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算术很容易做。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写了一封信，可信上却签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只有两种假设可选择，要么是这第二个人在第一个人的请求下写了这封信，要么是那第一个人，为了某种安东尼奥·克拉罗不知道的原因，伪造了第二个人的姓名。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考虑到信封上寄件人的地址并不是第一个人的地址，而是第二个人的地址，制片公司的回信显然是寄送给她的，考虑到在看过回信以后，所有后续行动都是由第一个人进行的，与第二个人决然无涉，从这个事实里得出的结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显而易见。首先，显然、确凿、清楚无疑的是，双方都同意制造这场神秘的书信事件；其次，因为安东尼奥·克拉罗同样不知道的原因，第一个人的真实目的将会保密到最后一刻，而且他做到了。反复琢磨着这些初步的推断，安东尼奥·克拉罗消磨了三天时间，直到收到那位谜一般的玛利亚迟到的信件。和复印件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句话，但没有签名——我希望它能派上什么用场。这正是安东尼奥·克拉罗此刻要问自己的，在此之后，我该如何做呢。然而，必须得说，如果我们将语言过滤器或筛子的理论应用在当下，我们将觉察到一种堆积物、一个剩余、一种残存，或者按照同一位玛利亚青睐的说法，一些沉渣——这位玛利亚，安东尼奥·克拉罗为了他自己才知道的什么原因，先把她叫做金丝雀，接着又叫做夜莺——这些沉渣，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分析它们的各个步骤，将会揭示一种意图的存在，这意图也许尚不精确，尚且混沌，但我们可以以脑袋担保，它将不会浮出水面，如果信末的署名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意思是，如果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有一位男性密友，两人共同谋划了这个曲折的陷阱，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将会仅仅撕掉这封信，认为它不过是与问题的实质——即让他们相互靠近，但照此下去，极可能又会将他们彼此驱散的绝对同一性——无关紧要的细节。可惜，这封信的署名是个女人，玛利亚·达·帕斯是她的名字，而安东尼奥·克拉罗，由于在演艺生涯里从未扮演过迷人的引诱者，或者粗鄙下流的角色，尽其所能从生活中获得某种平衡性的补偿，虽然并不经常取得有益的后果，正如我们才刚偶然见证的那段和制片公司女职员的轶事一样。需要澄清的是，之前所以没有提到他的这些情色的嗜好，只因它们与当时叙述的事情无关。然而，既然人类的行动，通常来说，取决于来自我们一直所是的本能主体各个主要和次要节点的冲动的汇集，同样也取决于，很显然，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依然能够引入行为动机里的一些理性因素——既然在上述行动里，纯洁和肮脏同时出现，忠诚和推诿分庭抗礼——我们将无法公正地对待安东尼奥·克拉罗，如果我们不能哪怕暂时地接受，关于他展现出来的对信件签名的明显兴趣，他无疑会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种解释：即想要知道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这封信智力上的作者，和他以为的这封信的实际作者，玛利亚·达·帕斯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属于一种自然的、非常人性化的好奇心。我们已经足以认识到，犀利和目光长远是安东尼奥·克拉罗并不缺乏的品质，但事实上，即便在犯罪学领域声名显赫的最精明的调查者也难以想象，在这个诡谲的案件里，与所有的证据，尤其是所有书面证据相反，这封信精神的作者和实际的作者是同一个人。有两种不言自明的假设需要考虑，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于前者，第一种是他们仅仅是朋友，第二种是他们仅仅是情人。安东尼奥·克拉罗倾向于后一种假设，首先因为它更相似于他通常参演、但仅限于见证的电影里的情感阴谋，其次，正因为第一个理由，他发现自己已经轻车熟路，并有了已经撰写好的脚本。是时候问问埃莱娜是否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否在这些天里，安东尼奥·克拉罗费心告诉了她对制片公司的造访，在登记处的寻找，以及和那位聪明而芳香的女职员玛利亚的对话，他是否向她展示了，或者将要向她展示署名玛利亚·达·帕斯的那封信，是否，终究，作为妻子，他将让她参与这场危险的、思维的起伏动荡。