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八年九月，带着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造成的创伤，我在巴黎待了几天，约瑟夫和兹德娜（什克沃雷茨基夫妇）也在那里。有个年轻人的样子我还记得，他咄咄逼人地对我们说：“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这些捷克人？你们已经厌倦社会主义了吗？”

        那几天，我们和一帮法国朋友聊了很久，他们在两个“春天”的运动（巴黎的和捷克的）当中看到一些类似的事件，闪耀着相同的反叛精神。这话听起来舒服得多，不过其中依然有误解：

        一九六八年巴黎的“五月风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爆发。“布拉格之春”则源自一九四八年以后斯大林恐怖统治初期的冲击，是一个长期进程的完成。

        巴黎的“五月风暴”最初由年轻人发起，带着革命抒情性的印记。“布拉格之春”则是受到成人的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启发。

        巴黎的“五月风暴”是对于人们认为无聊、官样、僵化的欧洲文化的一次玩笑式的抗议。“布拉格之春”是对于同一文化的激情颂赞，因为它长久以来都受到意识形态愚蠢的窒息，“布拉格之春”捍卫基督宗教，也捍卫不信教的自由，当然，也捍卫现代艺术（我说的可是现代，不是后现代）。

        巴黎的“五月风暴”高举国际主义。“布拉格之春”想把原创与独立自主还给一个小国。

        因为一个“神奇的偶然”，这两个“春天”，异步地，各自从不同的历史时期走来，在同一年的“解剖台”上相遇。

        二

        “布拉格之春”这条路的开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标记，是什克沃雷茨基的第一部小说《懦夫们》画下的，这部小说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受到官方仇恨的大型焰火的欢迎。这部小说代表一个伟大的文学起点，故事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起点：一九四五年五月的某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在被德国占领了六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重获新生。然而如此的仇恨所为何来？这部小说那么咄咄逼人地反共吗？完全不是。什克沃雷茨基在书里说的是一个二十岁男人的故事，他疯狂地爱上了爵士乐（跟什克沃雷茨基一样），几天以来的骚动让他昏了头，一场战争结束，德国军队跪地求饶，捷克反抗军笨手笨脚地忙着搞清楚谁是自己人，俄国人来了。没有任何反共的东西，而是一种深刻的非政治态度；自由，轻浮；的非意识形态。

        而且，幽默无所不在，不合时宜的幽默。这让我想到，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因为不同理由而笑。谁能质疑布莱希特的幽默感？可是他改编的《好兵帅克历险记》的剧场演出，证明他从未丝毫理解过哈谢克的喜剧性。什克沃雷茨基的幽默（就像哈谢克或赫拉巴尔的幽默），是远离权力、不觊觎权力的人的幽默，这些人把历史当成一个瞎眼老巫婆，历史的道德审判让他们发笑。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正是在这种不正经、反道学、反意识形态的精神里，在六〇年代的拂晓之际，展开了捷克文化伟大的十年（而且，也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最后十年）。

        三

        啊，我心爱的六〇年代。当年我很喜欢犬儒地说：理想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压迫的机器的运作方式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可是这机器始终在那儿，刺激着批判和嘲讽的精神。一九六七年夏天，作家联盟大鸣大放的大会惹火了政府高层，他们认为作家们的放肆无礼已经太过头了，于是决定采取强硬的政治作法。然而批判精神甚至已经感染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央委员会选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担任第一书记。“布拉格之春”开始了，开开心心地，这个国家拒绝了苏联强加的生活方式，边界开放了，所有的社会组织（工会、联盟、协会）——原本是为了将党的意志传达给人民——都变成独立的，而且变成一个意想不到的民主政治的意想不到的工具。一个体系诞生了（没有任何事前的计划，几乎是偶然的），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百分之百国有化的经济，集体农场掌握的农业，没有人太有钱，没有人太穷，学校和医药都是免费的，还有，秘密警察的权力终结了，政治迫害终结了，书写的自由不再遭受查禁的破坏，因此，文学、艺术、思想、期刊百花齐放。我不知道这个体系的未来远景是什么；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处境里，肯定是什么也没有；但是在另一种地缘政治处境里呢？谁能知道……总之，在这个体系存在的这一瞬间，这一瞬间曾经美好无比。

        在《波希米亚的奇迹》（一九七〇年写成）中，什克沃雷茨基说的是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八年之间的整个时代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只将他的怀疑目光放在当权者干的蠢事上，也放在“布拉格之春”舞台上的抗议者身上，放在他们虚荣的手势上。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入侵的灾难之后，这本书不仅如同什克沃雷茨基的所有著作一样遭到查禁，它在遭受道德主义病毒感染的反对阵营里也不受欢迎，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目光不合时宜的自由，他们无法忍受这种嘲讽不合时宜的自由。

        四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巴黎，我跟什克沃雷茨基夫妇和一些法国朋友谈到两个“春天”的时候，我们并非没有忧虑。我想到我回布拉格的艰辛，他们想着他们移居多伦多的艰辛。约瑟夫对美国文学及爵士乐的热情让这样的选择变得容易。（仿佛，从少年时期开始，每个人就把可能的流亡之地带在身上。我是法国，他们是北美……）可是，尽管什克沃雷茨基夫妇这么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他们还是很爱国。啊，我知道，在今天这种欧洲一体化主导的时代，我们不该说“爱国”，而是应该（语带轻蔑地）说“民族主义”。不过，请原谅我，在这灰暗凶险的年代，我们如何能不爱国？什克沃雷茨基夫妇在多伦多住的是一幢小房子，他们保留一个房间，在里头编辑捷克作家被祖国查禁的作品。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了。捷克民族的诞生（它诞生了好几次）靠的不是在军事上的征服，它靠的一向是它的文学。而我说的文学，也不是作为政治武器的文学。我说的是作为文学的文学。而且，没有任何政治组织资助什克沃雷茨基夫妇，他们作为出版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牺牲。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住在巴黎，我的故乡之心，对我来说，在多伦多。苏联的占领告终后，不再有理由在外国编辑捷克的书。从此，兹德娜和约瑟夫偶尔造访布拉格，但还是回到他们的祖国生活。回到他们古老流亡地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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