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或者／或者”，实际意味着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变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尔在去世前三年，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演讲。对他来说，形容词“欧洲的”用来指超越于地理意义之上（比如美洲）的欧洲精神的同一性，这种精神同一性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
胡塞尔谈到的危机在他看来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问欧洲是否能在这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危机的根源在他看来处于现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当时，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成科技与数学探索的一个简单对象，具有单边性，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所称的，排除在视线之外了。
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几乎神奇的叫法所称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中。
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
穆齐尔与布洛赫在小说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种高妙的、灿烂的智慧。这并不是要将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所有手段，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够照亮人的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他们所达到的成就究竟意味着小说历史的终结呢，还是相反，是在邀请人们踏上漫长的新旅程？
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了考虑到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
这一悖论在赫尔曼·布洛赫的中得到了出色的揭示，它是我喜欢称为悖论的悖论之一。还有别的终极悖论。比如：现代一直孕育着梦想，梦想人类在被分为各个不同的文明之后，终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体性，并随之找到永恒的和平。今天，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但却是战争，游动的、无休止的战争，在实现并保证这一长期以来为人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人类的一体性意味着：在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
我还要在此加上一点：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延续（而非所有写作的累积）构成了欧洲的小说史。只有在这样一个超国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的发现的意义）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的日常生活的；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
一直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的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
然而我认为，将这一如此严峻地看待现代的观点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会很幼稚。我倒认为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既堕落，又进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东西一样，在它的产生之际就蕴含了其终结的种子。在我看来，这一双重性并不贬低欧洲近四个世纪。我因为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尤其眷恋这四个世纪。事实上，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那部伟大的小说究竟想说什么？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文献。有的认为是对堂吉诃德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的理性化批评。有的则认为是对同一种理想主义的颂扬。这两种阐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小说的基础看作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是一种探询。
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或者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无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在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就像被现代建筑遮住的风景。这些现代建筑是些社会机构：警察局、法庭、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等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具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乐呵呵的悠闲。他的时代已登上了被人称为历史的列车。上车容易下车难。然而，这趟列车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还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前方会有冒险，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
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以至于看上去像被围住似的。冒险已处于视野外的一边，对冒险的怀念是无法忍受的。在日常生活的无聊中，梦与梦想的重要性增加了。外在世界失去了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个体具有无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觉，最美的欧洲幻觉之一，绽放开来。
但是，当历史，或者历史的残留物，即一种全能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人类的时候，灵魂是无限的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向人许诺元帅的指挥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许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爱玛·包法利一样去梦想？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个吸尘器，将他的所有想法与所有情感都吸走：他只能不停地想着对他的审判，想着他那土地测量员的职位。灵魂的无限，假如有的话，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几乎无用的附庸。