回答是否定的，三倍的否定。信是昨天上午收到的，而那一刻，安东尼奥·克拉罗唯一关注的，便是寻找一个没有人能找到它的地方。它就在那里，夹在一本《电影史》的书页里，这本书将不会再唤起埃莱娜的兴趣，因为，在他们刚刚结婚的头几个月，她已经十分好奇地读过它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安东尼奥·克拉罗迄今为止除了对这件事翻来覆去冥思苦想之外，没有制订出让人满意、名副其实的行动计划。然而，我们享有的特权——即知晓直到这个故事最后一页将要发生的事，除了那些在未来尚待发明的以外——让我们可以预言，演员丹尼尔·桑塔-克拉拉明天将打电话到玛利亚·达·帕斯的家里，只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人在家，别忘了现在是夏季，我们正处在休假期，但是他将不会说一个字，从他的嘴里将不会溜出任何一点声音，绝对地沉默，以免让话筒的另一方产生困惑，将他的声音混淆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伪装成后者别无他法——从而对当下的事态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分钟以后，在埃莱娜下班回家之前，同样也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人，他将给历史教师家打个电话，但这一次他将不乏说辞，安东尼奥·克拉罗已准备好了一番演讲，无论电话那头有人在听，还是他必须对着答录机讲话。以下就是他将要说的，以下就是他正在说的，下午好，我是安东尼奥·克拉罗，您一定想不到我会打电话，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叫我吃惊呢，我猜您不在家，也许到外省享受假期去了，很自然，我们正处在休假的季节，无论如何，不管您在家还是不在，我都要请求您帮我一个大忙，请您在回来之后立即给我打电话，我真诚地觉得我们还有许多东西可以相互倾诉，我相信我们应该再次会面，不是在我乡间的宅邸，那儿确实太远，而是在别的地方，一个幽僻之处，在那里能避开于我们无益的好奇的目光，我希望您能同意，给我打电话最好的时间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星期六和星期天除外，但是，请注意，只到下个周末为止。他没有补充一句，因为从那时候起，埃莱娜，也就是我的妻子，我不知道是否跟您提起过，将待在家里，那是她的假期，无论如何，虽然我并不忙于参拍电影，我们也不会外出。这无疑等于坦白了她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由于此种境况下毫无信任可言，一个理智而镇定的人不会将夫妻间的秘密和盘托出，尤其考虑到形势的严峻。安东尼奥·克拉罗，事实证明他思维的敏锐并不逊色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觉察到如今已经互换了角色，从现在开始，需要乔装打扮的人是他，而那一开始看起来仿佛历史教师毫无来由的，迟到的挑衅，即邮寄给他那副假胡须，如同邮寄给他的一个耳光，终于有了一个目的，它诞生自一种预见，宣布了一种意义。无论安东尼奥·克拉罗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要在什么地方见面，必须伪装自己的都是安东尼奥·克拉罗，而不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就像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戴着假胡须到这条街道上试图窥看安东尼奥·克拉罗和他的妻子一样，安东尼奥·克拉罗也将会戴着这假胡须到玛利亚·达·帕斯居住的街道去探究她是怎样一个人，也将戴着这假胡须尾随她到银行，甚至有几回尾随她到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公寓附近，他将这样在必要的时期内做她的影子，直到正在被写下和将要被写下的文字的强迫性力量被以另外的方式安置。说了这些后，不难理解安东尼奥·克拉罗起身去打开衣柜的一个抽屉，里边有一个盒子存放着许久以前曾经装饰过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髭须，这个伪装的道具显然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在这个空的雪茄盒里，几天以前，同样放入了安东尼奥·克拉罗即将使用的那副假胡须。同样在许久以前，地球上有一位被认为具有无穷智慧的国王，有一瞬间被突如其来的哲学灵感击中，断言说——假设以他帝王的庄重——太阳底下无新事。对这样的话决不可太过当真，以免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转变了，而太阳也不是原来那一个时，我们还在说着它们。