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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里积淀的必早于知晓的记忆,比能回忆的长远,甚至比记忆所想象的更久远。知晓的记忆相信有一条走廊,那是在一幢宽大长方的歪七扭八、冷浸浸回应有声的楼房里的一条走廊;这幢楼房的红砖墙已被它的烟囱,更多的是它四周的烟囱,熏得污黑暗淡;户外空地铺满炉渣,寸草不长;这幢房屋困在煤烟直冒的工厂中间,还被一道十英尺高的铁丝网包围起来,活像一座监狱或一个动物园;这儿偶尔也会腾起孩子们雀噪的声浪,在回忆里,那些身穿清一色粗棉布蓝制服的孤儿会不时浮现脑际,但在知晓中,这些孤儿同阴冷的墙壁、同那些无遮无蔽的窗户一样总是历历在目;遇到下雨天,雨水将窗边常年从四周烟囱飘落来的烟灰粘聚在一起,像是黑色的泪水滚滚下流。

        在这条寂静空荡的走廊里,在正午之后的清静时刻,他像一个影子在那儿晃动;五岁了,个子还那么瘦小,不作声不出气的,跟影子一般无二。走廊里要是还有另一个人,那人准无法确切地说出他在什么时候、从哪儿悄然隐匿,钻进了哪扇门,进入了哪间房。可是此时此刻,走廊静悄悄空无一人。他知道这一点。自从他偶然发现营养师使用的牙膏那天起,将近一年时间他总在这个时候来到走廊。

        一旦他钻进那房间,便赤着脚、不出声地端直走到梳洗台前,找到那管牙膏。他正看着粉红虫状的膏汁缓缓地凉爽细滑地溢上他羊皮纸般的黄色手指头,这时突然听见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接着听见说话声就在门外。也许他已辨别出营养师的话音。慌忙之间,还不等弄清他们是否只是打门前经过,他便抓起牙膏,赤着脚悄声悄气、仍像影子般横过房间,躲进遮掩屋角的一张布帘后面。他蹲在这儿,置身精致的鞋靴和悬挂的女人的细柔衣衫中间。他蜷伏在那儿,听见营养师和她的伙伴进入房内。

        营养师在他心灵里还没有任何印象,除了与吃饭、食品、食堂以及木桌边餐前的仪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她出没于他视线之内,在他脑海里没产生任何影响,只不过偶尔他会获得愉快的联想,看见她时会感到快活——她年轻,体态丰满,肌肤匀滑,白里透红,不禁使他的思维想起食堂,使他的嘴巴想起香喷喷黏糊糊的食品,而且还是粉红色的,有点神秘的。他最初在她房里发现牙膏的那天,他径自撞进房,从未听说过牙膏,只是仿佛知道她准会有些那一类的东西,他会在房里找到它。他能分辨出她伙伴的声音,一个从乡村医院来的年轻实习生,教区医生的助手,也是这幢房里的常客,而且迄今还说不上是个敌人。

        他躲在帘子后面,现在安全了。他们走后,他会把牙膏放回原处,也要离开。于是他蹲在帘子背后,不经意地听见营养师紧张的轻声话语:“不!不行!别在这儿。现在不行。人家会抓住咱们的。会有人——不,查利!请别这样!”男人说的话他一个字也不懂,也放低了声音。那声音带着冷酷无情的意味,就像迄今他所听过的所有男人的声音,他还太年幼离不开女人的世界;可此刻他巴不得逃离,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离开,然后甘愿一直呆到死亡时刻。他还听到一些他并不理解的声响:脚被拽着划过地板的声音,钥匙在门里转动的声音。“不,查利!查利,行行好吧!请别这样,查利!”女人在轻声地乞告。他还听见别的声音,窸窸窣窣,咕咕哝哝,但不是话音。他无心听,只是等在那儿,既不好奇也不在意地想着:这个时刻上床睡觉真莫名其妙。透过薄薄的布帘又传来女人微弱的声息:“我害怕!快!快!”

        他蹲在满是女人气味的柔软衣衫和鞋靴中间。他凭感觉发现原先圆鼓鼓的牙膏现在给糟蹋了。凭味觉而非视觉,他感到那条看不见的凉爽虫子,像蜷曲地溢在他手指头上那样爬进了他嘴里,挺涩嘴却又甜甜地直往里钻。平常他并不贪心,嘴里含上一口就行,就把牙膏放回原处离开房间。哪怕只有五岁,他也知道不能再贪多。也许是那条软虫在警告他,贪多会使他生病;也许是他做人的本性在警告他,贪多她会发现牙膏变少了。这是他第一次贪多过量。他藏在那儿等候,到这时他已经多吞了不少。凭感觉他仿佛看见渐渐挤光的牙膏。他开始冒汗。然后他发现汗水已经冒了好些时候,好长一段时间他只是呆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淌汗水。这时他完全听而不闻了。帘子外面要是放一枪,他多半也听不见。他的注意力仿佛转到了自身,眼看着自己流汗,看着自己将另一条膏虫往嘴里塞,而他的肚子却不愿接受。果然,它拒绝往下钻了。现在他一动不动,凝神静气,像位化学家躬身待在实验室里等待着反应。他不用等多久,吞下的牙膏很快在体内翻腾,竭力想退出来,回到凉爽的空气里。那感觉不再是甜甜的了。他恍恍惚惚地蹲在满是女人胭脂气味的帘后暗处,口边悬着粉红色的唾沫,静听着体内的动静,带着惊讶的宿命想法等待着那即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接着,真的发生了。他一败涂地,只好乖乖地投降,自言自语地说:“唉,我糟了。”

