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艺术建立于行动之上。一个行动可以完全自由表现出来的样板社会是希腊英雄时代的社会。黑格尔就是这样说的，他以为例：尽管阿伽门农是众王之王，其他国王和王子都是自由地聚集在他身旁，而且他们跟阿喀琉斯一样，可以自由地远离战争。民众也是自愿追随他们的君王的；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强迫他们的法律；只有个人的冲动，荣誉感，尊重，在最强者面前感到的卑微，对一位英雄的勇气产的痴迷，等等，可以决定人们的行为。参与斗争的自由和逃避斗争的自由向每一个人都保证了他的独立性。因此，行动保留了个人的特征，并由此而保留了它的诗性形式。

        跟这个史诗摇篮的古老世界相对立，黑格尔提到了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它被组织为国家，具有宪法、法令、法制，全能的行政，各大部门、警察，等等；这一社会将它的道德准则强加于个体，个体的行为就这样不是由他自己的人格来决定，而更多被来自外界的、匿名的意志所决定。而小说正是诞生在了这样一个世界中。正如以前的史诗，它也是建立在行动之上的。但是，在一部小说中，行动被问题化了，作为多样的问题而展示出来：假如说行动只是服从的结果，它是否还称得上行动？又如何区分重复动作的行动跟例行公事？具体来讲，“自由”一词在行动可能性如此之少的官僚主义化现代世界中，又意味着什么？

        詹姆斯·乔伊斯和卡夫卡都触及了这些问题的极限。乔伊斯巨大的显微镜将每一个日常细小的动作无限放大，从而将布鲁姆极其平庸的一天时间转化成了现代伟大的《奥德赛》；被聘为土地测量员的K来到一个村庄，作好奋斗的准备，以赢得在那里生活的权利。但他奋斗的结果是十分可怜的：在经过无数挫折之后，只成功地向一个软弱无能的村长表达了他的要求，然后又向一个在那里打瞌睡的低层公务员表达了同样要求。就这些。跟乔伊斯的现代《奥德赛》相比，卡夫卡的是现代的。关于史诗世界的背面的梦幻式《奥德赛》与，因为这一世界的正面已不可及。

        一百五十年之前，劳伦斯·斯特恩就已经抓住了行动的这一问题化的、悖论性的特点。在《项狄传》中，只有一些极为细小的行动。在好几章中，项狄的父亲试着用他的左手从右边口袋中拿出手帕来，同时用他的右手去摘头上的假发；在好几章中，斯娄泼医生在解他手术包上的结，结太多了，而且系得太紧了，包中放着要将项狄接生到人世间来的外科手术工具。行动的缺席（或者说行动的细小化）是带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微笑来进行处理的（这一微笑在乔伊斯与卡夫卡那里是没有的，在整个小说的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在这一微笑中可以看到一种彻底的忧郁：行动的人总想征服什么；谁想征服什么就会为他人带来痛苦；对行动的放弃是幸福、平和的惟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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