然而，人类的行动和姿态从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不仅从以色列的第三位国王开始，也从那极远古的一天开始，当一张人类的脸第一次在池塘匀净晶亮的水面照见了自己，并想，这就是我。此时，此地，已经过去了四五百万年，原始的姿态还在单调地重复自身，全然不顾太阳和被太阳照亮的地球的转变，如果我们还需要什么加以证实，只需看看这一刻，在浴室匀净晶亮的镜子面前，安东尼奥·克拉罗如何以同样的小心、同样的精神专注，校准着那副曾经属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假胡须，甚至怀有同样的恐惧，和好几个星期前，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另一间浴室，面对着另一面镜子，在自己脸上画出安东尼奥·克拉罗的髭须时感受到的一样。然而，他们比其共同的荒蛮的祖先更缺乏自信，他们没有被天真的诱惑怂恿着说，这就是我，因为自那时候起，恐惧已经改变了很多，而疑惑改变得更多，此时，此地，代替坚定的确信，唯一能从我们嘴里说出的是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而这个问题，即便再过四五百万年或许也找不到答案。安东尼奥·克拉罗摘下胡须，放入雪茄盒，埃莱娜不会晚归，她因工作而筋疲力尽，比寻常更加沉默，她在屋里到处走动仿佛这不是她的家，仿佛家具们都很陌生，仿佛它们的转角和边缘都没有认出她来，并且，像热心的看门狗一样，在她经过时威胁地朝着她低声吠叫。丈夫的一句话也许就能改变状况，但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是安东尼奥·克拉罗还是丹尼尔·桑塔-克拉拉都不会说这句话。也许他们不愿意说，也许他们不能说，命运的所有理由都是人性的，绝无仅有的人性的，而那位，基于前车之鉴，无论用散文还是用诗歌提出相反观点的人，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请原谅这个大胆的意见。

        第二天，埃莱娜出门以后，安东尼奥·克拉罗拨通了玛利亚·达·帕斯家的电话。他并未感到特别的紧张或兴奋，沉默将是他的盾牌。接电话的声音黯然沙哑，有一种正从疾病里康复过来的人犹犹豫豫的脆弱，虽然，从各种迹象来看，是一位已经有些年纪的妇女，但听起来不像个老太婆——或者年长的女士，这个称呼更要委婉些——的声音那么衰弱。她并没有说太多话，谁呀，找谁，请回答，谁呀，谁，真是没礼貌，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得安宁，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但是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虽然没有运行在一线明星的太阳系里，却有一只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人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他不太费劲就推断出，这位年长的女士，要不是位母亲，就是位祖母，要不是位祖母，就是位婶婶，除了一种激进的例外——这种例外与当今的现实无涉——即流行文学里因为对主人的爱而终身不嫁的老女仆。显然，只是因为手段问题，他还没有确认那个家里是否有男人，一位父亲，一位祖父，某位叔叔，某个兄弟，但是安东尼奥·克拉罗不会太在意这样的可能性，既然，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不会以丹尼尔·桑塔-克拉的身份，而是要以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身份出现在玛利亚·达·帕斯的跟前，而这个伪装的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情人，即便不会畅行无阻，至少可以享受被默契认可的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问安东尼奥·克拉罗，根据他所持有的目的，他更倾向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和玛利亚·达·帕斯之间实质上是哪种关系，是情人呢，还是朋友，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我们，如果他俩之间只有友谊，他对此的兴趣会不及他俩是情侣关系的一半。如您所见，安东尼奥·克拉罗制订的行动计划，不仅在目标的定位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开始获得了之前缺乏的动机的坚定，虽然此种坚定，除非我们的解释犯了严重的错误，似乎来自个人报复的邪恶念头——这种报复，当下的、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形势既未允诺，也未以任何方式证明其正当性。