        当帘子突然拉开时,他没有抬头。他正在呕吐,一双手粗暴地把他拽出来,他没有抵抗。他被一双手拽着,歪歪倒倒,垂着下巴,傻乎乎地看着一张不再粉红白嫩的面庞,面庞周围拂着散乱的头发,那些泡酥酥的发卷儿曾使他想起过糖果。“你这讨厌鬼!”一个愤怒而微弱的嘶声骂道。“小密探!敢来监视我!你这小黑杂种!”

        营养师二十七岁了——满有理由去冒险闯闯春宫,但毕竟年纪尚轻,她更加关心的不是爱情而是会不会被人当场捉住。而且她还愚蠢透顶,竟相信一个五岁的孩子不仅能从听见的声音推断出她所干的事,还会像成年人那样把它张扬出去。因此,事后的整整两天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眼睛往何处瞧,她总感到那孩子带着动物的窥测本能以深沉的目光盯着她,她越想越觉得他像个成年人:她相信他不仅打算讲出去,而且此刻故意保持沉默,好让她多受折磨。她压根儿没想到那孩子会认为自己犯了罪过,而今迟迟未受处罚,心里惶恐不安;他有意出现在她面前,为了挨一顿鞭打,把罪过抵销,让事情了结,一笔勾掉。

        第二天快过去了,她差不多陷入绝望境地。夜里她通宵不眠,大半时间神情紧张地躺着,咬牙切齿,紧捏拳头,又气愤又害怕;更糟糕的是,她感到悔恨:一股莫名的怒火使她恨不得将时间倒转,哪怕是一小时、一秒钟也好。这时,爱情全然被排除了。年轻的医生甚至比那小孩更不屑一顾,没给她任何帮助,只给她带来了灾难。她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最憎恨什么,甚至分不清自己睡着与醒来的时候,因为在她的眼皮下,在她的视网膜上,时时刻刻呈现出那张沉静严肃、无法躲避的死死盯着她的羊皮色面孔。

        到了第三天,她挣脱了似睡若醒的昏迷状态,不像头两天那样,在白天与人一起的时候,要毫不松懈地摆出一副假面孔,把自己严实地掩盖起来。这一天她采取行动了。她毫不费事地找到他。那是在午饭后的清静时刻,在空荡的走廊里。他果然在那儿,什么事也没干。也许他一直跟在她后面。谁也说不准他是不是在那儿等候。所以她在那儿找到他,毫不奇怪,而他听见脚步声后便转过身来望着她,也一点儿不感到惊奇:两人面面相对,一张脸不再匀滑、白里透红,另一张却仍然严肃庄重,除了期待别无任何表示。“这下我可以把那事了啦,”他想。

        “听着,”她说。说完,她停住脚步,凝视着他,仿佛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孩子等在那儿,屏息静气,一动不动。渐渐地,缓慢地,他背部的肌肉变得平板、僵硬、紧张起来,像块木板似的。“你要说出去吗?”她问。

        他没回答。他相信谁都应当明白,他绝对不情愿谈起自己关于牙膏和呕吐的丑事。他没敢看她的脸,只注视着她的双手,等待惩罚。她一只手捏成拳头放在裙子口袋里,透过裙布他看见捏得很紧。他还从未被别人用拳头揍过,也没有经历过连等三天才受处罚的事。当他看见那只手从口袋伸出来时,他相信挨揍的时刻到了。然而她没揍他,那手仅在他眼皮下摊开,手心里露出闪亮的一枚银元。她的声音纤细、急切而又微弱,尽管走廊里就只有他们两人。“你用它可以买不少东西。整整一美元呢。”他知道那是什么,但从未亲眼见过一美元。他眼睁睁地看着它,渴望得到它就像渴望得到啤酒瓶上亮晶晶的盖子一样。可是他不敢相信她会给他,因为这东西要是他的,他准舍不得给她。他不明白她要他做什么事。他正等着挨一顿鞭打,然后被豁免了事。她又开口说道,急迫紧张,说得很快:“整整一元呢,看见了吗?能买许多东西哩。每天买吃的也够花一个星期。下个月说不定我还会给你一块钱。”

        他站着不动也不吭气,像个泥塑木雕的大玩具:瘦小,沉静,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眼睛,穿一件罩衫。他仍然惊讶不已,目瞪口呆,感到羞耻。看着那块银元,他仿佛瞧见讨厌的牙膏像条软木棍不断往外伸,叫人毛骨悚然;他整个身躯突然蜷曲起来,显得反感嫌恶极了。“我绝不要,”他说。“我永远千万不那么干了,”他心想。

        这时他简直不敢望她一眼。他能感到她站在面前,听得见她说话,一声漫长而颤栗的叹气。他闪过一个念头现在该挨揍了可是她甚至没有动他,只是紧紧地抓住他,连摇都未摇他一下,仿佛她的手也不知道往下该如何行动。她的面孔靠得那么近,他能感到她的气息冲上自己的面颊。他不用抬头便知道她此刻的面孔像什么模样。“讲吧!”她说,“那你就讲出去吧!你这小黑鬼!黑杂种!”

