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偶然或某种不为人知的意图，一定有人去报告了校长，说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正待在教员休息室里，看起来是在消磨午饭以前的时光，因为自从进屋以后，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浏览报纸。他没有重判学生作业，没有为下堂课的讲义做最后的润色，没有记笔记，仅仅只是浏览报纸。他首先从公文包里取出租赁那三十六部电影的发票，将它摊开在桌面上，然后在第一份报纸里寻找娱乐版，电影部分。他还会对另外两份报纸做同样的事。虽然，如我们所知，他对这第七艺术的执迷为时不长，而他实际上对与影视工业相关的诸多问题依然一无所知，他却了解、估计、想象或者凭直觉知道，新近首演的电影不会马上出现在影碟市场。为了得到这一结论，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非凡的推理能力，或者某种除了理智之外获得真知的神秘途径，只不过是对最寻常不过的常识的简单运用，先找到电影市场一栏，然后是售卖和租赁影碟的子栏。他手握圆珠笔，寻找那些放映旧电影的影院，逐一将影院放映的电影与发票上的电影名称比对，每遇到两个碰巧相同的，就画一个小十字作为标记。如果我们询问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为什么这么做，询问他是否打算到电影院去看已有影碟的这些电影，他一定会惊愕地、呆若木鸡地看着我们，甚至为我们居然猜测他会如此荒诞地行动而感到生气，似他却给不出一个恰当的答案，除了两个干巴巴的词儿——因为如此——这是他修筑城墙以屏蔽外人好奇的方式。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参与过那些密谈，并且巧妙地知悉了历史教师的秘密，我们能够宣布说，这个不合时宜的举动，唯一目的是使他的精神持续集中在三天以来唯一吸引他的那个目标之上，以防止他被，比如，报纸上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而房间里的其他教师多半却以为他正浸淫于此。然而，生活却由这种方式构成，即便我们认为牢牢地向世界关闭并且闩上了的大门，也会受着这位刚才走进来的谦逊而殷勤的小职员的摆布，他捎来话说，校长先生请历史教师去他的办公室一趟。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站起身来，叠好报纸，将发票收进钱包，向着走廊走去，在那里有几个他任课的教室。校长办公室在上一层楼，楼梯间的屋顶有一个天窗，这天窗内里昏黄，外边肮脏，以至无论冬夏，都只能吝啬地透过少许阳光。他径直走进另一条走廊，在第二扇门前停下。房间里绿色的灯亮着，他用指节敲了敲门，听到里边有人说“请进”，推门进去，道了上午好，握住校长向他伸过来的手，并在后者的示意下，坐了下来。每次走进这里，总有一种印象，仿佛这个办公室在别的地方见过，如同有些梦境，我们知道自己梦见了，醒来以后却不记得。地板上铺着地毯，窗户上挂着粗毛料的帘幔，办公桌很大，是古雅的样式，黑色的大皮椅却很现代。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熟悉这些家具，这帘幔，这地毯，或者他自以为熟悉，事实可能是他曾在某则小说或寓言里读到了对另一间办公室的简扼描述，它属于另一家学校的另一位校长，而这种记忆，若真是来自阅读，将迫使他用任何记忆力正常的人都能回忆起记忆残片这个平淡无奇的事实，替换掉迄今为止他所坚信的情况，即形成这种印象是由于他窥测到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与永恒轮回的壮丽回流之间的交汇点。奇情异想。历史教师沉浸在梦幻里，没有听清校长的头儿句话，但是我们——总是承担着查漏补缺的责任——知道他并没有错过太多，不过是礼貌性的回答上午好，询问您近来过得如何，以及一个句子的前半句“我请您过来是为了……”，从这里开始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便已恢复了状态，目光和理解力都开始变得警觉。因为在对话者的脸上觉察到一丝失神，校长重复道，我请您到这里来，是为了与您谈谈您在昨天的会议上，跟我们提到的关于历史教学的事；我昨天在会议上说了什么，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问；您不记得了吗；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我的大脑有些混乱，昨晚上几乎没有睡着；您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不是，只是有些焦虑；那也不是小事儿；没关系，校长先生，您不用担心；您昨天说的，一字一句，都记录在这张纸上，您说，关于历史教学，我们所需要做出的唯一严肃的决定，乃是我们应该从后往前教，还是从前往后教；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当然，您已经说了许多次，以至于您的同事们已经不把它们当真了，他们在听到最开头几个词儿时就笑了起来；我的同事们都是些幸运的人，他们太容易发笑，校长先生您呢；我，什么；我是问，您是否也没有把我当回事，您是否也在听到最初的几个词儿，或者接下来的几个词儿之后笑了起来；您足够了