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茹斯特，萨德的同时代人，终于走向为罪恶辩解，尽管他是从不同的原则出发的。圣茹斯特肯定是反对萨德的。如果那位侯爵的公式可以表述为：“你应该打开监牢，否则便证明你是有道德的。”这位国民公会议员的公式则是：“证明你是有道德的，否则便进入监牢。”然而二人都认可了恐怖主义，对那位浪荡公子来说是个人的恐怖行为，而对这位道德的传教士来说则是国家的恐怖行为。不论是绝对的善还是绝对的恶，若按照必然的逻辑来推断，二者均要求相同的狂暴行动。当然，圣茹斯特的主张中有含糊不清之处。他1792年写给维兰·多比尼的信中有些荒诞的言辞。这个既迫害人又受到迫害的人的这番信仰说教以辛酸的坦白结束：“布鲁图斯若不杀死其他人，他自己也会自杀的。”一个如此严肃的人，一个如此冰冷、有逻辑性与沉着的人，让人难以想象他有什么精神失常与狂悖的行为。圣茹斯特表现出格外严肃的言谈举止使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部令人厌烦的黑色小说。他说：“居于政府之首而开玩笑的人会趋向于专制。”这真是令人惊愕的警句，尤其是不妨想想对专制的控制会得到什么，又是谁准备了学究式的恺撒时代。圣茹斯特做出了榜样，他的语调本身就是决定性的。这种一连串的不容置疑的断言，这种公理式的风格比真实的肖像能更好地描绘出他。警句在轰鸣，犹如是民族的智慧本身，构成科学的定义相继涌现，犹如冰冷而明确的命令。“原则应该是恰当的，法律应该是无情的，惩罚不容变更。”这是断头台的风格。

        逻辑上如此斩钉截铁却意味着深深的感情。在这里像在他处一样，我们又发现了对统一性的热情。一切反抗皆以统一性为前提。1789年的反抗要求祖国的统一性。圣茹斯特梦想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的风俗与法律相一致，使人的廉洁清白大放异彩，使人的本性与理性相一致。倘若乱党分子阻碍了这个梦想，热情便会夸大它的逻辑。人们于是想象不到，既然乱党分子存在，原则也许有舛误。乱党分子将成为罪犯，因为原则始终是不可触犯的。“现在是所有的人回归道德而贵族经历恐怖的时候了。”然而并不仅仅是贵族的乱党分子，还应该把批评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的共和派及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在内。这些人也是罪人，既然他们威胁到统一性。圣茹斯特于是宣布了二十世纪专制政治的重大原则：“爱国者是完全支持共和国的人，不论谁，若有反对共和国的一点儿行为，他便是叛徒。”凡批评者皆为叛徒，凡不公开支持共和国的人皆为可疑分子。当理性与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难以建立一致性，则必须用消灭异己分子的肉体的办法来得到解决，于是铡刀成了判断是非的人，其职责就是反驳异端。“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圣茹斯特的这种愤慨之词难以为人理解，因为总的说来到他为止，断头台恰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在他大讲道德之后，从这种混乱的逻辑就得出了断头台是自由的结论。他保证合理的统一性，城市的和谐。他要净化共和国，净化一词可谓十分确切，他要清除与普遍意志及普遍理性相悖的错误言行。马拉用另一种格调大声说：“有人否定我的博爱者的称号，唉！这是何等的不公正！有谁看不到我之所以割下极少数人的脑袋是为了拯救大多数人呢？”极少数人是乱党吗？无疑是如此，而且一切历史行动都要以此为代价。马拉作了最后的计算，他要求二十七万三千个脑袋落地。他在屠杀时大喊：“用热烙铁给他们作个记号，剁掉他们的拇指，割去他们的舌头。”从而损害了这次手术治疗的外表。这位博爱者夜以继日地以最单调的语言大书特书杀人的必要性，说这是为了创造。屠杀者们在我们监牢的院子中摆好观众的长凳，男人在右面，女人在左面，让他们观赏屠杀法国的贵族，以此作为博爱的优雅的范例。与此同时，马拉在九月的这些夜晚，坐在他的小屋里，对着烛光仍在奋笔疾书。