        那是第三天的事。到了第四天,她变得十分冷静,但又怒不可遏。她不再费心盘算。这以后她按照某种预见采取行动,仿佛不得安宁的白昼和不能入睡的夜晚加剧了她冷静的面具背后的恐惧和愤怒,将她的心灵与女人对邪恶的自然敏悟连在一起了。

        现在她很坦然,甚至暂时也显得不着急了。现在她似乎有了周密思考和筹划的时间。她掂量着那情形,把全部注意力、心思和考虑统统集中到那个坐在锅炉房门口的看门人。这既缺乏周密的论证,也未曾细心盘算。看起来她只是往外望望而已,像坐在车内晃眼望见行人,毫无惊异地看着那个瘦弱邋遢的看门人——他正坐在积满污垢的门边的一张藤椅里,透过钢架眼镜读着摆在膝上的一本书——这个人几乎像根木桩似的,她知道他已有五年了,却从未真正把他看在眼里。走在街上,她不会认出他,从他身边经过也会视而不见,尽管他也是一个人。她的生活此刻恍若一条走廊,笔直而又简明,他就坐在这条走廊的另一端。她立即朝他走去,还没意识到开步已经踏上那条污黑的小道。

        他坐在门口的一张藤椅里,一本翻开的书摆在膝头。她走近时看清是本《圣经》,她只是看了一眼,犹如瞥见他腿上有只苍蝇。“你也恨他,”她说,“一直在监视他,我看出来了,别对我否认。”他抬起头看着她的面孔,眼镜掀在眉梢。他并不老,与他目前干的这份差事不相称。他是个严峻的人,正当壮年;他应当过一种更充实更有活力的生活,可偏偏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竟把一个四十五岁、具有健壮体魄和心智的人扔到了阴山背后,一个适合六十岁或六十五岁的人呆的地方。“你知道,”她说,“在别的孩子叫他黑鬼之前你就知道了。你跟他大致在同一时候来这儿的。圣诞节晚上查利在大门的台阶上发现他,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你才到这儿干活的。我说得对吧。”看门人的脸圆圆的,面皮有些松弛,极为污秽肮脏,没刮胡子,满脸胡茬。他的眼睛十分澄明,呈深灰颜色,非常冷峻却又非常狂暴。但是女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也许在她看来并不显得狂暴。于是两人在积满煤尘的门边面面相对,疯狂的目光直视着疯狂的目光,恶狠的声音与恶狠的声音相撞,但声音不高,声音平静安详,谈话简洁,活像两个密谋者在一起策划。“我观察你已经整整五年了,”她深信自己说的一点儿不假,“你就坐在这张藤椅里,一直在注视他。孩子们到户外的时候你才坐在这儿。每当他们出现,你就把椅子挪到门边,坐在你能观察到他们的地方。你注视他,听别的孩子叫他黑鬼。这就是你干的事。我知道。你来这儿就为这个,观察他,憎恨他。你做好了准备他才来的。也许就是你把他抱来扔在那边门前的台阶上。总之,你心里明白。而且我必须知道。他一旦说出去,我就会被解雇。查利说不定——会——告诉我。把真相摊出来,现在就告诉我。”

        “噢,”看门人说,“我早就晓得他会在那儿抓住你们的,当上帝惩诫的时机到来。我早晓得。我知道谁叫他藏在那儿的,一个征兆,一个对淫荡的诅咒。”

        “不错,他就藏在帘子背后。离得像你这样近。你现在给我讲清楚。你瞧他的时候我看清了你的眼神。我一直在注意你,整整五个年头了。”“我知道,”他说,“我明白啥叫邪恶。难道不是我让邪恶站起来在上帝的世界里行走?我让它像浊气一样游动在上帝面前。上帝绝不阻止它从小娃儿嘴里说出来。你听见过他们叫喊的。我从来没教他们那样喊,叫他本来该叫的名字,该受诅咒的名字。我从来没对他们说过。他们早就晓得。有人告诉了他们,可不是我。我只是等待,等待上帝选择好时机,当他认为该向他的众生世界揭露邪恶的时候。现在时候到了。这是一个征兆,再次表现在女人的淫荡犯罪上。”

        “是这样。但我该咋办呢?告诉我。”

        “等吧,像我这样等着。我等了整整五年,等待上帝采取行动,表明他的意志。他终于这样做了。你也等待吧。等他准备好了,他会向有权威的人表明他的意志的。”

        “是,有权威的人。”他们彼此怒目而视,却很冷静,心平气和。

        “女总管。上帝做好准备时就会向她透露他的意志的。”

        “你是说,要是女总管知道了,她就会把他送走?对啦。可是我不能等。”

        “同样,你不能催促上帝。我不是等了五年吗?”

