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兹·卡夫卡的三部小说是同一处境的三种变体：人产生冲突，并非是与另外一个人，而是与一个转化成巨大的行政机构的世界。在第一部小说（写于一九一二年）中，人的名字叫卡尔·罗斯曼，世界是美国；在第二部（一九一七年）中，人的名字叫约瑟夫·K，世界是一个指控他的庞大法庭。在第三部（一九二二年）中，人的名字叫K，世界则是耸立着一座城堡的村庄。

        假如说卡夫卡不管心理，而去集中审视一种处境，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物在心理上不可信，而是心理已经退居其次：K究竟有过幸福的童年还是悲惨的童年，究竟是妈妈的心头肉还是在一个孤儿院里长大，他是否经历过伟大的爱情，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也改变不了他的行为。正是通过这种对问题的颠覆，通过这种对人类生活进行探询的另外的方式，通过这种关于人的身份的另外的观念，卡夫卡不但与以往的文学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他同时代的伟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不同。

        布洛赫在一封信中解释了（成书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间）中的诗学：“认知的小说，而非心理小说。”三部曲中的每一部小说，《一八八八：帕斯诺夫或浪漫主义》，《一九〇三：埃施或无政府主义》，《一九一八：胡格瑙或现实主义》（时间是题目的一部分），都是在前一部小说之后十五年，发生于另一环境，主人公也不同。将这三部小说连为同一部作品的（它们从不拆开单独出版！），是同一种，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历史进程的处境，布洛赫称之为“价值贬值”。面对这一处境，每一个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态度：首先是帕斯诺夫，他忠诚于价值，在他看来，它们正在消逝；接下来是埃施，他一心需要价值，却不知如何辨认出价值来；最后是胡格瑙，他在价值不再的世界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这些小说家在我“个人的小说历史”中，都是小说现代主义的奠基人。我把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也列入其中，其实不失尴尬，因为，哈谢克是根本不在乎现代不现代的；他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今天这类作家已经不再存在——是一个流浪汉作家，一个冒险作家，蔑视文学界，也被文学界蔑视，只写了一部小说，马上就在全世界找到了广大的读者群。然而，正因如此，我认为他的（成书于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间）能反映出与卡夫卡（两位作家曾经好些年在同一城市中生活）或布洛赫的小说相似的美学倾向，尤其了不起。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帅克喊着，在被体格检查委员会召去的时候，他让人在一个轮椅里推着，在布拉格街上穿来穿去，像个元帅似的手中高举两根借来的拐杖，布拉格人都好玩地看着他。这一天，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引发了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在布洛赫看来，代表着所有价值的沦丧，也是他的三部曲的终结）。为了能够毫无危险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帅克坚决参军，坚决向国家和皇帝效忠，以至于无人能够确定他究竟是个傻瓜还是个小丑。哈谢克也不告诉我们。在帅克滔滔不绝说着他那些人云亦云的蠢话时，我们始终不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而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才让我们感到好奇。在布拉格啤酒餐厅的广告牌上，人们总是可以看到他又矮又胖的形象，但那是该书著名的插图画家将他想象成那个样子的，哈谢克本人对帅克的外貌只字未提。我们不知道他来自怎样一个家庭。我们看不到他跟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不找女人？他与女人是偷偷幽会？没有回答。但更有意思的是：没有问题！我想说的是：对我们来说，帅克爱不爱女人根本无所谓！

        这一个既悄然又彻底的美学转折：为了让一个人物显得“生动”、“有力”，在艺术上“成功”，不再需要提供有关他的所有可能的信息；不用让人相信他是和你我一样真实的人；为了使人物有力而令人难以忘怀，只需他占满小说家为他创造的处境的所有空间。（在这一新的美学氛围中，小说家甚至津津有味地时不时告诉人们他所讲述的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是他的杜撰——正如费里尼在《船行》结束处，让我们看到他那幻觉戏剧幕后的所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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