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估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建筑物，其实是建於乔治王朝时代。这个城市的面貌和大致上的建筑特式是前朝的遗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直要到一八八零年，才开始大幅重建他们的首都。这种不愿意改变的态度，反映了城市建筑的经济学。这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拆掉旧建筑实在无利可图，即使是那些老旧得配不上现代功能的。这种不情愿当然不是出於审美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喜欢乔治王朝的风格，文学评论家罗斯金本人就曾批评乔治王朝时代的风格是“丑得无以复加”。

        因此当《泰晤士报》报导一个囚犯从新门监狱脱逃时评论说：“这建筑物显然名声过誉了，囚犯不但有可能从里头逃出来，而且根本就是小孩把戏，因为逃掉的匪徒还未成年。该是把这个公众之耻拆掉的时候了。”

        这篇报导继续指出：“首都警察局已经派出数批武装警察，搜索城内的贫民窟，希望能找到越狱的逃犯，预期应可将此囚逮捕回笼。”

        接下来就没有後续的报导了。别忘了，在这个时期，套一句时事评论家的说法，越狱“就像私生子女一样普遍”，而且其实没有什麽新闻价值。当时国会的窗帘都浸过石灰水，免得国会议员在辩论克里米亚战争应如何调度时不幸染上霍乱。在此内忧外患之际，报纸才懒得报导一个出身危险阶级、幸运逃狱成功的小罪犯。

        一个月後，泰晤士河里发现一具年轻男子的浮屍，警方确认该男子就是从新门监狱逃脱的囚犯。《标准晚报》只用一段文字报导这件事，其他报纸根本连提都没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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