        她轻轻把两手拍合在一起。“可是,难道你不明白?这也许正是上帝的意志,让你告诉我,因为你知道。由你告诉我,再由我去对女总管讲,说不定这正是上帝的意志。”她疯狂的目光显得异常沉静,恶狠狠的声音表现出耐心和安宁,只是她的一双手老在不停地动着。

        “你得等待,像我这样,”他说,“你已经掂到了上帝令人悔恨的手掌的分量,大约三天了吧。我在他令人悔恨的手掌下生活了五年,一面观察一面等待,等他认为合适的时机,因为我的罪过比你的更大。”虽然他直盯着她的面孔,但似乎全然没有看见她,他的眼睛没有注视她。那双眼像是视而不见的盲眼,睁得老大,冷冰冰的,似迷若狂。“比起我犯的罪和我为赎罪吃的苦头来,你所干的事和受的折磨算个啥,只不过是女人害怕受到脏话辱骂而已。我已经苦苦忍受了五年。你算老几,敢为你那女人的淫秽去催促全能的上帝?”

        她立即转过身去。“好吧。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告不告诉我都一样。我老早就知道他是个混血的黑崽子。”她转身回楼房去。现在她走得不快了,而且呵欠连天。“我只消想出个办法让女总管相信就成。他不会告诉她,不会支持我。”她又打了个呵欠,又长又大的呵欠,她的面孔上除了打呵欠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连呵欠也销声敛迹。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这以前她干吗没有想到,可是她深信她早就心里明白,一直明白,因为这主意显得太妙了:他不仅会被打发走,还会为给她带来的恐惧和担忧受到惩罚。她想:“他会被送进黑人孤儿院。当然,人们非这样做不可。”

        她甚至没有即刻去见女总管。她开始是要朝那儿去的,但并没有往办公室的门口去,而是看着自己走过办公室门口继续向前,走向楼梯口然后登楼。她仿佛在跟随自己,看自己要往哪儿去。一踏进走廊,这时走廊里清静无人,她如释重负地又打起呵欠来,尽情地舒气。她走进自己的房间,闩上门,解下衣服上床睡觉。室内遮光的帘子已经拉好,光线暗淡,超过了半明半暗的程度,她仰躺在床上,静寂不动。她合上双眼,面容舒展开朗。过了一会儿,她开始伸开两腿,然后又慢慢合拢,感觉到先是凉爽平滑地拂过脚腿的床单逐渐变得暖和光滑。她经历了三个不眠之夜,现在思绪仿佛悬在失去的睡眠和将至的睡意之间,她敞开身躯去迎接睡眠,这睡眠恍若一个男人。她想着:“我只消让女总管相信我就成。”然后,她想象他在一窝黑崽子中间准会像个大傻瓜。

        那是下午的事。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她正在又一次解衣准备就寝,忽然听见看门人到了走廊,朝她门口走来。开始她不知道,不可能知道这会是谁,然而她听见那从容的脚步声,心里便明白了,接着响起了敲门声,她还没来得及赶到门边门就要开了。她没有出声,立即冲向门去,用全身重量抵住门,紧紧顶住不放。“我在脱衣服!”她恼怒地轻声说,知道来人是谁。他没答话,身子紧压在正慢慢推开的门上,门缝开得愈来愈宽。“你不能进这儿来!”她叫道,但声音不比耳语更响。“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她的声音近乎喘息,低微而又绝望。他仍然不吭声。她竭尽全力顶住渐渐向内开大的门。“让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出来,不行吗?”她仍以低微的悄声说,调门轻飘,不产生任何作用;她好像在对一个淘气的孩子或疯子说话,又哄又骗:“你等等,好吧。听见了吗?先等一下好不好?”他不回答。无法抵挡的门还在徐缓地开大。她靠着门,身上只穿了件内衣,像一个在扮演滑稽抢夺戏的木偶,无力招架。她埋头瞧了一眼靠在门上的身子,移动不得又无计可施,好像这个木偶在表演过程中昏了头脑,茫然不知所措。然后她转过身,放开门跑回床边,胡乱抓起一件衣服,迅速转向门口,抓住衣服挡在胸部,缩成一团。他已经走进屋,在她仓皇后退、乱抓乱遮的狼狈时刻,显然他一直在望着她,等待她。

        他依旧穿一身工作制服,现在戴了顶帽子,但他进屋后也不摘下。那双冷漠疯狂的灰眼睛仿佛仍然没看见她,根本不屑瞧她。“要是上帝亲自进入你们任何人的房间,”他说,“你该相信他来在你难堪的时刻。”他问:“你是不是已经告诉了她?”

        女人坐在床上,紧紧抓住手中的衣服,身子像在慢慢往床里沉,脸色发白地望着他。“告诉她?”

        “她要把他咋办?”