        我们切勿把圣茹斯特的雄伟身影与忧郁的马拉等同看待，哪怕一秒钟也不行，米什莱正确地说马拉是卢梭的模仿者。然而圣茹斯特的悲剧在于出于高尚的理由与更深刻的需要，他有时与马拉唱一个调子，处决一批乱党接着一批乱党，一小撮又一小撮，最后难以肯定断头台是否在服务于大众的意志。圣茹斯特直到最后都肯定它是为了全民意志而运作，因为这是为了道德。“像我们这样的革命不是一次诉讼，而是坏人头上的一次惊雷。”善在发出雷击，纯洁发出电闪，伸张正义的电闪。在他们看来，甚至吃喝玩乐的人也成了反革命分子。圣茹斯特说他提出的幸福概念在欧洲是新的。（说真的，尤其对于圣茹斯特来说是新的，他把历史中止于布鲁图斯。）他发现有些人“对幸福的概念是可怕的，把幸福与享乐混为一谈”。对这类人也必须严厉惩治。到了最后，已经谈不上什么大多数与一小撮。一直为人企盼的普遍纯洁的天国远离人们而去，不幸的大地上充满了内战与民族战争的厮杀声，圣茹斯特违反自己的意愿与原则，宣布祖国受到威胁时，大家都是有罪的。关于叛乱分子的一系列报告，牧月22日的法令，1794年4月15日关于需要设立警察的演说，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各个阶段。这个如此权势显赫的人认为只要某个地方存在着主人与奴隶，放下武器就是可耻的行为，他就是同意把1793年宪法束之高阁并实施专制的那个人。他在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而作的演说中，否定了名誉与死后的继续存在，只提到抽象的天意。他同时承认，他所信奉的道德除历史与现在外再无其他回报，道德应该不惜一切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不喜爱“残酷与邪恶的”权力，他说，这种权力“若没有规则便会走向压迫”。但规则就是道德，它来自于民众。民众软弱无力时，规则则趋于名存实亡，压迫便猖獗起来。这样，有罪的是民众，而非权力，因为权力的原则是没问题的。如此极端与血淋淋的矛盾只能由更加极端的逻辑加以解决，并在沉默与死亡中接受这些原则。至少圣茹斯特一直坚持这种要求。他最后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伟大之处及在各个世纪与九霄中的独立生命，他曾如此充满感情地谈到这种生命。

        长久以来，他的确预感到他的要求意味着要完全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并说，在世界上进行革命的人们，“那些做好事的人们”，只有在坟墓中才能酣睡。他深信他的原则只有在民众的道德与幸福中才能圆满地实现。他也许看出他在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于是预先断绝了后路，公开宣布在他对民众绝望的那一天，即自己刺死自己。他如今已绝望，因为他已怀疑恐怖。“革命已冷了下来，一切原则都已削弱，只剩下阴谋所戴的红便帽。施行恐怖使罪恶麻木，犹如烈性酒使王宫醺醺然一样。”道德自身“在无政府状态时与罪恶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一切罪恶皆来自专制政治，他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个。由于罪恶坚持不懈地顽强地滋生，大革命本身也走向专制，变得有罪了。人们无法减少犯罪、叛乱分子与可怕的享乐精神，于是不得不对这种民众失望并控制他们。然而人们也不能不搞诡计，以此进行治理，因而不得容忍坏事或为之效劳，承认原则有差错或民众是有罪的。这时，圣茹斯特神秘莫测而英俊的面孔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若必须成为坏事的同谋或无声的证人，倒不如一死了之。”布鲁图斯若不能杀死其他人便要自杀，于是开始杀其他人，然而其他人数目太多，不可能全部杀光，于是必须死亡，并再次证明，反抗若陷入混乱而无规则，便会从消灭他人而走向自身的毁灭。这个任务是容易的，只要再次将逻辑贯彻到底。圣茹斯特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为罗伯斯庇尔所作的辩护演说中，重又肯定了他行动的伟大原则，这也正是将要判他死刑的那条原则：“我不属于任何乱党，我在对一切乱党战斗。”他于是认识到而且是提前认识到普遍意志的即国民公会的决定。他为了对原则的爱与反对一切现实而同意走向死亡，因为在国民公会中乱党的狂热与蛊惑的言论已占上风。当原则衰弱无力时，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拯救它们与自己的信仰，就是为那些原则而死。在巴黎7月份令人窒息的炎热中，圣茹斯特固执地拒绝面对现实与世界，坦陈他要把生命交给由那些原则做出的决定。他这样说了之后，仿佛短暂地看出另一种真相，终于有节制地揭露皮佑·瓦雷纳与科洛·德布瓦。“我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无罪，而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他的风格与断头台在这里暂时收了起来。然而道德过于骄傲，并不是智慧。断头台的铡刀即将落在这个英俊而如同道德一样冷峻的脑袋上。从国民公会判他死刑到他把脖子伸到铡刀下面，他一直沉默不语。这长久的沉默比死亡本身更为重要。他曾经指责王位四周一片沉默，因而特别想要讲话。但最后，他由于蔑视专制政治与谜一般的民众，因为他们的行为有悖于纯粹的理性，自己也变得沉默起来。他的原则与现实中的一切不协调，事物并非是应该成为的那样。这些原则于是成了孤零零的，沉寂无声，了无生气。投身于这些原则，唯有一死，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的陨灭，这样的爱正是爱的反面。圣茹斯特终于死去，一种新宗教的希望也随他而陨灭。