解我，我不是轻易发笑的人，尤其在这种场合，至于是否拿您当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您是我们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学生们喜爱您并尊敬您，这在当下算是个奇迹；那么您叫我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请您别再说了；别再说那个唯一严肃的决定；是的；那样的话，我将不会再在会议上发言了，如果一个人觉得他有些重要的想法需要交流，而另一些人却不愿意听他说话，那么这个人最好保持沉默；从我个人来讲，我总是觉得您的观点是很有趣的；谢谢，校长先生，但是这话别对我说，请对我们的同事们说，尤其是请对教育部说、此外，这个主意甚至不是我想出来的。我什么也没发明，比我更强有力的人提出了它并为它辩护；但却没有显著的效果；您能理解，校长先生，讲述过去是最简单的事，一切都被写了下来，所做的不过是重复，鹦鹉学舌，将学生们在作业里写下的或在发言里说出的一切与书本对照，与此同时，要讲述每一分钟都在我们面前炸裂的现在，在每天讲述着它的同时沿着历史的河流上溯到它的源头，或者就近，努力试图更好地理解那将我们带到当下的事件的锁链，这全然是另一种歌唱，需要付出许多劳动，需要持之以恒的勤奋，您得紧绷着神经的弦索，丝毫不能松弛；您说的一切令人惊赞，我相信，即便是教育部长也会被您的雄辩说服；我很怀疑，校长先生，部长们就是为了说服我们而存在的；我收回我先前说的话，从今天开始，我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您；谢谢您，但是最好别抱有幻想，教育体系还是由掌握实权的人说了算，他们可不会喜欢这种改革；我们将坚持立场；曾经有人断言，所有伟大的真理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找到全新的方式，甚或是似是而非的方式来表述它们，以使它们不至于堕入遗忘；谁这样说过；一个德国人，施莱格尔，但更有可能在他之前已有别的人这样说过了；引人深思；是的，但是最吸引我的是那个迷人的主张，所有伟大的真理只不过是琐屑渺小的，其余的，假定需要一种全新的，似是而非的表述来延长它们的存在并给予它们某种本质，就不再是我关心的事了，终究，我只是一个中学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多谈谈，亲爱的朋友；没有那么多时间，校长先生，此外，还有我的同事们，他们与您显然有更好的东西要谈，比如，如何用一个不过大脑的微笑回答严肃的字眼，还有学生们，我们不能忘了，可怜的孩子，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说话，有一天他们将无话可说，想象一下，如果所有人都在聊天，这个学校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所有的工作都得等着。校长看了一眼手表，说，午餐也在等着呢，我们去吃饭吧。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出于天然的喜爱之情，将手放到历史教师的肩膀上，后者同样也站起身来。不可避免的，他在这个动作里觉察到某种父辈般的感情，但是这个动作，由于出自一位校长，显得更自然，甚至更合适，如果我们对人类之间的关系理解得不错。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身体里敏感的发电机并没有因接触而做出反应，这个接触意味着他刚才获得的评价里没有丝毫令人讨厌的夸张成分，或者，谁知道呢，也许这个装置只是被今天早晨与数学老师的一番澄清误会的谈话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另一个渺小的真理，再怎么重复也不为过，即微小的原因能够产生巨大的后果。当校长回身向办公桌上取眼镜时，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环顾四周，他看到了帘幔，看到了黑皮大椅子，看到了地毯，他再一次想，我曾到过这里。随即，也许因为曾经有人隐约提起，他大概只是在某个地方读到过对一间相似办公室的描述，他转念又想，也许阅读也是置身其间的一种方式。眼镜已被放在了校长外衣最上层的口袋，他笑着说，我们走吧，而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将无法解释，并且永远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突然之间空气变得致密，仿佛孕育着一个看不见的在场，它如此强烈，如此充满力量，和看了第一部电影之后那个夜晚蛮横地把他从床上唤醒的在场一样。他想，如果我在成为这个学校的教师之前到过这里，我此刻感觉到的不过是由当下的紧张状态所触发的过往回忆。这个想法的残留，如果还有残留的话，暂且按下不表，校长已经携着他的手臂，一边说着关于伟大的谎言的事情，不知这些伟大的谎言是否同样也是渺小的，不知对它们而言，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是否也可以阻止它们向着忘川滑行。