的确，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曾经正面挑衅安东尼奥·克拉罗，当他一言未发地——而这也许是最糟糕的——给后者寄去了那副假胡须，但是只需依靠一点常识事情就能到此为止，安东尼奥·克拉罗可以耸耸肩，对他的妻子说，这家伙太愚蠢了，如果他以为我会被他激怒，那就大错特错，帮我把这个脏东西扔到垃圾箱里，如果他顽固不化继续胡来，你就打电话叫警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不管结果如何。不幸的是，常识并不总在被需要时适时出现，而它一时的缺席，经常引发许多重大的戏剧和最可怕的灾难。宇宙并没有如其应当那样被缜密设计，证据便在于，造物者将那颗照亮我们的行星称作太阳。如果行星之王的名字叫做常识，我们将看到如今人类的精神会受到怎样的启蒙，将会怎样发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因为，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所说的月亮的光芒，并非是月亮的光芒，而一直是，也仅仅只是，太阳的光芒。值得深思的是，自人类说话和有文字以来之所以产生那么多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是因为它们一个个都悲惨地失败了，虽然隔那么一段时间就有人颇难以服人地主张当前流行的某个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的若干变种。然而，让我们回到安东尼奥·克拉罗。显而易见，他想要尽可能快地认识玛利亚·达·帕斯，一种强迫症式的复仇，因为错误的理由进入了他的大脑，而且，正如您将确信无疑觉察到的，无论在地下还是在天上，都没有力量可以让他退却。自然，他不能去到她居住的公寓门前，询问每一个出来或者进去的女人，您是玛利亚·达·帕斯吗，也不能将自己交托给命运的偶然性，比如，一次、两次、三次地走过她居住的街道，并在第三次时对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女人说，看您的容貌像是玛利亚·达·帕斯，我终于能够结识您了，您想象不到我有多高兴，我是电影演员，我的名字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请允许我邀请您喝一杯咖啡，就在街对面，我相信我们将有很多话可以谈，这胡子，啊，这胡子，祝贺您这样精明，未曾受骗，但我请求您不要惊慌，安静些，当我们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可以毫无危险地摘下它，您将会看到在您面前如何出现了一个您熟识的人，我猜想甚至是亲密的，而且，毫无妒意地说，如果他此时也在此地，我也会同样祝贺他，我们的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可怜的女人将在这神异的变形前瞠目结舌，这个变形，在叙事的这一刻很难解释，必要的是时刻记着这个基本的、指导性的观念，万物皆需要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时辰，既不要推搡，也不要将手臂伸过那些先到者的肩头，不要尖叫着，我在这里，即便如下假设不能被完全忽视，即如果时不时的，我们让它们挤到前边，仅仅因为它们失掉了自己的次序，也许某些潜在的恶就会失去部分的毒性，或者像烟一样在空气里消失。这思考和分析的流溢，这让我们驻足的，反思与分延的欢喜的挥霍，不会让我们失去对寻常现实的注目，即在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安东尼奥·克拉罗唯一关心的只是，那位玛利亚·达·帕斯是否值得，是否真的值得他所做的这么多工作，如果她是一位不迷人的女人，瘦得像电线杆，或者正相反，如果形体过于庞大——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急着说，只要爱情存在，就不会有多大的障碍——我们会看到丹尼尔·桑塔-克拉拉飞快地转身，正如从前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些用信件约定的会面，那些荒唐的策略，天真的识别，我右手将擎着一把蓝色的小阳伞，我的扣眼儿里将别着一朵白色的花，而最终却既没有小阳伞也没有花，也许其中的一个人在约定的地点徒劳地等待，或者是没有任何人在那里等待，花朵被仓促地扔进下水沟，而小阳伞遮住了那张终究不愿意被看见的脸。然而，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用不着担心，玛利亚·达·帕斯是一个年轻、美丽、优雅的女人，身线窈窕，性格温柔，最后一个特点，无论如何，不是测验里的决定因素，因为那从前决定着小阳伞和花朵命运的标准，如今也并没有特别青睐温柔这种特质。