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假如我回过头去，去看这整条道路，它让我觉得惊人的短暂而封闭。难道不就是堂吉诃德本人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村庄？他原来出发去寻找冒险，而现在，在这个城堡下的村庄中，他已别无选择。冒险是于他的，是由于在他的档案中出现一个错误，从而跟管理部门有了无聊的争执。怎么回事，在三个世纪之后，小说中冒险这一头号大主题怎么了？难道它已成了对自己的滑稽模仿？这说明了什么？难道小说的道路最后以悖论告终？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而且悖论不止一个，悖论有许多。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这部喜剧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战争小说，故事发生在军队，发生在前线，这一点难道不奇怪吗？战争和它的残酷到底怎么了，竟然变成了提供笑料的题材？
胡塞尔谈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性可能消失的演讲是他的哲学遗嘱。他是在中欧的两个首都作这些演讲的。这一巧合有着深刻的含义：事实上，正是在中欧，西方首次在它的现代历史中，看到了西方的灭亡，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了它本身的一块被宰割，当时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被吞并入俄罗斯帝国。这一不幸的事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这一由哈布斯堡王朝引发的战争不仅导致了帝国本身的灭亡，而且从此动摇了早已受到削弱的欧洲。
那到底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动机，假如既非海伦又非祖国？仅仅是出于一种想确证自己力量的力量？也即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意志之意志”？然而，这种东西不是在古往今来所有战争后面都存在着吗？当然是的。但在这里，在哈谢克笔下，这种东西甚至都不试着通过一种稍微理性的调子来加以掩饰。没有人相信宣传的胡说八道，甚至发布宣传的人也不相信。这种力量是赤裸裸的，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赤裸。事实上，法庭处决K，没有任何好处，同样，城堡搅乱土地测量员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昨日的德国，今日的俄国，想要统治世界？为了更富裕吗？为了更幸福吗？不是。这种力量的进攻性完全没有利益性；没有动机；它只想体现它的意志；是纯粹的非理性。
所以卡夫卡与哈谢克让我们面对这一巨大的悖论：在现代，笛卡尔的理性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价值观一个个全部腐蚀殆尽。但是，正当理性大获全胜之际，纯粹的非理性（也就是只想体现其意志的力量）占据了世界的舞台，因为再没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阻挡它。
以前，我也把未来看作是惟一能够评判我们的作品与行为的审判官。后来，我明白了，跟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是向最强权者懦弱地献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时更强些。确实，将由未来评判我们。但未来一定会不胜任它的评判权。
很久以来，人们常常提到小说的终结：特别是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他们认为小说会在进步的道路上消失，让位给一个全新的未来，让位于一种与以往的任何艺术都不相同的艺术。小说可以说是以历史公正性的名义而被埋葬，正如悲惨贫穷的生活、统治阶级、老式的汽车或者圆顶礼帽一样。
人仅需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正是在这一时刻（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一大批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或者安娜是对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而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的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时代精神看来，是多余的、无用的。
小说史的各个时期都很长（它们跟时尚的变化毫无关系），并以该时期小说优先探索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征。因此，福楼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所包含的可能性要到七十年后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五十年前由一大批中欧小说家开创的时期（即时期），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结束。
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和德尼·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今天在我看来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作品，两部像庞大的游戏一样被构思出来的小说。这是历史上，之前与之后，在轻灵方面无人能及的两座高峰。后来的小说出于真实性的要求，被现实主义的背景和严格的时间顺序所束缚。小说放弃了在这两部杰作中蕴藏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原本是可以创立出一种跟人们已知的小说演变不同的道路的（是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像欧洲小说经历另外一种历史……）。
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然而，假如说塞万提斯是现代的奠基人，对他的继承的终结就意味着并非只是在文学形式历史上的简单接替；它所宣告的会是现代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们在为小说致悼词时所带的自得微笑是肤浅的。之所以肤浅，是因为我在我度过了大半生的那个世界，也即被人一般称为极权的世界内，已经见过、体验过小说的死亡，它那残酷的（通过禁止、审查、意识形态高压实现的）死亡。那时候，十分明显，小说看来是会死亡的，和现代的西方一样是会死亡的。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内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还是。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相调和。
可是，在共产主义体制的俄国，小说不是也以成千上万的印量在发行，并且非常受欢迎？是的，但这些小说不再延续对存在的探究。它们并没有发现存在的任何新的方面；它们只是确证人们已经说过的；更有甚者，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的荣耀，以及它们在所处社会中的作用，就是确证人们说的（人们必须说的）。由于它们什么也没发现，所以不再进入被我称为的小说历史之中；它们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或者说：这是一些在。
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小说的历史在共产主义体制的俄国已经停滞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从果戈理到别雷的俄国小说是那么伟大。所以小说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小说是死亡的：它没有消失；它的历史停滞了：之后，只是重复，小说在重复制造着已失去了小说精神的形式。所以这是一种隐蔽的死亡，不被人察觉，不让任何人震惊。
