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作品若是偏于感性,往往也更容易让普通读者喜欢,钱穆的书就是很好的例子。钱穆的里有一段纲领性的名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事实上钱穆的写作也确实是依据着这一纲领的,读起来真令我们感到亲切、温暖和自豪。
钱穆写起中国史就像一位母亲向人介绍自己的儿子,我们因为和她的儿子沾亲带故,所以听起来大为惬意,然而在外人听来,却不由得不对其可信度抱有几分怀疑。比如我们读钱穆的《论语新解》,简直不觉得这是当代学者的话,而是一位正统的儒家老经师怀着敬畏之情在向我们传道。在他的书里读不出聪慧,却时时遇到满腔的赤诚,这归根结底都是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牢不可破的信念。
钱锺书完全没有这个调调。我一直相信,钱锺书在普罗大众当中的赫赫声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文风的晦涩。假如《管锥编》也像那样通俗、那样流行的话,人们一定会发现他对传统文化满是刻薄的讥讽,把一部部国学经典的光环摔得粉碎,完全像是一个热心于“祛魅”的后现代主义者。
你更偏爱哪种风格呢,是钱穆的感性还是钱锺书的理性呢?这恐怕不取决于你的专业背景,只取决于你的个人气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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