，白了我一眼，目光像惟丏一样严厉，似乎我这个问题有点不太礼貌。随后，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然顺手拿过一个蒙着白绸的绷子，翘起兰花指，低下头开始绣起花来。他的手指白皙细长，骨节毕现，中指上戴着一枚铜质的顶针。看着他熟练地穿针引线，我愈加感到不安。
房间里一切的陈设都显得杂乱而陌生。高大的墙壁朝东的方向有一扇小门通往里屋，不过门是关着的。门框的四周镶有马赛克饰纹，门边原有一块花窗，后来用水泥封上了。紧挨着挂钟的墙角摆着一个铸铁的花架，不过上面并没有放上些名花异草，而是晾着一条蓝色的平角短裤。南玻璃窗又宽又大，通向碧绿的花园。我看见院中的紫藤已经开了。窗边墙上的木钉上挂着一块油腻腻的腊肉。腊肉旁边是一幅古画。
我很难断定那幅画是真迹还是赝品，不过，“吴江晴雪图”几个字却还隐约可辨。当然我也注意到了那台老式的留声机，就在沙发边上，几乎伸手可触，一大堆唱片乱七八糟地搁在地板上。留声机旁有一个木架，上面覆盖着一块红绸布，的确如晓梅所说，看上去就像一位羞涩的新娘。我想，这大概就是让女售货员“午夜惊魂”的那面穿衣镜了。
我略坐了几分钟，就起身告辞。那老头也不挽留，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来，一迭声地对我道：“真是不巧，害你白跑一趟。”
我走到门边，看见墙边有一排柚木的书架，书架上有个草编的篮子，里边搁满了橡皮、铅笔、小刀、信封一类的物件。作为惟丏令人匪夷所思的爱情的见证，上面早已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土。
我回到学校以后，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寝室里只有老魏和他的女友王曼君。王曼君自从被李家杰抛弃之后，为了报复，开始疯狂地更换男友。据说她曾偷偷地打过两次胎，她希望通过糟践自己的办法，来使铁石心肠的李家杰回心转意，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在大学毕业前夕，这位留下一身伤痛的前上海市跳远冠军终于决定弃暗投明，投向了老头子魏挺的怀抱。老魏也迅速地与在乡下的老婆离了婚，并成功地迫使法院把三个孩子都判到了老婆的名下。
我们寝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王曼君来，大伙儿全都会在两分钟之内自动消失，将寝室留给他们单独享用。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魏挺的显赫权威。
我一进屋，就看见王曼君正用小刀往脚盆里削着生姜片，准备让老魏泡脚。
我对老魏说了说惟丏去九华山的事，并给他看了信。老魏的英文不大好，稍稍迟疑了一下，就将信件递给王曼君，道：“翻。”
老魏对惟丏送给我的那幅画赞不绝口，对于惟丏的突然出走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自杀吗？”老魏坐在脚盆边，已经脱去了鞋袜，高挽起了裤腿，一双大脚已被体贴周到的王曼君按在了脚盆里。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转向王曼君：“不行不行，君君，水还是太凉了。你怎么搞的？”
随后，他把那封信扔过一边，又拿起那幅画上上下下看了起来，眉头越皱越紧。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问我：“这幅画你能不能借我用几天？我想拿去临摹一下。”
我知道老魏兼着学校书画协会的会长，平时就爱写写画画的，就随口道：“你要是喜欢，就留下它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在文史楼前碰到了辅导员，就将这件事向他作了汇报。辅导员正被毕业分配的事搞得焦头烂额。几乎所有的人都指责他暗中操控，营私舞弊。两个分别来自内蒙和河南的同学同时威胁要用啤酒瓶捅死他。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支支吾吾地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倒是邓海云在得知这一最新情况后，专门找我详细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严肃的表情证实了我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
“不行，我得赶去九华山一趟。”
当时，邓海云在毕业前无事可干，已经答应跟着李家杰去烟台贩苹果了。现在临时变卦去九华山，弄得李家杰很不高兴。
海云这个人，不管怎么说，虽然做人圆滑，但天性纯良。在惟丏与他公开绝交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去九华山找他，赢得了我们班全体女生的一致赞誉。一个名叫赵欣的云南女孩为他的行为所感动，自愿报名与他一同前往，邓海云当然慨然允诺。没人知道他们的九华山之行有没有见到惟丏，不过，当他们从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居然手拉手，公然在校园内出双入对。邓海云更是张口“欣欣”，闭口“欣欣”，叫得让人心里直发颤。
毕业前夕的惟丏，在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此前，尽管系里的三位主任曾轮番出面请他吃饭，劝他留校任教，可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惟丏坚决的拒绝。后来，辅导员谈起他来，语调已隐约有些不悦：他这个人，学问没得说，就是做人爱钻牛角尖。难道他就不知道大观园中也有“过洁世同嫌”这样的告诫吗……
李家杰病故以后，留下了一封遗嘱。有一笔数额不明的款项（后来我知道是二十五万）指定赠予胡惟丏。据遗嘱执行人之一的曹尚全透露，胡惟丏是全年级唯一一个让李家杰感到自卑的人。他想通过这笔赠款表达对后者的尊敬。在这封文情并茂的遗嘱中，李家杰这样写道：
这笔钱赠予胡惟丏，就是赠予我自己。因为胡惟丏的道路，就是我自己想走而未得的道路。我在欲望的泥淖中陷得越深，惟丏那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形象就会愈加清晰。他这一类人的存在，证明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问题是，在毕业十多年后，要想确定胡惟丏的准确行踪已非易事。中国社会重新大洗牌，使我们都有了两世为人的颓唐和伤感。在偶尔举行的同学会上，胡惟丏这个名字已经多少有一点陌生感了。有人甚至断然否认，我们班曾经有过一个名叫胡惟丏的人。曹尚全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追查这个白发隐士的行踪，结果一无所获。有人说他去了安徽老家，承包了五十亩的棉花地，养了无数的蜜蜂，并办了一个书院；有人说他出国去了印度，在德里大学潜心研修梵文；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更为可信：惟丏实际上哪儿都没去，他就在自己家附近的静安区图书馆当管理员。