        “咋办?”她凝望着他,他那沉静发亮的目光仿佛并不在注视她,而是把她包围了。她张口结舌,像个傻瓜似的目瞪口呆。

        “他们要送他去哪儿?”她没回答。“别对我撒谎,别对我主上帝撒谎。他们会把他送到一家黑人孤儿院!”她闭着嘴,像是终于明白了他在讲什么。“噢,我弄清楚了。他们要送他去一家黑人孤儿院。”她没有吭声,现在却在观察他了,她眼里虽然还有些惊骇未定,但同时显出诡谲的神色,正在盘算。这时他逼视着她,目光仿佛直射她全部身心。“回答我,耶洗别!”他大声叫道。

        “嘘——!”她说,“是的,他们只能那样办,当他们发现……”

        “唔,”他说。犀利的目光逐渐缓和下来,移开她,又再次包围她。看着他那目光,她似乎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像一段小树枝浮在一方池塘里。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变得差不多通情达理了。他开始打量这间女人的住房,像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房间似的:狭小、暖和、零乱,散发着女人的胭脂气息。“把女人的邋遢摆在上帝面前。”他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隔了一会儿,女人才挣起身。她紧捏着衣服呆站了一阵,傻乎乎地呆若木鸡,凝视着敞开的门却又想不到该做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才跑到门边,猛然把门关上,抵紧闩好,靠在门上喘气,双手紧紧拧着已经转动锁上的钥匙。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看门人和那小孩不见了。没发现他们的任何踪迹。人们立即向警方报告。他们发现有扇侧门给打开了,看门人有一把开那门的钥匙。

        “因为他知道,”营养师告诉女总管。

        “知道什么?”

        “知道那孩子,圣诞夜里扔来的那个孩子,是个黑鬼。”

        “是什么?”女总管问道,她的身子朝椅背忽地一靠,两眼盯着比自己年轻的女人。“是个黑——我不相信!”她大声说,“我才不相信!”

        “你信不信没关系,”对方说,“可他知道。他偷偷把他带走就是因为这个。”

        女总管五十多岁了,面膛松弛,闪现出和善、微弱、十分沮丧的目光,接着又说了一句:“我不相信!”然而到了第三天,她把营养师召来。看上去她有些缺少睡眠,相反营养师却精神焕发,镇静自若。女总管把找到看门人和小孩的消息告诉她之后,她仍然很沉静。“在小石城,”女总管说,“他想把孩子送进那儿的一家孤儿院。人们觉得他像个疯子便扣住了他,找来警察。”她瞧着年轻女人。“你对我说过……那天你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营养师并不转开目光。“我不知道,一点儿不明白。自然,我知道那并不意味着什么,当别的孩子叫他黑鬼——”

        “黑鬼?”女总管说,“别的孩子?”

        “他们喊他黑鬼喊了几年了。有时候我想,孩子们具有某种悟性,那是你我这样年纪的成年人办不到的。孩子们,还有同他年龄相仿,同那个老头儿年龄差不多的老年人也有这种悟性。所以每当孩子们到院子里玩耍,他就坐在那边门口——看着那孩子。也许由于听见别的孩子喊黑鬼,他才发现的。但也可能他早就知道。你还记得吧,他们俩是大致同一个时候来这儿的。那天晚上——圣诞节,你没忘记吧,查——哦,他们在大门前的台阶上发现了那个婴儿,他恰好是在那之前的一个月来这儿干活的。”她滔滔不绝地谈着,同时注意到女总管一双困惑皱缩的眼睛凝视在自己身上,仿佛无法移开它们。营养师的目光显得温和单纯。“于是那天我们交谈时,他急于告诉我一些关于孩子的事。他想把那事告诉我或者任何别人,但后来也许害怕了,他又不肯讲,我便离开了。当时我完全没动脑筋想想。我把这事完全抛到九霄云外了,等到——”她的话音停了。她注视着女总管,突然她脸上浮现出豁然开朗的神情,顿时有所醒悟似的,虽然谁也无法判定那是不是装出来的。“对了,因此……对,现在我全明白了。这事恰好发生在他俩失踪、走掉的前一天。我在走廊里,正要回房间,他突然走上来挡住我;就是在那天我同他讲话的,他拒绝告诉我他先前打算要讲的事;当时我想这才怪呢,我从没在这幢屋里见过他。可他一讲话——声音挺怪,神情也怪。我给吓坏了,吓得不能动弹,任他把我挡在走廊里——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告诉了她?’我说:‘告诉谁?告诉谁什么?’接着我意识到他指的是你,想知道我是不是把他打算对我谈起的孩子的事告诉了你。可我不明白他要让我告诉你什么事,这时我想叫喊,他问:‘她要是发现了那事会咋办?’我不知道该说啥,也不知如何摆脱他。接下去他说:‘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她会咋办。她会送他进一家黑鬼孤儿院。’”

        “黑鬼?”

        “我真不明白,这么久了,我们就没看出来。你只消看看他的面孔,他的眼睛和头发。当然,这太可怕了。但是我想,那将是他必须去的地方。”

        在眼镜后面,女总管微弱不安的目光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仿佛她在努力迫使目光透过表面的迷蒙状态。“可是他干吗把孩子带走呢?”