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最后一秒钟跟上了他的思路，伟大的真理，伟大的谎言，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变得微不足道，都是用料相同的寻常菜肴，他回答道；我希望这不是对我们厨房的批评，校长打趣说；当然不是，我可是它的常客，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同样打趣说。他们下了楼，走向食堂，途中有教数学的同事和一位女英语教师加入进来，这餐午饭，校长的桌子已经满员了。当校长和女英语教师走到前头去之后，数学教师轻声问，那么，您现在感觉如何；很好，非常好；你们谈过话了；是的，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请求我别再提起颠三倒四地教授历史那番话；颠三倒四；这是一种说法；那您呢，您怎么回答的；我第一百次地解释了我的观点，并且让他相信，这个疯狂的想法并没有他所认为的那么荒谬；一场胜利；毫无用处的胜利；的确，一个人从不能清楚地知道胜利会带给他什么，数学老师叹息道；但是人却非常清楚失败会带给他什么，尤其是那些将其所是和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到战斗中的人们，但是历史的这个永恒的教训却无人当真；别人会说您对工作感到了厌倦；也许，也许，我们总是往习惯的菜肴里放同样的调料，什么都不会改变；您在考虑不再教书吗；我并不清楚地，甚至并不模糊地知道我在想什么和我想要什么，但我猜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放弃教书吗；放弃任何东西。他们走进食堂，四个人围着桌子落座，校长一边摊开餐巾，一边请求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我想让您向我们的同事们重复一遍您刚才对我说的话；关于什么；关于您对历史教学的全新观念。英语女教师开始展露微笑，但是历史教师朝着她毫无表情、心不在焉，甚至是冷酷的一瞥，凝固了她唇边刚开始蔓延的笑意。我承认观念是一个恰当的词，校长先生，但说全新却是过奖了，这是一顶并非为我的头脑设计的桂冠，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停顿片刻后说；的确，但是那场让我心服口服的演讲却是您做出的，校长反驳道。须臾之间，历史教师的目光偏移了，它离开了餐厅，越过走廊，登上楼梯，穿过校长办公室紧闭的大门，看见了它意料之中的一切，然后，这目光又原路返回，再一次回到当下，但却带着一种不安的困惑神色，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惶然的惊颤。是他，是他，是他，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反复对自己说，与此同时，双眼盯着教数学的同事，用或多或少相同的字眼儿，他再次说起那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的比喻性的航行。这一回，他没有说历史的河流，他觉得时间的河流会更让人吃惊。英语女教师表情严肃。她六十来岁，是一位母亲和祖母，并且，和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反，她不是那种轻易嘲笑生活的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我们犯错并不是因为我们意图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在错误里发现了一种人情的联接，一种舒适的同盟关系，以及那个自以为了解真相的人会意的眨眼，虽然这个人也仅仅是人云亦云。当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结束他简短的演讲时候，他发现又一个人被说服了。英语女教师胆怯地低声说，对于语言也是一样，以这种方式教授它，上溯到河流的源头，也许这样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言说的意义；并不缺少这方面的专家，校长提醒道；但是我不是其中之一，我被要求在真空里教授英语，仿佛从前什么都未曾存在过。数学老师微笑着说，我猜想这些方法不能用在算术里，数字十就是冥顽不化的数字十，它既不需要先成为数字九，也不会处心积虑地想变成数字十一。午餐端上来了，话题转向了别的事情。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如今已不再那么确信溶解在校长办公室空气里的隐形在场就是那位银行出纳员。不是他，也不是旅馆接待员。甚至没有蓄着那荒唐的小髭须，他想，随即，他在心里苦笑了一下，我一定是失去了理智。在接下来的课堂上，他一反常态并且毫无目的地，把整堂课的时间都用来谈论亚摩利人、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的立法、马杜克神祇以及阿卡德语言，虽然这些内容与课本毫不相关，这一切使得前一天悄悄对同桌说这家伙看起来沮丧透了的学生改变了看法。这次，更为激进的诊断是，这家伙要么脑袋里的螺丝钉错了位，要么某根神经短了路。幸运的是，下一堂给年纪更小的学生们上的课上，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在讲课里，偶然提一提历史电影，依然受到整个班级的热切欢迎，但是乐趣到此为止，他并不讲克里奥佩特拉，不讲斯巴达克斯，也不讲圣母院的驼背人，甚至也不讲无所不能的帝王拿破仑·波拿巴。应被遗忘的一天，他一边钻进汽车准备回家一边想。这对这一天和对他自己都不公平，至少，他用自己改革的意见征服了校长和英语女教师，在下一次教员会议上将会少一个人莞尔，对另一个人也不必担心，几小时前我们才知道，他从不轻易微笑。

