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八九年的前三年，古斯塔夫就在布拉格给自己的公司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可每年他只过来几次。尽管来得不多，他还是喜爱上了这座城市，认为这里是理想的生活地方；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伊莱娜的爱，而且也因为（可能是主要原因）他觉得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能割断与瑞典、与他家庭、与他从前的生活的那些联系。当共产主义在欧洲出人预料地消失以后，他就果断地把布拉格强加给了他的公司，作为他的公司征服新市场的一个战略要点。他让人买下了一座漂亮的巴罗克式房屋，在里面布置了办公室，同时在顶层给自己留了两间屋子。另外，伊莱娜的母亲单独住在郊外的一幢别墅里，她把别墅整个二层都留给了古斯塔夫，所以对他来说，想住哪一边都可以。

        在共产主义时期，布拉格曾被人忽视而沉睡在一边，而今布拉格在他眼前苏醒了过来，游客如云，新商店新旅馆灯光闪烁，经过翻修和粉刷的巴罗克式建筑重新装饰着城市。“Prague is my town！”他不由得感叹。他爱这座城市：并不像是一个爱国者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寻根，寻找记忆，寻找死者的踪迹，而是作为一个游客来感受惊奇，为它赞叹，像一个在游乐园里到处逛的孩子，着了迷，玩得再也不想离去。学着了解布拉格的历史之后，他总爱向那些乐意倾听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论布拉格的大街、王宫、教堂，介绍此地的名人，如鲁道夫皇帝（他是画家和炼金术士的保护人），如莫扎特（据说他在这里有过一个情妇），如弗兰兹·卡夫卡（这个不幸的人几乎一生都住在这座城市，多亏那一家家旅行社，他最后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保圣人）。

        出乎人们意料，布拉格很快就把俄语遗忘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每一个居民都不得不从小学就学俄语，如今急于在世界舞台上受到欢迎，它向四方来客展示的是英文招牌：skateb，s！”招呼她，而是开口就说了个“hello！”

        这一来，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妨说说马丁死后伊莱娜的生活状况：她再也找不到一个人跟她说捷克语了，她的女儿，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一门显然已没什么用场的语言上，所以，法语就成了她天天要用的语言，成了她惟一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强迫她的瑞典男人讲法语，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一语言选择决定了他俩各自的角色：既然古斯塔夫法语讲得很糟糕，他们两人间的谈话就由她主导；她为自己的口才而陶醉：经历了好长时间之后，我的上帝，她终于可以说话了，不仅说话，而且有人听！这种口头上的优势使得两人的力量对比获得了一种平衡：一方面，她完全依赖于他，另一方面，在两人的对话中，她又控制着他，把他引进她的世界。

        然而，布拉格改变了他们两人之间的说话模式；他说英语，她竭力坚持她越来越感依恋的法语。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在这座曾经亲法的城市里，法语已不再施展魅力），她只好让步；他俩的角色关系在对换：在巴黎的时候，古斯塔夫伸着耳朵来听伊莱娜如饥似渴般地操用自己的语言；在布拉格，他成了个说家，一个大说家，说起来没完的说家。因为她英语不行，古斯塔夫说的话她似懂非懂；而她又不想花功夫去学，所以几乎不怎么听他讲，而开口对他说就更少了。她的这次大回归显得十分奇特：走在街上，四周都是捷克人，从前那种亲热的气息抚慰着她，一时间令她感到幸福；可是一回到家里，她便又成了一个沉默的异乡人。

        持续的交谈往往给他们两人以蛊惑，动听的语流给消退的性欲投上一层面纱。当交谈突然中断，性爱的空缺就如同幽灵般浮现出来。面对伊莱娜的沉默，古斯塔夫失去了自信。从此以后，他喜欢在她的母亲、在她的同母异父兄弟与妻子等家人都在场的时候和她在一起；他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不是在别墅，就是上饭馆，在大家的陪伴中寻找一个避风港，一个藏身处，一份安宁。他们永远也不会说错了话题，因为他们能谈的本来就很少，他们受词汇的限制，要想能说明白，都得慢慢地说，重复着说。古斯塔夫渐渐地恢复了安宁的心境；这慢吞吞的闲聊正对他的胃口，让人心宁，愉快，甚至开心（有多少次，他们止不住大笑，笑那些英语词念走了音，好不滑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伊莱娜的眼睛都茫茫然没有任何欲望，但由于习惯使然，还是睁得大大的，望着古斯塔夫，弄得他很不自在。为了转移视线，掩盖其色情的用心，他总是津津有味地讲一些轻松而放肆的小故事，含沙射影，暧昧而逗人，说得有声有色，笑声不断。伊莱娜的母亲是他最好的搭档，总是准备好了接他的茬，放开喉咙，讲些粗俗的笑话，用她那幼稚的英语，显得过分而滑稽。伊莱娜听他们说说笑笑，觉得如今连色情都变了味，成了滑稽的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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