        “是呀,要是你愿意听听我的想法,我认为他是疯了。你要是同我一样,在走廊里见过他那副神情就好了,那天晚——白天。当然那孩子怪可怜的,非去黑鬼孤儿院不可,在这之后,在这儿同白人一起长这么大之后。他是什么种姓的,这不是他的过错。但也不是我们的过错——”她止住不讲了,望着女总管。镜片后老总管的目光仍然显得困扰,蒙眬,毫无希望。她说话时挺费劲,嘴唇直打哆嗦。虽然她的话同样不带有任何希望,却坚决果断,毫不含糊。

        “咱们必须安置他。必须马上安置他。我们手里有些什么申请表?你去把卡片拿给我看看……”

        孩子醒来时发现被人背着。天寒冷漆黑,他被背下楼梯,背他的人一声不吭,行动小心翼翼。在他与托起他的一条手臂之间塞了些细软东西,他知道是自己的衣服。他没叫喊,没吭声。凭着气味和空气,他知道到了后楼梯口,从这儿往下可以通往侧门;他已经离开自己的卧室,从他记事起那儿就摆有四十张床。从气味判断,他还知道背他的是个男人。可是他不作声,安静轻松地伏着像在睡觉,高高地骑在看不见的手臂上,抖动着,慢慢地下楼梯,走向紧靠活动场的侧门。

        他不知道背他的是谁,也懒得过问,因为他相信自己知道在往哪里走,知道这是咋回事。他暂时不用理会背往何处。这使他想起一桩两年前的事,那时他才三岁。一天,他们之中有个十二岁名叫艾丽斯的女孩不见了。这之前他喜欢她,有点儿把她当妈妈似的,也许这就是喜欢她的原因。在他眼里,她同成年女人一样成熟,个儿也一般大;但不同的是,那些女人总是命令他吃饭、洗漱和睡觉,而她却不这么做,也从未这样对待过他,与他为敌。一天夜里她弄醒了他,对他说再见,可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昏昏欲睡,有点儿不高兴,并未完全醒来,因为她平时一向待他挺好,他才容忍了。他没发现她在哭,因为他不知道成年人会哭泣,等他知道的时候早记不得她了。他一面敷衍她一面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件衣服也没见到,而她睡的床已经被一个新来的男孩占据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她的去向。那天,他在一旁听见几个曾帮她做准备离开的大姑娘悄声地秘密谈话;在同样秘密的静悄悄的气氛下,六个年轻姑娘在帮助第七个人准备结婚,悄声悄气地谈论新衣服、新鞋子以及接走艾丽斯的那辆马车。这时他才明白,她一去不返了,她已穿过钢条围栏中间的铁门。他仿佛看见她站在深锁的大门外边那一瞬间的英姿,巍巍然大步地没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光灿灿的景象,像一幅落日晚照的图景。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知道她不是头一个出走者也非最后一个;除了艾丽斯,还有更多的人消失在深锁的大门外,穿着新衣裙或新制服,带上一个有时不比鞋盒更大的小巧布包。他相信这样的事此刻正落在自己头上。他现在才明白,她们当初是如何离开的,为何走后没留下任何痕迹。他相信别人同他一样,也是在深更半夜被人悄悄接走的。

        现在他觉得快到门边了。离得很近,他准确地知道还剩下多少步看不见的梯级,到了那儿背他的人便会小心翼翼地静悄悄地放他下地。他感到那男人无声的急促而又暖和的气息冲上他的面颊,感到身体下面那双抓紧扣实的胳膊,他知道裹成一团的是他的衣服,摸黑抓上的。背他的人停下脚步。他蹲下身的时候,孩子的脚往下触到地板,脚趾却迅速从又冷又硬的木板地面缩回。那人这时才开口说话:“站起来。”于是孩子明白他是谁了。

        他立即认出那人,毫不吃惊。要是女总管知道孩子如此熟悉他,倒会不胜惊讶。他不知道这个大人的名字,但他是个敏感的孩子,尽管三年内他们之间没说上一百个字,可在他的生活里这人比谁都更真切,即使包括艾丽斯在内。哪怕在他只有小小三岁年纪的时候,这孩子便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用言说的关系。他知道,只要他一出现在活动场地,这人就会坐在锅炉房门口的椅子里注视他,全神贯注,毫不松懈。要是孩子年龄大些,他也许会这样想他憎恨我可又惧怕我,弄得他不敢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在现在这样的年纪,如果懂得更多词语,也许他想的是这便是我与众不同的缘故,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注视我他接受这一切。因此,当他发现原来是这人把他从熟睡的床上背下楼,他不感到惊奇。他站在漆黑寒冷的门边,这人正帮着他穿衣服,他心里也许会想他太恨我了,甚至极力阻止将要落在我头上的事发生。