然而，安东尼奥·克拉罗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他不愿意一小时又一小时逡巡于玛利亚·达·帕斯家门前的街道，等待着她的出现，而邻居们自然的怀疑将带来致命、危险的后果，他们很快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局，报告说出现了一个可疑的留胡子男人，此人显然来者不善。因此，他必须求助于理性和逻辑。最有可能的是，玛利亚·达·帕斯也要工作，有一份规律的职业和规律的出入时间。就像埃莱娜。安东尼奥·克拉罗不愿意想到埃莱娜，他反复对自己说，一件事和另一件毫不相关，与玛利亚·达·帕斯之间的事不会威胁到他的婚姻，甚至可以将前者仅仅称为一次任性，男人们据说很容易屈服于这种任性，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更精确的词语不是报复、雪耻、报仇、解恨、惩罚、厌憎、复仇，也不是最糟糕的一个，仇恨。我的上帝，多么荒唐，这一切要到何处为止，那些人们多么幸运，从未见过自己的副本站在眼前，从未受过收到一个装着假胡须的盒子这样傲慢的羞辱，盒子里甚至没有一张写着亲切或诙谐字句的便条来缓和他的震惊。这一刻安东尼奥·克拉罗大脑里闪过的想法将展示，和最基本的理智相悖，一个被卑劣的情感统治的大脑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强迫良知与它们同谋，狡猾地迫使它让最坏的行动和最好的理由协调一致，并让这行动和理由相互正名，在这种双面游戏里获胜的或者失败的总是同一个人。安东尼奥·克拉罗刚才的念头——对我们来说难以置信——是卑鄙地将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情人骗上床，这个行动，除了回复一个耳光以更响亮的耳光之外，也将是，其目的有多荒唐，为他的妻子，埃莱娜，受到侮辱的尊严进行报复的最激烈的方式。即便我们努力请求，安东尼奥·克拉罗也不知道如何向我们解释，他的妻子遭遇的是怎样异常的侮辱，只有依靠一种新的、同样令人骇异的侮辱才能为其雪耻。他既已打定了主意，一时间便无事可做。值得嘉许的是，当他想起玛利亚·达·帕斯和埃莱娜一样需要工作，想起她们规律的职业和特定的出入时间，他竟能回到被打断的推论。与其在街上来回踱步，期待着一次几乎不可能的偶然相逢，不如早早就到那里去，躲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等待着玛利亚·达·帕斯出门，然后尾随她去她的单位。还有更简单的事吗，您会说，然而，这是个多大的错误。首要的困难在于，他并不知道玛利亚·达·帕斯出门以后，将要朝左转还是朝右转，因此，他也就不知道，考虑到她选择的方向和他停车的位置，他窥伺的地点会在何种程度上妨碍或者有利于接下来的尾随，不要忘了，而这是另一个并不更小的困难，她可能有自己的小汽车停在公寓门口，如此，他将没足够的时间跑向自己的汽车，汇入车流而不让她的身影在视线里消失。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一天他将一无所获，第二天，他在一方面受挫却在另一方面侥幸成功，相信侦探们的保护神，为他的执拗而感动，将在第三天，帮助他在追踪的艺术上获得完美的、决定性的胜利，安东尼奥·克拉罗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确这个问题没有前两个已经解决的难题那么棘手，但却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求相当的精明和自发性。除了工作需要，或者拍摄清晨场景，或者拍摄地点远离城市，让他不得不很早爬出舒适的被窝，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如您所见，喜欢在埃莱娜出门上班后再在床上赖上一两个小时。因此，他必须得为不同寻常的早起发明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早起不是一天，而是两天，甚至三天，而如我们所知，现在正是工作的间歇期，他正在等待电影《对迷人小偷的判决》开拍，在其中他将扮演一位助理律师。如果对玛利亚·达·帕斯的调查能在一天以内结束，告诉埃莱娜将和制片人开会并非完全是个坏主意，但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目前看来是十足渺茫的。另一方面，他进行调查的日期没有必要是连续的，仔细一想，就他行动的目的来说，那样甚至会很不方便，因为一个留胡子的男人连续三天出现在玛利亚·达·帕斯居住的街道，除了，如我们之前所说，唤醒邻居的怀疑和警戒以外，还将引发古老的童稚梦魇——因此也就是双重的创伤——即便我们无比确信，电视机的发明已从现代儿童的想象里一劳永逸地抹去了那位留胡子的男人对一代又一代天真孩童所代表的可怕威胁。