到了二〇〇三年的春节，在恭贺新禧的手机短信中，突然传来了惟丏自杀身亡的消息。他从漱石公寓的顶层跳到了自家的露台上。由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他的遗体很快为积雪所覆盖，一个星期后才被水暖工发现。类似的短信接踵而至，让我在尖锐的惊愕中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王燕在给我发来的短信中只有一句话，却恰如其分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二〇〇五年盛夏，我在拉萨讲学半年之后，准备返回北京。我托人订了一张由贡嘎机场直飞北京的空军联航机票，这样不仅可以省掉在成都转机的不便，还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费用。联航的飞机差不多半个月一班。西藏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建议我利用回京前的这段闲暇，去藏北的那曲看看，或者去藏南的日喀则游览扎什伦布寺。我假意应承下来，可实际上哪儿都没去。
我搬出西藏大学的宿舍，借住西郊的一位朋友家。他和妻子去了德钦，我正好帮他们看家。那是一片山前的开阔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茅草，乌鸦云集，蜻蜓乱飞，看上去有些荒凉。接下来的日子既闲适，又寂寞。我晨昏颠倒地打发着一天天的光阴，很快就忘记了时间。白天里酷热难当，我成天酣睡；到了晚上，暴雨如期而至，气候变得十分凉爽，我就在灯下阅读《左传》，有时也看看电视。
一天，我正在午睡，我楼下的邻居，一个藏族小姑娘带着她的大狼狗，给我送来一封信。我因为害怕那条凶猛的牧羊犬，正犹豫着要不要开门，那小姑娘调皮地笑了笑，将信从窗户里丢了进来。
实际上，那不过是一张明信片。它是一个名叫“旺堆”的人寄来的，只有寥寥数字。他说，直到最近才在互联网上看到我来拉萨讲学的消息，问我是否有兴趣“在适当时间”去热振寺做客。
我知道拉萨有很多名叫“旺堆”的人，可惜的是我一个也不认识。况且，这个人既然在寺庙修行，说明是个喇嘛，可他居然还能浏览互联网，确实有点怪怪的。
可是当我把这张明信片翻过来，看到它正面的那张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时，冷不防出现的蒙娜丽莎的诡异笑容吓了我一跳。我的心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了一下：莫非，这个署名旺堆的人就是胡惟丏？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胡惟丏在两年前的一个大雪之夜自杀身亡，至少十多个同学赶往龙华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据说，他的遗体因被积雪覆盖，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我拿着那张明信片，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又高又远的蓝天，心中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阒寂和虚幻。
我决定当晚就前往热振寺。
我的行程并不怎么顺利。我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了很远，也没看见一辆出租车。天快黑的时候，在罗布林卡的附近，我总算找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司机倒是去过热振寺，可向我提出了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我看了看暮色四合的街道，也只得答应下来。
电动三轮车带着我，嘀嘀地叫着，很快就到了拉萨河边。我们顺着河边高高的堤坝一路往北，不一会儿就出了拉萨市区。沿途所见，无非是成群集队的牦牛、大片的青稞地、夕阳中翡翠般的沼泽地、一座又一座的玛尼石堆、树枝上挂满的缤纷的经幡……
我们抵达热振寺外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红白相间的寺庙建造在湖边的山坳里。湖水湛蓝，岸边长着茂密的芦苇。我能够看见湖边四周的雪山和树木倒映在水中，奇怪的是，树木是红色的。天上的繁星和月光平铺在水面上，波光闪烁，就像有人向湖中撒下了无数的金币。
在寺庙门前，我说出了旺堆的名字。一个来自康巴的喇嘛领着我，绕过正殿前数不清的酥油灯，穿过配殿的游廊，走上了一条石砌的山道。一群放生的小狗欢叫着，一路跟着我们。这个喇嘛将我带到一个幽暗的破旧僧房里，四下看了看，然后对我说：“旺堆喇嘛或许正在经堂讲经，我这就去告诉他。”随后他就走了。
僧房里有一股淡淡的藏红花的香气。墙上挂着一幅唐卡。眼中所见，陈设十分简陋，不过一床、一桌、一凳、一灯而已。当然，由于灯光晦暗，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局部。
很快我就听见了说话声。一个身穿深红袈裟的喇嘛，身后跟着一个八九岁的提灯小童，正朝这边走过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可没想到这么快。”他来到近前，望着我，似笑非笑，“我们有二十年不见了吧？”
他的声音听上去显得非常虚弱。他身后的那名小童向我吐了吐舌头，灯影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说实话，直到这时，我仍然不敢相信他就是惟丏。他的身上散发着僧侣特有的气息，虽然满头的白发被剃掉了，可高原上的紫外线使他的那张脸看上去更为苍老。
“我是该叫你惟丏呢？还是旺堆喇嘛？”我试探与他寒暄。
“随你好了。”他招呼我在桌边坐下，他自己则坐在床沿，“你大概还没吃过饭吧？”
那个小童又不知从哪儿晃了回来。他给我弄来了一些糌粑，几块奶渣，一块牛肉，还有一只陶钵。糌粑有点难以下咽，奶渣有一股膻腥气，我本以为陶钵里盛的是酥油茶，尝了一口，才知道原来不过是一钵清水。
