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几乎不再涉及兰波。关于他，一切都已经说了，不幸的是，还要说得更多。不过，应该准确地说兰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诗人，因为这个准确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远不能为它所激起的神话辩护，只不过表明他赞同最坏的虚无主义，客观地阅读一下从哈拉尔的来信即足以指出这一点。兰波曾被奉为神明，因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这种否定意味着超人的美德。显然这使得我们当代人的借口不能成立，相反应当说唯有天才是种美德，而非否定天才。兰波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在夏尔维尔最早的呼喊，也不在于他在哈拉尔的经商活动，而表现在兰波赋予反抗其从未接受过的最正确的语言，同时说出了他的胜利与忧虑，世界缺少的生活与不可避免的世界，对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与需要拥抱的坎坷的现实，对道德的拒绝与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狱，他既侮辱美又赞扬美，他怀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与轮唱，他在这时成了反抗的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反抗诗人。他的两部伟大的作品构思时间的先后是无关宏旨的，这两部作品之间相距的时间很短。任何艺术家都由于有这种生活经历而绝对肯定地知道兰波同时构思了《地狱的一季》与《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却同时孕育了它们。这种矛盾扼杀了他，却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这位诗人脱离了矛盾，在将其天才培育到最后之前便把它显示了出来，其美德在哪里？兰波的沉默对于他而言并非一种反抗的新方式。至少，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能肯定这一点。他的这一转变无疑是神秘的。然而，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们由于结婚而变成了机器，她们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处。围绕着兰波所产生的神话意味着并肯定了在《地狱的一季》之后再不可能写什么。对于才华横溢的诗人与能力永不枯竭的创造者来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诉讼》、《查拉图斯特拉》、《着魔的人们》之后，还能想象出什么呢？然而，在这些作品之后，伟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断地问世，教诲并修正着世人的见解，证明着人身上最为骄傲的东西，只有在创造者死去后，这些作品才会被了解。有谁不会为那部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弃了它不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难道是个修道院吗？难道是基督封闭了兰波的嘴吗？这位可恶的诗人在这些哈拉尔的来信中只谈论金钱，说希望看到“投资得当”，“不断有收益”，由此判断，这位基督是当代坐在银行出纳台中央的那个人。在苦难中高歌的这个诗人曾辱骂过上帝与美，抗拒过正义与希望，在罪恶的空气中光荣地奋斗不息，现在却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结婚”，这位魔术师，慧眼，苦役犯监狱始终对他关闭的不妥协的苦役犯，没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国王般的平民，他在围着肚子的腰带中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他抱怨说这腰带使他患了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那么多年轻人所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些年轻人不会侮辱世界，但一想到这条腰带便会羞愧万分的。要维持关于他的神话，就一定不能知道这些有决定意义的信件。人们理解为何对它们很少评论。它们是亵渎声名的，犹如真理有时亦复如此。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他并非人中之神、愤世嫉俗的榜样、诗歌的修道士，如像人们对我们介绍的那样。只有在他生命临终躺在病床上时，才能发现他的伟大，这时，即使平庸的心灵也会打动人心的。“我是多么不幸，我真正是多么不幸啊……我身上有钱，却不能再守护着它！”幸而，这悲惨时刻的沉痛呼喊使兰波和其他濒死的人一样看起来也有种伟大的精神。“不，不，我现在要与死亡抗争！”年轻的兰波面对深渊又复活了，诅咒生命不过是绝望地死亡，往昔时光的反抗精神也随之而复活。只有这时，这个资产阶级的掮客才又成为我们如此钟爱的、悲痛欲绝的年轻人。他此时怀着恐惧与痛苦，这是不知道珍视幸福的人最终都会发生的。唯有这时才开始显现他的激情与真相。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确也提到哈拉尔，不过是以最后的告别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滩上，多么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对毁灭的狂热这时采取了最普遍的形式。兰波所刻画的亲王不知厌倦地杀戮他的臣民，像这样可怕的罪行，长期的放荡不羁，这些是超现实主义所侧重的主题。然而，虚无主义的颓丧情绪最终占了上风，斗争、罪恶使疲惫的灵魂感到厌倦。这位慧眼为了不忘记往事而喝酒，终于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们当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他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即使这种被动是可耻的。兰波的沉默也使人们对帝国的沉默有思想准备，这个帝国在除斗争之外对一切屈从的人们的上方翱翔。这个突然受金钱控制的伟大灵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过分的，然后又为警察效劳。自己如今什么也不是，这是对自己的反抗已厌倦的智士的呼喊。这是一种精神自杀，这种精神没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响更大。从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来说，超现实主义之所以有意义，不过是因为它试图继续唯一赢得怜爱的兰波的事业。

