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梅休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伟人观察者、改革者、分类学家，他曾列出英格兰的各种犯罪类型。这份清单分为五大类、二十个子类，以及超过一百个不同的项目。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份清单很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其中完全缺乏我们现在所谓的“白领犯罪”。

        当然，这类犯罪当时便已存在，而且十九世纪中也有过几桩挪用公款、伪造文书、作假帐、篡改字据，以及其他不法事情被揭发的知名案例。一八五零年，有个名叫华特·瓦兹的保险职员被抓到挪用了超过七万镑的公款，另外还有几件更重大的犯罪：例如李欧波·瑞佩斯在服务於大北方铁路公司期间伪造文书诈取了十五万英镑，以及贝蒙特·史密斯伪造政府债券诈取三十五万英镑。

        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白领犯罪通常牵涉到钜额的金钱，却极难察觉，而且即使被逮到，处罚也极为宽大。然而梅林的犯罪分类清单却完全忽视这个类别。对梅林和他同时代大部分的人而言，他们坚信犯罪是“危险阶级”的产物，而且犯罪行为源自於贫穷、不公义、压迫，以及缺教育。当时这种想法简直是天经地义：不是犯罪阶级的人，就不可能犯罪。较佳阶级的人只不过是“违法”而已。而促成这种观念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上层阶级犯罪之态度的几种特有因素。

        第一，在一个新的资本化社会，有数千名新崛起的商人，会计的诚信原则尚未完全确立，而且就一般认知上，种种会计学方法的易动性比今天更甚。即使是一个颇具良知的人，也可能会搞不清欺诈和“精明的生意手段”两者间有何不同。

        第二，现在政府是所有西方资本化国家的守门人，但当时的政府却完全没有那麽警觉。个人年收入低於一百五十英镑的就免税，而大部分的公民都低於此限。至於那些要缴税的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可以轻易逃税；而且尽管人们抱怨政府的开支，但像现代公民那样发疯似地急於安排个人财务以尽可能避税的状况，当时还完全没个影子。（英格兰一八七零年的税赋总额只占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九，一九六一年则为百分之三十八。）

        此外，维多利亚时代所有阶级的人都认可某种残忍的待人方式，今天看来简直太可恶了。举个例子，负责克里米亚军队的军医约翰·霍尔爵士决定要摆脱佛萝伦丝·南丁格尔时，他选择不提供她配给口粮，想用饥饿迫使她屈服。这种恶毒的手段在当时所有人眼中却是稀松平常；而南丁格尔也接受了，於是带着自己所需的口粮上前线。就连向来严苛看待维多利亚时期人士的利顿·斯特雷奇，也认为这个事件不过是个“恶作剧”。如果这只是个恶作剧，那麽就不难明白，为什麽中产阶级观察者不愿意把许多种恶行纳入“犯罪”之列，而且社会地位愈高的人愈是如此。

        约翰·阿得斯登爵士和他那箱葡萄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约翰·阿得斯登中尉在一八一五年滑铁卢之役後获得封爵，接下来几年，他成了一名富有的伦敦市民。东南铁路公司的铁路线开办之初，他就是股东之一，同时他在新堡的几个煤矿也握有大笔股权。根据各方记载，他是个块头很大、讲话尖酸刻薄的绅士，终其一生都维持军人的举止，总是厉声吼着简短的口令；随着年龄愈长，他的腰围愈来愈宽，而这种态度就变得益发可笑。

        阿得斯登唯一的缺点就是热爱牌戏，这是他从军时养成的嗜好，而他的怪癖是拒绝赌钱，宁可用属於自己的物品或财产当赌注。显然他是藉此表明他把玩牌视为绅士消遣而非某种恶习。他那箱葡萄酒的故事在一八五五年的火车大劫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当时却不为知，直到阿得斯登死後约四十年的一九一四年，由於他的家人委托一位威廉·萧恩撰写他的传记，一切才真相大白。书中的相关段落如下：

        约翰爵士一生都是个非常有良知的人，引发他良心不安的只有一次。一名家人回忆他有天晚上出门打牌後回家，心情非常不好。家人问他原因，他回答：“我舍不得啊。”

        家人进一步询问後，才知道原来约翰爵士和几个熟识的铁路公司股东打牌，约翰爵士在玩牌中输掉一箱十二年份的马得拉加烈葡萄酒，他很不愿意割舍。赢得这箱葡萄酒的是一名铁路公司股东，住在福克斯通这个滨海城市，负责监督这条铁路线最遥远终站的运作，而约翰爵士已经答应要把这箱酒送上通往福克斯通的火车，运交给他。

        约翰爵士心烦不已，苦恼了三天，不断叨念批评那个赢牌的绅士，疑心他作弊。随着一天天过去，他愈来愈相信那个人是耍诈，尽管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最後他吩咐仆人把那箱葡萄酒送上火车，在办了一大堆手续、填了一大堆表格，并投保了旅途遗失和损坏的保险之後，将那箱酒放在行李车厢内。

        这列火车到达福克斯通时，大家发现那个装酒的箱子是空的，於是认为这箱珍贵的葡萄酒被窃。这在铁路公司雇员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行李车厢的警卫遭到开除，同时改变了车厢作业的程序。约翰爵士以保险的理赔金付了赌债。

        多年以後，他向家人承认，他送上火车的本来就是个空箱子，他说，因为他实在无法割舍那珍贵的马得拉酒。然後他饱受罪恶感的折磨，尤其是对那名被开除的铁路公司员工，因此他每年都设法匿名附一笔津贴给他，如此持续好多年，付的总金额远远超过那箱酒的所值。

        不过，他对那名赢家约翰·班克斯却丝毫不感愧疚。相反地，临死前最後几天，他躺在床上高烧呓语时还老叨念：“那个该死的班克斯不是绅士，他休想得到我的马得拉酒，你听到没？”

        此时班克斯已经去世数年。据说许多约翰爵士亲近的熟人怀疑，那箱葡萄酒神秘的失踪事件是他动的手脚，但没有人敢指控他。反之，铁路公司的保安流程做了某些变动（部分是出於保险公司的要求）。不久之後，这条铁路线有一批托运的黄金被劫走，所有人都忘了之前的那箱葡萄酒，只有约翰爵士自己还记得。因为一直到死前，他的良心依然饱受折磨。这就是伟大人士的人格不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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