        圣茹斯特说：“所有的石头都是为了自由大厦而凿出的。你们用同样的石头可以为它建一座庙堂或坟墓。”由的原则主持修建的坟墓，由拿破仑·波拿巴来封闭。卢梭并不缺少明智，已经看到“契约”的社会仅仅适合于神明。他的继承者们却把它看得很认真，竭力要创立人的神化。红旗在以往的制度下是战争法则和行政权的象征，在1792年8月10日则成了革命的象征。这种转变很能说明问题，饶勒斯这样加以评论：“我们民众就是法律……我们现在不是反抗者，反抗者现在守在杜伊勒里王宫中。”然而变成神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昔日的天神不会一受到打击就死去，而十九世纪的革命应该完成对神的原则的清除。巴黎于是起义，把国王置于民众的法律之下，阻止他恢复权力。1830年的起义者把那具行尸走肉拖着穿过杜伊勒里王宫的大厅，把他安置在王位上，给予他微不足道的荣誉，这件事没有其他意义。国王在这个时代仍然可以是受尊敬的代办，不过他的委托书现在来自于民族，他的行为准则是宪章。他再不是陛下。以往的制度在法国最终消失了。1848年以后，新制度仍然需要加以巩固，从十九世纪伊始到1914年的历史，是恢复民众的统治权而打倒旧制度的君主专制的历史，是民族原则的历史。这种原则在1919年获胜，欧洲一切旧制度的专制政体在这一年统统消失。民族的统治权在各处，都在法律与理智方面代替了王权。这时只有1789年的原则的后果可以涌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最早可以对此作出清楚判断的人。

        雅各宾派使永恒的道德原则变得冷酷，因为他们刚刚取消了直到那时支持这些原则的一切。他们是福音书的讲授者，想要按照罗马人的抽象权力建立友爱的世界。他们以自己认为是被民众所承认的法律代替了神的指令，因为他们认为这法律是普遍意志的体现。这种法律以自然道德为依据，现在又说明自然道德的合理性。然而每当有一个乱党出现时，这番道理便烟消云散，人们发现，道德若不成为抽象的，则需要阐释。同样，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以他们的原则粉碎了民众正义的与生气勃勃的征服，便准备了两种当代的虚无主义：个人虚无主义与国家虚无主义。

        法律可以主宰一切，只要它是普遍理性的法律。但它从来不是如此。如果人不是必然地善良的话，它便失去合理的依据。总有一天，意识形态与心理状态相冲突，那时再无合法的权力，法律遂演变为与立法机构混而为一，成为一种新乐趣。那时会转向何方？法律已感到茫然，失去了准确性，变得愈来愈不准确，甚至把一切都认作罪行。法律一直主宰着社会，但再无固定的界限。圣茹斯特曾预见到这种以沉默的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制。“巧妙的罪行成为某种宗教，骗子们充斥着神圣的殿堂。”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倘若伟大的原则没有建立，而法律仅表现了暂时的条文，则法律不过是为制定而制定或者强加于众。萨德或独裁，个人恐怖或国家恐怖，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在缺少理由的情况下被论证的，当反抗与其根源相割裂，失去了一切具体的道德，它们便成为二十世纪的选择之一。

        1789年诞生的起义运动并不会到此为止。对雅各宾派来说，上帝并未完全死亡，对浪漫派人士也是一样。他们保留了至高无上的“人”。“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调解者。它意味着一种预先存在的秩序。但上帝至少再没有化身，仅仅缩小为一种道德原则在理论上的存在。资产阶级在整个十九世纪不过依靠这些抽象的原则才得以统治。不过它没有圣茹斯特那样高尚，仅仅把这些原则作为借口，利用一切机会推行相反的价值。由于资产阶级根本上的腐败与令人灰心丧气的虚伪，从而最终使它所依靠的这些原则名誉扫地。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无限的。永恒的原则与表面的道德同时受到怀疑，一切价值均失去信任，这时理性开始变化，仅仅依靠自己的成就。它想主宰社会，否定过去的一切，肯定将来的一切。它将来会变成征服者。俄国的共产主义激烈批评一切表面的道德，否定一切高等的原则，从而完成了十九世纪的反抗事业。二十世纪的消灭宗教替代了十九世纪的杀死国王，把反抗的逻辑贯彻到底，使地球成为以人为神明的王国。历史的统治开始了，人把自己等同于他的历史，不再忠于其真正的反抗，此后投身于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的革命，这些革命否定一切道德，通过一系列的罪行与战争，毫无希望地追求人类的统一。雅各宾派的革命竭力创建道德的宗教，以实现人类的统一，这时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的各种革命，不论它们来自右派还是左派，都力图征服全世界，以最终创立人的宗教。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要交给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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