        他冷得直颤抖,服服帖帖地迅速穿衣服,两人摸索着好容易才把两件衣服穿在他身上。“你的鞋在这儿,”大人无力地耳语道。孩子坐在冰凉的地板上穿鞋。这时大人没挨着他,但孩子听得见、感觉得出他也弯着腰,正在做什么事。他想:“他也在穿鞋。”大人又伸出手,摸到了他,扶他站起来。鞋带没系好,他还没学会自己系鞋带呢。他不告诉大人没系好鞋带,沉默着一声不吭。他呆立在那儿,接着一件大衣服把他全身裹上——凭气味他知道这是大人自己的衣服——然后他再次背起他。门轻轻地开了。新鲜的冷空气扑了进来,街灯的亮光也溢入门内。他看得见一盏盏街灯,厂房的光秃墙垣,还有高高耸入星空的没有冒烟的烟囱。映着街灯,那排钢条围栏像饥饿的士兵列队站立在那儿。他们穿过空旷的活动场地,他悬起的双脚和着大人的跨步节奏轻轻摇晃,没系上的鞋带在脚踝处兜来兜去。他们走到铁门,穿了过去。

        他们不用等多久电车就开来了,要是年龄大一些,他准会赞扬大人很会把握时间。但他并不感到惊异,也没有注意这个。他站在街角,靠在大人身边,鞋带散开着,罩在那件直垂到脚后跟的外衣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小小的脸蛋平平静静,不瞌睡了。有轨电车开了过来,晃过一排窗子,轧轧轧地停下,他们登车时还在嗡嗡响。车内几乎空空的,因为这才凌晨两点多。这时大人注意到鞋带没拴上,于是替他系好;孩子静静地坐在位子上,两腿笔直地伸在他面前,看着他系鞋带。到车站还有一段长路,他乘坐在有轨电车上,不等他们到站他又睡着了。他醒来已经大天白亮,乘上火车也有一大阵了。他还从未坐过火车,也没谁对他说起过。像在电车上一样,他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除了头部和一双脚露在外面,全身都裹在大人的外衣里,他看着原野——起伏的山丘,一丛丛的树木,一群群母牛以及诸如此类——在眼前晃过,这些都是他第一次领略。大人发现他醒了,便拿出用报纸包着的食品——面包夹咸肉。“拿着,”大人说。他接过食物一面吃一面观望窗外景色。

        他一言不发,没有任何惊奇的表示,即使到了第三天,警察把他和大人扣押起来也同样如此。他们新到的地方与他们在黑夜里逃离的旧处一般无二——同样的孩子,只是姓名不同而已;同样的成年人,只是气味有别。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离开原来那个地方,干吗不可以在那地方住下去。但他不感到奇怪,当有人来叫他起床穿衣,却不说明缘故和去处。也许他知道将要返回原处,也许凭着孩子超人的感知能力,他一直明白不会在这儿住下来,住下来也不可能长久,而领着他逃离的大人却始终糊里糊涂。在火车上,他又一次观望同样的山丘、树木和牛群,只不过从另一边窗口,朝着相反的方向。警察给他东西吃,仍然是面包夹咸肉,但不是从报纸里面拿出来的。他注意到了这个区别,没有吭声,也许根本没有想这个。

        然后他又回到了家。他以为回来后会受到惩罚,但惩罚的理由,究竟犯了什么罪过,他并不期望弄个清楚;因为他早就明白,成年人绝不把孩子当作大人看待,尽管孩子总是认为大人就是大人。他已经忘掉吞牙膏的事。现在他千方百计避免见到营养师,而一个月之前,他却巴不得在她眼前露面。他只顾回避她,早把回避的原因忘了;过了不久他竟把夜间出走的事忘得精光,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偶尔他会回想起来,却稀里糊涂,蒙蒙胧胧,而这只发生在他朝着锅炉房门口瞧的时候;这时他记起以往老坐在那儿注视他的人,而今不在那儿了,完全销声敛迹;就连门口那张藤椅也无影无踪,跟先前那些逃走的人的情形一个样。至于那人的去向,孩子根本没有想过,一丝念头也没有。

        一天傍晚,有人到校舍住地叫他。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两个女人——营养师不在其中——带他到浴室,给他洗澡;梳好湿漉漉的头发,穿上干净的罩衫,然后把他领进女总管的办公室。屋里坐着一个人,陌生人。他望了这人一眼,不等女总管开口便明白了。也许记忆让人知晓,而知晓使人开始了悟,甚至产生心愿;小小五岁年纪,未经沧桑,说不上抱什么希望。也许他只是突然记起了乘火车的旅行,面包夹咸肉的食品,记忆没有回溯到更为久远的时候。“约瑟夫,”女总管说,“你愿不愿意跟善良的人到乡下过日子?”

        他站在那儿听陌生人讲话,身上穿着硬挺挺的新罩衫,耳朵和面孔刚被硬肥皂、粗毛巾擦过,还红红的在发烧。孩子望了他一眼,见他身躯有些粗壮,蓄着短短的棕色胡须,留一头短发,虽然不是最近才理过。胡须和头发都显得硬直有力,没有一丝银白,仿佛色素不受年龄的影响,尽管他的面孔表明他有四十多岁了。他的眼珠色泽浅淡,冷漠。他身上穿一套体面笔挺的黑色西装,膝头放着一顶黑帽,被一只粗实洁净的手紧紧抓住,手指即使扣在绒帽上也几乎攥成了个拳头。一条沉重的银表链子横过他的马甲。一双厚实的黑皮鞋,用手工擦得锃亮,双脚稳稳当当地并排踏在地上。孩子虽然只有五岁,他一眼就看出他不抽烟,也不会容忍别人抽。小孩不敢看他,由于他那双眼睛。