        屋子整洁、干净，床像新婚的婚床，厨房仿佛玩具，浴室散发着洗涤剂柠檬味的清香，一个人只要吸一口气，身体就被擦亮，灵魂就会飘举。在楼上的邻居下楼来给这个独居男人整理房间的日子，屋子的主人会在外边用餐，因为觉得这样做缺乏对邻居劳动的尊重：弄脏盘子，划燃火柴，削掉土豆皮，打开罐头，以及将煎锅放到火炉上，关于煎锅更是无法可想，它能让橄榄油溅得到处都是。餐馆就在附近，上一次去那儿时他吃了肉，今天他要吃鱼，变化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够小心，生活很快就会变得单调而可预料，变成一件令人讨厌的事。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总是足够小心。在客厅正中的小茶几上，堆积着他从影碟店带回来的三十六部电影，书桌的抽屉里放着昨天剩下的三部，眼前任务的艰巨性无与伦比，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甚至不愿将它加诸自己最大的敌人，这个人他尚不知道是谁，也许因为此人年纪还轻，也许他在生活里也同样小心谨慎。为了消磨晚餐前的时间，他根据原影片的出产日期将影碟整理起来，由于茶几和书桌都摆不下，他决定将它们沿着书架排列在地板上，在左边，年代最久远的，是影片《和任何人一样的人》，而在右边，最新近的一出，是《舞台女神》。如果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行为与他为之辩护的历史教学方法的理念相一致，以至到了，如果可能的话，在日常生活里实践它们的地步，则他会从后往前地观看这一列电影，即是说，从《舞台女神》开始，到《和任何人一样的人》结束。然而，众所周知，占据我们头脑大部分领地的传统、习惯和风俗的巨大负荷，毫无怜悯地压迫着最聪明和最革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依然能由大脑的剩余部分产生，如果说在某种情况下，这负荷能够平衡想象力的放诞狂妄，上帝知道一旦失控想象力会将我们拽向何方，同样不可辩驳的是，它们时常能够巧妙地让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服从于某种无意识的趋向，就像一株植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朝着有光线的方向生长。因此，历史教师将忠实地按照被授予的教学计划讲课，同样也将从前往后观看电影，从日期最早的一部到日期最近的一部，从那我们不必要将其称作自然效果的时代，到如今这个我们称其为特技效果的时代，虽然不知道特效是如何被创造、制造和生产的，我们也总得给它一个无关痛痒的名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刚刚用完晚餐回来，终究他没有吃鱼，吃的是扁鲨，而他并不喜欢扁鲨，这种生活在多沙或泥泞的海洋深处的动物，自海岸到海底一千米的深处，长着巨大、扁平的头和尖利的牙齿，两米长，四十多公斤重，总之，一种最令人不快的动物，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味觉、鼻子和胃完全难以忍受。受到了解一种他从第一天起就不喜欢的动物的好奇心的怂恿，他此刻正在从百科全书里收集这些知识。这好奇来自陈旧的年岁，来自遥远的过去，但只有在今天，无从解释地，才获得了完全的满足。无从解释地，我们说，然而应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应该知道对此只是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客观的解释，年复一年，除了它的外形、味道和放在餐盘里不变的肉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扁鲨一无所知，然而忽然之间，在某天的某个时辰，仿佛没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他就这样翻开了百科全书，获得了教益。我们与词语有种奇特的关系。幼年时候我们学到一些河，在长大的过程里，通过教育、谈话、通过与书本的接触，我们收获到另一些，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严肃地自问是否真正拥有这些词语，相比我们知道的而言，我们对其意义、倾向和喻指确信无疑的却少之又少。如此，我们断言又否定，如此，我们战胜又屈服，如此我们争论、推断、总结，无畏地漫游在我们只能模糊理解的概念表面，此外，尽管我们在词语的浓雾里摸索道路时假装出盲目的自信，或多或少，我们将彼此理解，有时候，甚至还能够彼此找到。如果我们有时间，如果好奇心不耐烦地刺中了我们，我们终究能够知道扁鲨所为何物。从今以后，当餐厅招待员再向他建议这缺乏雅致的食物时，历史教师已经知道如何回答他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居住在沙地或泥疗里的深海动物，然后，再斩钉截铁地补充一句，想都别想。