        超现实主义从关于这个慧眼的信件与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规则，阐明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愿望之间、非与是之间的这种斗争，我们在反抗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这种斗争。由于这种种原因，与其重复那些围绕兰波作品的没完没了的评论，不如到他的继承者那儿去追踪他、认识他。

        超现实主义是绝对的反抗，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就其最初的意图来说，它可定义为对一切的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它对一切确定的事物的否定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具有挑衅意味。“我们是反抗的专家。”阿拉贡提出，超现实主义是推翻思想的机器，它首先是在“达达”运动与贫血的享乐主义之中形成的。应该提出“达达”运动的根源是浪漫主义。它的内部那时已经培育着无意义与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的导师。还有“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东西伟大、有力、虚弱……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沙龙虚无主义者显然受到威胁，要求他们作为世人提供最严格的公认的教条。但超现实主义中除因循守旧与兰波的遗产外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布勒东将其概括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吗？”

        对缺少的生活的召唤伴随着完全拒绝现存的世界。布勒东对此说得好：“我无力掌握加之于我的命运，我高傲的良心拒绝正义，因而我决不让我的生命适应人世间一切可怜的生存状况。”布勒东认为，思想既不能固定于生活，也不能选择彼世。超现实主义想对这种永不平静的不安宁做出回答。它是“思想发出的反对自己的呼喊，而且他决心绝望地粉碎这些桎梏”。他发出反对死亡与昙花一现的生存状况的呼喊。超现实主义于是焦急不安，生活于一种受到伤害的狂怒状态。同时刻苦自励，高傲地毫不妥协，这就意味着道德。超现实主义是混乱的主要理论，从其根源上说，就承担着创造秩序的责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开始是使用诗歌的诅咒，继而用物质的锤子。对真实世界的指控合乎逻辑地变成对创造的指控。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言之成理与自成系统的。它首先坚定地认为，人是绝对无罪的，应当向人归还“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这种力量是归之于上帝一词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样，这种绝对无罪的思想由绝望而产生，逐渐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在颂扬人的无辜的同时，认为也可以颂扬杀人与自杀。他们谈到自杀时，将其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克瑞凡尔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最正确彻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与瓦舍一样自己了结了生命。阿拉贡后来谴责这类鼓吹自杀的言论。尽管如此，这种言论还是名声大噪，而不与其他人一道宣扬它们，并不会给人带来荣誉。超现实主义保留了它憎恶的“文学”的最坏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动的呼喊：“你们都是诗人，而我呢，我与死亡在一边。”