但不能把他们的小说看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预言，就好像是奥威尔提前出世了一样！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相反，这些小说家发现了“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他们阐明，在“终极悖论”的前提下，所有的存在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什么是冒险，既然K的行动自由完全是虚幻的？什么是未来，既然《没有个性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料到，就在第二天，那场将他们的生活一扫而光的战争会爆发？什么是罪，既然布洛赫笔下的胡格瑙不光不后悔自己的杀人之举，而且还遗忘得一干二净？既然这个时代惟一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即哈谢克的小说表现的是战争，那么究竟什么是与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既然K，即使在他做爱的床上，都无法甩掉两个从城堡派来的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什么？一种重负？一种焦虑？还是一种不幸，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抑或相反，是最可贵的价值，正遭受无处不在的集体性的蹂躏？
十九世纪昏睡过去的想像力突然被弗兰兹·卡夫卡唤醒，他完成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却未能真正实现的：梦与现实的交融。这一巨大的发现并非一种演变的结果，而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开放，这种开放告诉人们，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像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实性的枷锁。
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但我们时代的精神只盯着时下的事情，这些事情那么有扩张力，占据那么广的空间，以至于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一旦被包容到了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小说就不再是（即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将来相连的东西），而是现时的事件，跟别的事件一样，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一种欧洲的时间，让欧洲回顾它的过去，进行总结，抓住它的历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经历的一生。所以要超越个体生活的时间限制（小说以前一直囿于其中），在它的空间中，引入多个历史时期（阿拉贡与富恩特斯都有类似的尝试）。
但我并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要说的只是：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
伴随着地球历史的一体化过程——上帝不怀好意地让人实现了这一人文主义的梦想——的是一种令人眩晕的简化过程。应当承认，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但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阐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被简化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的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
然而，假如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那么，今天，小说的存在是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必要？
是的，我认为如此，但可惜的是，小说也受到了简化的蛀虫的攻击。蛀虫不光简化了世界的意义，而且还简化了作品的意义。小说（正如一切文化）越来越落入各种媒体手中。作为地球历史一体化爪牙的媒体扩大并明晰了简化的过程；它们在全世界传播同样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所有人，被全人类接受的简化物与俗套。而且不同的喉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利益也无关紧要。在这一表面的不同后面，其实统治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只要随便翻阅一下美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周刊，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从《时代》周刊到德国《明镜》周刊，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生活观，具体体现为同样的目录次序，同样的栏目，同样的新闻形式，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艺术品位，而且它们所认为重要的与次要的也处于同样的等级关系之中。在政治的多元化背后，隐藏着大众媒体这种共同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我看来，与小说的精神相反。
然而，小说走到末路，难道不是它本身的内在逻辑使然？难道不是已经穷尽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形式？我听到过有人将它的历史比作是枯竭已久的煤矿。但它难道不更像是一座埋葬了许多机会，埋葬了许多没有被人听到的召唤的坟墓？我对四种召唤尤其感兴趣。
先锋派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先锋派总是抱有与未来和谐同步的雄心。先锋艺术家创作出作品，确实是大胆的，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具有挑衅性，被人嘘，但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确信“时代精神”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确信到了明天，时代精神会证明他们是对的。
在荷马那里，在托尔斯泰那里，战争具有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打仗或是为了得到美丽的海伦，或是为了捍卫俄罗斯。帅克与他的伙伴向前线挺进，却不知道是为着什么，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
这是不是说，在“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中，小说要消失？要让欧洲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只剩下写作癖无尽的空话，只剩下我不知道。我只相信自己知道小说已无法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相处：假如它还想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假如作为小说，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
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宿命论者雅克》开头就抓住了两个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我们既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他们所处的时间既无开始，也无终止；他们所处的空间没有边界，只是处于欧洲之中，而对于欧洲而言，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笛卡尔认为是一切的基础，从而可以单独地面对宇宙。这一态度，黑格尔有理由认为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
可是，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
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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