这段养鱼业的和语言学的冗长插曲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推迟了很久才将《和任何人一样的人》放入影碟机，仿佛他突然驻足在山脚下，盘算着需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到达山顶。正如人们说的，和自然一样，叙事者也害怕空洞，因此，由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这段间隙里没有做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我们只能即席创作出庶几与场景相契合的时间填充物。如今他既然已从碟盒里取出碟片，放进影碟机，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位演员还没有出现，极有可能他没有参演这部电影。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将影片快进到最后，仔细阅读演员名单，将那些重复出现在参演者名单上的名字划去，如果我们请他用自己的话向我们解释，他刚才看到了什么，极有可能，他会像对待那些讨厌的人那样掷给我们愠怒的一瞥，然后反问我们一句，我长着一张对这种粗俗事物感兴趣的脸吗？我们得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因为，实际上，迄今为止看过的电影都属于所谓的B类电影，快速生产，快速消费，除了消磨时间和慰藉精神之外没有更高的追求，正如数学老师用另外的说法精辟概括的一样。另一张碟片放入了影碟机，这部电影名叫《快乐人生》，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酷肖者将会出现，扮演酒吧或夜总会的看门人，酒吧或夜总会，很难弄清楚这两个名字哪一个更适合那世俗的寻欢作乐场所，其间弥漫着毫无廉耻地从《快乐寡妇》的各种版本里抄袭来的风流场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认为不用看完整部电影，唯一重要的，即他的另一自我是否会出现在影片里，他已经知道了，但是，这出戏的情节破空而来地复杂，使他一口气看到了最后，并且，很惊讶地在内心深处同情起这可怜的坏蛋来，他除了打开和关上小汽车的车门以外，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抬起或者拉下带帽檐的圆帽，向着出来进去的优雅酒客致意，这致意里有时候并不隐晦地混合着尊敬和共谋。我至少还是个历史教师，他低声说。这句宣言，有些恶意地企图指出或者强调他相对于那个无关紧要的角色的优越性，不仅在职业方面，而且在道德和社会地位方面，这句宣言吁求着一个回答使得主人翁恢复必要的谦恭，并得到了常识颇为罕见的反讽的回应，当心你的傲慢，特图利亚诺，想想你因为没有成为演员而丧失了什么，他们原本可以把你变成学校的校长，数学教师，当然你不可能成为英语女教师，因为你是个男人。满意于自己警戒的口吻，常识乘热打铁，再次给他沉痛一击，显然，你需要具备最低限度的表演天分，此外，我亲爱的，正如我确信无疑地叫做常识一样，人们必定会强迫你改名字，任何一个自重的演员都不敢以特图利亚诺这样荒唐的名字面世，你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取一个深亮的假名，或者，转念一想，这也许并不必要，马克西莫·阿丰索是个不错的名字，值得考虑。《快乐人生》被放回碟盘，下一部电影的名字具有暗示性，让情形显得富有希望，它叫做《告诉我你是谁》，但它既没有增进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自己的认识，也没有给正在进行的调查带来任何进展。出于好玩，他把影片快进到最后，在名单上画了几个小十字，然后看了一眼手表，决定上床就寝。他双目充血，喉头紧缩，前额沉重。量力而行，他想，如果我不在周末看完所有的电影，世界也不会完结，而即便世界真的完结了，这也不会是唯一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他已经躺到床上，等待着睡眠在他服下的小药片召唤下应声前来，可等到的再次是常识，虽然它没有这样介绍自己，它真诚地说，在它看来，更为方便的办法是打电话或者亲自去一趟制片公司，态度自然地询问，在这样和那样一些电影里，扮演旅馆接待员、银行出纳员、看护助理和夜总会看门人的演员是谁，你瞧，他们多半已经习惯了此种对话，也许会惊讶于被问起的是一位最不起眼的角色，只比群众演员稍微高级一点，但至少是跳脱了整天谈论大演员和大明星的老一套。意识含混不清，仿佛已经被睡眠最初的线团所包围，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回答说这个主意很愚蠢，它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太简单了，我研究历史可不是为了这个，他总结道。最后这句话和情况毫不相关，它们是傲慢的另一种表示，但是我们得原谅他，发话的是小药片，不是吞下小药片的人。在半睡半醒之间，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主意异常清晰，如同将灭时明亮的烛焰，我要在没有任何人知道，在他毫无戒心的情况下找到他，这些话是决定性的，毫无更改的可能，睡眠关上了大门，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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