        超现实主义并未到此为止。他选择维奥莱特·诺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为英雄，从而在罪恶面前肯定了人的无辜。但是它也竟敢说出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为就是手持手枪走上街头，朝人群胡乱开枪。而这是安德烈·布勒东1933年以来为之懊悔的一句话。除了个人及其愿望的决心之外而拒绝其他一切决心的人，以及除了无意识的最高权位而拒绝一切最高权位的人，的确在同时反抗社会与理性。非理性行为的理论使对绝对自由的要求臻于完善。如果这种自由最后归结为杰里所说明的孤独又有何妨：“当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时，我要杀死所有的人，然后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经否定而荒谬获得胜利。在一个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唯有表现为种种形式的生命欲望是合理的，这种对杀人的颂扬如果不是意味着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生命的奔放，无意识的冲动，荒谬发出的呼喊，这是应该肯定的唯一的纯粹真理。反对欲望的一切事物，主要是社会，皆应无情地摧毁。这样便会理解安德烈·布勒东谈及萨德的一种看法：“人只同意在罪恶中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有待了解的是，这并非爱的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方式之一。”人们清楚地感到这说的是一种无对象的爱，是被撕裂的灵魂的爱。而这种空洞与贪婪的爱，这种占有的狂热恰恰是社会所不可避免地要遏制的。布勒东对这种表白仍困惑不解，但却赞扬背叛，并声称（超现实主义所竭力证明的）暴力是唯一适当的表达方式，其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社会仅由个人组成，它也是一种机构团体。超现实主义者生来并非为了杀死众人，依照他们的逻辑来讲，他们终于认为，要解放欲望，首先需推翻社会。他们选定为同时代的革命效劳的道路。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与萨德转向赫尔维修与马克思，由于他们与这一试验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人们清楚地感觉到，并非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相反，超现实主义不懈的努力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一道调和那些引导它走向革命的要求。可以恰当地说，超现实主义者今天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们今天最憎恶马克思主义，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的实质与崇高性，与它怀有同样的痛苦，因而犹豫不决，考虑是否要向安德烈·布勒东点明他的运动，原则上是要建立“无情的权力”与专制，鼓动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讨论，认为死刑是必需的。人们对这个警察专横的革命时代的古怪词语（“破坏”、“告密者”等）也惊愕不已。这些狂热分子想要一场“不论什么样的革命”，只要能使他们脱离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小店主的与妥协的世界，任何革命都行。他们无望得到最好的，便宁可要最坏的。就此而言，他们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之中以后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时也忠于他们原来的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如此固执地所企求的对语言的真正破坏并不在于不连贯或规律性，而在于语序。阿拉贡徒然地开始揭露“可耻的实用主义态度”，最后还是在这种态度中找到了道德的完全解放，即使这种解放与另一种奴役一致。彼埃尔·纳维尔是超现实主义者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最深入思索的人，他探索革命行为与超现实主义行为之间的共同点，深刻地提出这就是悲观主义，也就是“意欲陪伴人去死亡，为了让这种死亡有用而不疏忽任何东西”。奥古斯丁学说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这种混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人们不能对那时的虚无主义作出更大胆的表达。超现实主义的变节者曾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想死去。安德烈·布勒东及其他某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些超出虚无主义的东西，即他们还忠于反抗的根源中更为纯洁的东西，他们不想死去。

        的确，超现实主义曾想公开主张唯物主义。“在波将金号装甲舰造反的开始，我们乐于承认这块可怕的肉。”但他们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这块肉并没有友谊，即使是理智方面的友谊。这腐烂的肉仅仅象征着使反抗产生的世界，而这反抗是针对它的。即使反抗使一切合理，它也解释不了什么。对超现实主义者来说，革命并非日复一日在行动中要实现的目的，而是一个绝对的神话与安慰者。革命是“真正的生活，如同爱情一样”，艾吕雅就是这样谈论的，他那时没有想象到他的朋友卡兰德拉会由于这种生活而死去。他们想要的是“天才的共产主义”而非其他。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反抗历史而颂扬英雄的个人。“历史受到由个人卑劣行为所决定的法则所支配。”安德烈·布勒东同时想要革命与爱情，而两者是不能并存的。革命就是要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如果某人爱上一个活人，他若真正爱这个人，他只会同意为此人而死。事实上，革命对于布勒东仅仅是反抗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般的对于一切政治思想来说，唯有与此相反的是真实的。布勒东不想竭力去通过行动实现幸福的城市，这种城市会使历史臻于至善。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没有拯救。革命的好处不是给人们以幸福，这是“大地上可憎的舒服”。在布勒东的思想中，革命相反应该净化与照耀世人悲惨的状况。世界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牺牲只应该带来一种好处：“阻止社会状况人为的不稳定性，掩盖人类状况真正的不稳定性。”只不过布勒东认为，这一进步是过渡的。可以说，革命应该服务于内心的苦行，每个人可以借此把现实转变为奇妙的东西，这是“人的想象力光辉的反应”。奇妙的东西在布勒东那里所占的位置犹如合理的事物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位置。难以想象会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更完全对应的观点。阿尔托称之为革命的阿米埃尔的那些人的长久的犹豫因而不难得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区别更甚于反动分子，例如约瑟夫·德·迈斯特。超现实主义者利用生存的悲剧来拒绝革命，也就是要保持历史局势。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生存悲剧来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即创造另一种历史局势。这两种人都以人类的悲剧为其实用主义的目的服务。而布勒东自己却利用革命来结束悲剧，事实上让革命服务于超现实主义的追求，不论其刊物的名称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要求不合理性从属于自己，而超现实主义者却起而誓死捍卫不合理性，人们若想到这一点，两者的最后决裂则可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意欲征服全体性，而超现实主义如同一切精神领域的试验一样，意欲征服单一性。倘若合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国，全体性便要求不合理性屈服。然而单一性的欲望更强烈，它不满足于一切皆是合理的，特别想要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同一水平上得到调和。没有一个单一性意味着残缺。