他静静地看着我吃饭，让我说说“那边”的情况。我听见他嘴里说出“那边”这个词，还是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由于“那边”的事情过于纷乱，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首先提起了传说中他的死，同时悄悄地观察他的脸色。和我预料的一样，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神态，而是用他那惯常的暧昧语调对我说：
“如果他真的死了，那么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像条泥鳅一样滑，你根本就抓不住他。
我很快就提到了李家杰。我问他还记不记得班上一个名叫李家杰的人。他点了点头：“怎么不记得？读书的时候，他好像一直在忙着谈恋爱，先是王曼君，然后是苏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后来我听说他做生意发了大财。”
我告诉他，李家杰如今也已经不在了。他死于糖尿病所引发的肾脏衰竭。我还说起李家杰死前指名要留给他的那笔遗产。我把那份遗书一字不落地背给他听。他的脸在油灯的光影中忽明忽暗，叹息良久之后，忽然对我道：
“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讽刺。”
我吃惊地望着他：“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那笔遗产，可人家毕竟还是善意的。”
他悲哀地看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知道他指定将那笔钱给我，是出于善意。不过，这件事本身仍然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他在遗书中说，他想过我的生活，可是他大概不会想到，我做梦都想过他的生活。你知道，我本可以留校，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从此过上碌碌无为的日子。没有什么希望，但也不至于绝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几乎耗尽了心血。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心底里都想过别人的日子，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悖谬所在。”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最后变成了含混不清的自言自语，就像从窗下吹过的一阵山风。不久，他就提到了毕业前夕我对他的那次拜访。
“其实，我没有去九华山。当时，我就在房间里。我躺在里屋的凉席上，听着你和舅舅说话。我虽然已打定主意与这个世界告别，可任何决定都是可以改变的。任何时候改变决定都还来得及。有时候，只要向前跨上一步，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比方说，我只要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的客厅里，大大方方地向你道歉，告诉你这不过是一个玩笑。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到街上随便找个馆子喝酒畅谈。如果喝醉了，还可以说几句脏话。我只要从床上蹦起来，走出去，事情就解决了。甚至，当我听见你下了楼，走到外面的弄堂里，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请舅舅追出去，把你喊回来。可我知道我不配。我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最后出了一身大汗。”
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转过身来对我说：“我送给你的那幅画还在不在？”
“什么画？”
“金农的《兰石图》。我把它装在一只大信封里，让舅舅交给你的。”
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他那个穿军装、会绣花的舅舅来。他的确曾交给我一个大信封。至于里面的那幅画，我以为是惟丏本人的习作，后来被魏挺借去临摹，就留在了他那儿。我把这些细节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一遍。他的脸上并无任何惊讶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道：“也许那幅画本来就该归魏挺。不过是借了你的手。”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会儿别的事。他提出为我摩顶，我答应了。到了午夜，他又问我是否介意在他的寺庙里住一宿，我也欣然同意。他在地上铺了一条藏毯，却坚持让我睡他的床。
临睡前，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会不会，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吹灭了灯，在黑暗中对我道：“试试看吧，反正你迟早会醒来的。”
我很快就醒了。楼下的那条大狼狗还在汪汪地叫着。白花花的太阳依然高挂在天空。我从床上起来，感到头痛欲裂。我终于想起来，刚才楼下的藏族小姑娘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它就搁在窗下一只大花瓶的边上。
我拆开那封信，里面是一张联合航空公司派人送来的机票。
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降落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忽然又想起在拉萨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来。看着窗外肮脏、昏暗的大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确有些疑心，我们班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名叫胡惟丏的人。他和我们同学四年，却似乎真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告别了这个世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我甚至已记不得他长什么样了。唯一还能想得起来的，就是他脸上暧昧而古怪的笑容。
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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