        可是他感到那人在观察,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冷漠但并非有意严峻。他会以同样的目光去估量一匹马或一张用过的犁,如果他事先相信会发现纰漏,事先有了购买的打算。他讲话很留意,慢条斯理,冗长沉闷;这样讲话的人并不要求别人给予多少注意,而更要求别人静静倾听。“你既不能够,也不愿意告诉我有关他父母的更多的事。”

        女总管连眼也不抬,她的眼睛显然在眼镜后面皱缩在一块儿了,至少暂时是如此。她马上接过话,差不多有点儿过分急切:“我们绝不查证孩子的父母。正像我刚才告诉你的,圣诞夜里他被扔在这儿的台阶上,再有两个星期就整整五年了。如果你认为弄清孩子的父母很重要,你最好别考虑收养孩子。”

        “我说的不全是那个意思,”陌生人说,声调里带着一丝缓和的意味。他想做到在表示歉意的同时,固执己见,毫不退让。“我想应当先同阿特金斯小姐谈谈,我原是与她通信联系的。”

        女总管又一次冷冷地急切说道,几乎不等对方讲完就接过话来。“也许我能向你提供同样多的情况,无论关于这个孩子或是别的孩子,阿特金斯小姐在这儿的本职工作只是与食堂和厨房有关。在这桩事情上,她好心地充当了秘书同你联系,纯属偶然。”

        “没关系,”陌生人说,“那不要紧。我刚想到……”

        “刚想到什么?我们不强迫任何人收养这儿的孩子,也不强迫孩子违背自己的意愿离开这儿,要是他们的愿望是合理的。这种事得由双方共同商定。我们仅仅充当顾问而已。”

        “噢,”陌生人说,“我刚才对你说了,这没关系。我不怀疑这孩子合适。他同我和麦克依琴太太住在一起,会发现有个好家庭的。我们俩都不年轻了,喜欢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虽然他不能享受山珍海味,不能养尊处优,但他也不至于过分劳碌。我不怀疑,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长大后会敬畏上帝、憎恶懒惰和虚荣的,尽管他的出身不明不白。”

        就这样,两个月前的那天下午他以一管牙膏签下的期票算是勾销了;而这位迄今仍然不明底细的签名人,现在坐上了轻便马车的座位,裹在一张干净的毯子里,瘦小的个子,呆呆地缩成一团;马车颠簸摇晃,迎着十二月的斜阳落照,钻进一条冻结的满是车辙的小巷。他们一整天都赶着车。中午时分,大人曾拿东西给孩子吃,从座位下面的木箱里掏出三天前烤好的乡村食品。可是直到此刻暮霭沉沉,他才开口对孩子说话。他戴着连指手套,用抓住鞭子的手略微指了一下小路前头透出的惟一亮光,说了一个“家”字。孩子没吭声。大人埋头瞧了瞧他。为了抵御寒冷,大人身上穿得十分臃肿,庞然一堆不见形体,屹然不动恍若顽石,那副神情与其说是粗俗不如说是冷酷。“听见我说的了吗,你的家到了。”孩子仍然不吭声。他从未见过家,的确没什么好说的。何况他小小年纪,还没有信口开河、言不及义的本事。“你会发现有东西吃,有地方住,还会得到信仰基督的人照顾,”大人说,“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会防止你调皮捣蛋。我会很快让你懂得:懒惰和胡思乱想是两大恶行,而干活和敬畏上帝则是两大美德。”孩子还是一声不吭。他还不曾干过活儿,也没有敬畏过上帝。他对上帝比对干活更缺乏了解。他见过干活,扛着铁锹和耙子的男人每周六天出现在活动场的附近,可是上帝只在星期日才出现。这一天——除了必须穿得整整洁洁,还会有悦耳的音乐,不知所云的字句——总的来说挺愉快,虽然有点儿乏味。他不声不响。马车颠簸向前,向着家去,精心饲养的剽悍的马匹加快了步伐,直往牲口棚奔。

        还有一桩事他后来才会记起,等到记忆不再接受他的面孔,不再接受表面的印象。那是他们在女总管办公室的时候发生的事。他站在那儿纹丝不动,也不望一眼陌生人那双不用看就能感觉到的眼睛,只等待陌生人讲出眼里转动的念头。然后那想法终于说出来了:“克里斯默斯。一个带异教徒意味的名字,亵渎神明。我得给改一改。”

        “那是你法定的权利,”女总管说,“我们不关心小孩叫什么名字,而重视他们受到怎样的待遇。”

        可是陌生人并不在听别人讲话,也不像是在对任何人宣称:“从今以后他的名字叫麦克依琴。”

        “把你的姓给他是合适的,”女总管说。

        “他将吃我家的饭,信仰我家的教,”陌生人说,“干吗不应当跟我姓呢?”

        孩子充耳不闻,由他说去,如果这人把凉爽的天气说成炎热,他也不会特别在意。他甚至没有心思对自己说我不姓麦克依琴,克里斯默斯才是我的姓现在还没有必要去管这个,时间长着呢。

        “是呀,干吗不呢?”女总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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