沿着这个思路，安东尼奥·克拉罗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得知第一天能够发现什么之前，无需为假设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焦急。因此，他将告诉埃莱娜明天要去制片公司参加工作会议，我最迟得在八点钟到那里；这样早啊，她感到奇怪，却也没有特别注意；只能是这个时候，导演中午就要离开去机场；那好吧，她说，然后转身进了厨房，关上房门，以便决定晚餐做什么。她有大量的时间，但她想独自待着。几天前她曾说过她的床就是她的堡垒，她同样可以说厨房是她的碉堡。灵敏和轻悄得如同一位迷人的小偷，安东尼奥·克拉罗打开了衣橱里放着道具的抽屉，取出假胡须，接着，轻悄而灵敏地，将它藏住了客厅的大沙发的一个坐垫之下，在沙发几乎没有人坐的那一头。为了让它不被弄得太皱，他想。

        第二天早晨八点才过几分，他就将车安顿在了街的另一边，几乎就在他期待看到玛利亚·达·帕斯从中走出的大门对面。似乎警探的守护神一夜都在这里为他看守着这个位置。大部分的商店还关着门，其中的一些，根据门上贴着的通告，因为员工休息而暂停营业，人不多，有几个排成短短的一行在等巴士。安东尼奥·克拉罗立即意识到，他费劲心机地考虑应该如何以及在哪里停车以便侦查玛利亚·达·帕斯，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白白耗费了大脑的思力。坐在车里看看报纸，这样最不容易引起注意，他将显得在等待着某个人，而这是事实，虽然不能讲得太高声。从被监视的公寓里，断断续续地出来了一些人，几乎全是男人，而那些女人没有一个符合安东尼奥·克拉罗不自觉的，在他曾经参演的电影里一些女性形象的帮助下，在脑海里形成的玛利亚·达·帕斯的形象。八点半的时候，大楼的门打开了，一位年轻漂亮、从头到脚光彩焕发的女子，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一起走了出来。就是她们了，他想。他扔开报纸，发动引擎，焦急得如同栅栏里的马驹，等待着起跑的枪声。缓慢地，两位女士沿着人行道的右边行走，年轻的那位扶着年长那位的胳膊，毫无疑问，这是母女俩，而且多半独自居住，年长的就是昨天接电话的那位，从她的步履来看应该是生病了，而另一位，我用我的脑袋打赌，就是著名的玛利亚·达·帕斯，她的身材非常漂亮，是的先生，历史教师眼光不错。两位已经走到前边去了，而安东尼奥·克拉罗还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可以走在后边尾随着她们，等她们上车以后再回到车里来，但这样就冒着失掉她们的危险。怎么办呢，留下来，还是不留，那两个娘们儿要去哪儿，是紧张让他说出了这么粗俗的话，安东尼奥·克拉罗通常不会使用这类语言，它们未经同意就脱口而出。他做好一切准备，跳出汽车，大步向着两位女士走去。在离她们有大约三十米远的地方，他减缓了步子，试图协调于她们的节奏。为了避免考得太近，因为玛利亚·达·帕斯的母亲走得异常缓慢，他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假装观赏商店的橱窗。他吃惊地发现，缓慢的步速开始让他觉得不安，仿佛预示对未来行动的一种障碍，而未来的行动，虽然在他的脑海里尚未完全成型，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容不得一丁点阻滞。假胡子让他发痒，这条路看起来没个尽头，而事实是他并没有走太远，总共不过三百多米，下一个拐角便是旅行的终点，玛利亚·达·帕斯扶着母亲走上了教堂的台阶，用亲吻和她告别，现在，她转过身来沿路返回，有些女人拥有这种轻捷的步速，她们走起路来好像跳舞。安东尼奥·克拉罗横穿到街道的另一边，再次停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前，窗玻璃上不久就会掠过玛利亚·达·帕斯苗条的身影。现在再多的小心也不为过，稍一踌躇就会丧失一切，如果她钻进这些车里的一辆而他来不及回到他的车里，那么再会了我的锦囊妙计下次再会。安东尼奥·克拉罗不知道的是，玛利亚·达·帕斯没有自己的车，她将安静地等待巴士将她载到离她工作的银行很近的地方，终究，那完美警探的教科书，虽然与时至今日最先进的技术同步，却忘记了在这个城市的五百万居民里，有一些落在后边，尚未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等待的行列变长了一些，玛利亚·达·帕斯加入其中，而安东尼奥·克拉罗，为了不离得太近，让三个人排在了他的前边，的确，假胡须遮住了半边脸，但是暴露在外边的还有他的眼睛、鼻子、眉毛、额头、耳朵和头发。相信秘传学说的人会借此机会将灵魂也加入到这个假胡须无法掩盖的清单，但是就这个问题我们将保持沉默，为了不加剧一场几乎从时间之初就开始的、还将持续很久的争辩。巴士来了，玛利亚·达·帕斯找了一个空位，安东尼奥·克拉罗将站在车厢的后边。最好这样，他想，我们一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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