        安德烈·布勒东认为，全体性仅仅是单一性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不是得到一切，就是一无所有”这个命题。超现实主义倾向于普遍性，而布勒东对马克思进行的奇怪而深刻的指责恰恰是说他不是普遍的。超现实主义者想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与兰波的“改变生活”。可是马克思的学说导向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的主张导向征服生活的单一性。荒谬的是，一切全体性都是限制性的。最后这两种公式使人群分成两部分。布勒东选择了兰波，指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与精神体验。他把构成其运动的独特之处放在第一位，这对于思考反抗，恢复神圣的事物与征服单一性是宝贵的。他愈深入地把握这种独特之处，便愈加不可挽回地与其政治上的伙伴以及其最初的几种要求分道扬镳了。

        安德烈·布勒东在要求超现实方面从来没有改变，这种超现实即梦想与现实的融合，使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的矛盾升华。人们知道超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实际的不合理性，客观的偶然性。诗歌是对“崇高点”的征服，唯一可能的征服。“精神上的某一个点，生命与死亡，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就是在这个点上不再被看做是矛盾的。标志着“黑格尔体系彻底瓦解”的这个崇高点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寻求“高峰——深渊”，这是神秘主义者所熟悉的。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它平息与阐明了反抗者对绝对的渴求。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唯理论。此外，布勒东的思想提供了西方思想的一幅奇特的景象，即类比原则不断为人采用，而牺牲同一性与矛盾的原则。这恰恰就是用欲望与爱情之火熔化矛盾，让死亡之墙倒塌。巫术，原始的或朴素的文明，炼丹术，关于火焰之花或白夜的雄辩术，这些是单一性与哲学之石的道路上奇妙的阶段。超现实主义即使没有改变世界，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些奇特的神话，当它宣布回到希腊时代时，便部分证明尼采是正确的。仅仅是部分，因为这是黑暗时代的希腊，是神秘与邪恶的神明的希腊。最后，由于尼采的试验以接受中午为荣耀，而超现实主义的试验则以颂扬午夜、顽固而焦虑地崇拜暴风雨达到顶点。按布勒东自己的话说，他懂得，不管怎样，已经得到了生命。然而他的赞同并不是赞同光明，而光明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身上有过多北方的东西，因而不是一个完全赞同的人。”

        然而他往往让人减少否定的部分，而提出反抗的正面要求。他宁愿选择艰苦的生活而不是沉默，但仅仅记住了“道德的警告”。巴达耶认为，正是这种道德的警告推动激励着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用一种新道德代替流行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是我们一切痛苦的原因。”他建立新道德的意图并未成功，今天也无一人获得成功。但他对这样做从未失去希望。他想使人变得崇高，而世人竟以超现实主义所采纳的原则的名义堕落了，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可怕的现象，布勒东被迫建议暂时回归传统道德。这也许不无暂时停顿一下之意。但这是虚无主义的停顿与反抗的真正进步。总之，他清楚地感到人们需要有道德与价值观念，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大家知道布勒东选择了爱。不应忘记他所处的是个蝇营狗苟的时代，而他当时是深刻谈论爱的唯一的人。爱是处于焦虑状态的道德，可以作为这个流放者的归宿。当然，这里还缺少一种措施。超现实主义既非政治亦非宗教，可能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智慧，但也表明世上没有舒舒服服的智慧，布勒东令人赞叹地呼喊：“我们想要并能得到我们生命的彼世。”当理性转入行动并让它的大军在世界上浩浩荡荡地挺进时，他在那个辉煌的黑夜扬扬得意。这黑夜也许的确预示着这种曙光以及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诗人勒内·夏尔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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