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彻底离开我那被绑架的小小国家几个月之后，我来到了马提尼克岛。可能是想在一段时间内，忘却我作为移民的境遇。但这做不到：由于我当时对小国的命运十分敏感，在那里一切都让我想起我的波希米亚来；尤其因为我与马提尼克的相遇，正好发生在它的文化正在狂热地追求它自身的特性的时候。

        我当时对这座岛有多少认识？什么也没有。只知道埃梅·塞泽尔的名字，因为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一本捷克的前卫杂志上读过他被译成捷克文的诗。马提尼克岛，对我来说，是埃梅·塞泽尔的岛。事实上，当我踏上这座岛时，它就是这样向我呈现的。塞泽尔当时是法兰西堡的市长。每天我都在市府周围看到人群在等待，等着跟他说话，谈知心事，让他帮忙出主意。我肯定再也看不到民众与代表他们的人之间那样一种私密、直接的接触了。

        诗人成为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奠基者，这一点，我在我的中欧已经见过不少。比如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菲·山多尔，波希米亚的卡雷尔·希内克·马哈。但马哈是一个被诅咒的诗人，密茨凯维奇是一个移民，裴多菲则是一八四九年在一场战役中死去的年轻的革命家。他们都未能经历塞泽尔所经历的：民众公开向他表示爱戴。而且，塞泽尔不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他是一个现代的诗人，兰波的继承人，超现实主义者的朋友。假如说中欧小国的文学是扎根于浪漫主义文化之中的，那么，马提尼克岛的文学（及至整个安的列斯地区的文学）是诞生于现代艺术的美学之中的！（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美妙！）

        是年轻的塞泽尔的一首诗引发了一切：《回祖国手记》（一九三九）。一个黑奴回到了安的列斯的一座黑奴的岛上。这首诗不带任何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带任何理想化色彩（塞泽尔不用黑人这个词，而特意说“黑奴”）。诗人突如其来地自问：？我的上帝啊，确实，他们是谁，那些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们？他们在十七世纪就从非洲被押到那里；但确切是从哪个地方呢？他们曾经属于哪个部落？他们的语言曾经是什么？过去被遗忘了。被砍断了头。被在船的底舱与尸体、呼喊、哭泣、血、自杀、谋杀一起进行的长长的旅途砍断了头；在这一次地狱之旅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遗忘：

        令人无法忘却的遗忘的震撼，将奴隶之岛转化成了梦想的舞台。因为马提尼克人只有通过梦想，才能想象他们自身的存在，创造他们。令人无法忘却的遗忘的震撼将民间讲故事的人提升到了的地位（正是为了向他们致敬，帕特里克·夏姆瓦佐创作了《大人物索里波》），到后来，又将他们崇高的口头遗产中的奇思异想与疯狂传给了小说家。这些小说家，我当时很喜欢。他们与我是那么奇妙地相近（不光有马提尼克人，还有海地人，勒内·德佩斯特，他跟我一样是移民；雅克·斯蒂芬·亚历克西，一九六一年被处决，正如在此之前二十年，在布拉格，我最早的文学之爱伏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被处决一样）。他们的小说都非常具有独创性（梦境、魔幻、奇思异想在那里起着与众不同的作用），而且极具重要性，不光对他们所在的岛，而且对于小说的现代艺术，对于（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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