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一名布拉格工程师应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一个科学研讨会。他去参加了讨论，又回到布拉格。回去几个小时后，他在办公室拿起《红色权利报》（党的机关日报），在上面赫然读到：一名捷克工程师被派去伦敦参加研讨会，他面对西方新闻界作了一个诬蔑他社会主义祖国的宣言，然后就决定留在西方了。
非法移民，再加上这样一个宣言，可不是件小事。这可是要蹲二十来年监狱的。我们这位工程师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文章讲的就是他，肯定没有错。他的女秘书走进办公室，看到他吓了一跳：“天啊，”她说，“您回来了！这可不明智；您看到人家是怎么写的吗？”
工程师在女秘书的眼中看出了恐惧。他能做什么呢？他赶到《红色权利报》的编辑部，在那儿找到了主编。主编向他道歉，确实，这件事做得真尴尬，可这不是他这位主编的错，他这篇文章是直接从内政部收到的。
工程师于是去了内政部。在那儿，人家跟他说，对，肯定是个错误，可这不是他们内政部人的错，他们是从驻伦敦使馆的秘密机构那里收到关于他的报告的。工程师让他们辟谣。人家跟他说，不，辟谣，那做不到，但保证他不会有什么事，他尽可高枕无忧。
可工程师没能高枕无忧相反，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突然被严密监视了，有人监听他的电话，他在大街上也有人跟踪。他无法入眠，老是做噩梦，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这份紧张，于是冒了很大的、真正的危险，非法地离开了国家。就这样，他真的成了一个移民。
我上面讲述的故事是人们毫不犹豫地称为式故事中的一个。这个叫法，源于几部艺术作品，仅仅是由一位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决定，成了一些处境（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现实的）的惟一共同点，其他任何词都无法把握，而面对这些处境，不管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都不能为我们提供钥匙。
可究竟什么是？
我们来试着描绘一下它的几个方面：
首先：
工程师面对的权力有着一个的特点。他永远也无法到达它那些无穷无尽的通道的尽头，永远也找不到是谁发布了那致命的宣判。所以他跟约瑟夫·K面对法庭，或者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身处的世界都只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般的机构，他们无法逃出，他们也无法理解。
在卡夫卡之前，小说家经常把那些机构作为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利益在其中相斗的竞技场来揭露。在卡夫卡那里，机构成了一个遵循自身法则的机制，而这些法则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
在的第五章，村长细致地向K解释了他档案的长长历史。我们在此简述之：十几年前，城堡向村政府提出申请，要雇用一名土地测量员。村长的笔头回复是否定的（没有人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可回复丢失在了另一个办公室，就这样，在延续好几年的官僚误会的微妙运作下，有一天，一不小心，邀请函真的就发给了K，正好是所有相关的办公室都正在清理过时申请的时候。经过长长的旅行后，K就这样由于错误来到了村子。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对他来说，除了村子里的这座城堡不可能有任何另外的世界，所以他的整个存在都只是一个错误。
在卡夫卡的世界，档案就像是柏拉图的理念。它代表的是真正的现实，而人的物质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事实上，土地测量员K和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都只是他们档案卡片的影子；他们甚至远远达不到这点：他们只是档案中的一个的影子，也就是一些无权作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
可既然人的生活只是影子，既然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企及处，在非人处，在超人处，那么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神学。确实，最早诠释卡夫卡的人都把他的小说解释为一种宗教寓言。
这种诠释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卡夫卡抓住了人类生活的一些具体处境，而这种诠释却认为那只是个寓言），但深具启发意义：在权力被神圣化的任何地方，权力自然而然就生出它自身的神学；在权力像上帝一样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权力就引起对于它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可以用一种神学语言来描绘。
卡夫卡没有写宗教寓言，可的东西（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构中）无法跟它神学的（或更确切地说：）一面分开。
第三：
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负罪感的重压，为了找到安宁，他自愿接受惩罚。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明白的处境：
在卡夫卡那里，逻辑反过来了。受惩罚的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诞性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为了找到安宁，被控告的要为他所受到的惩罚辩护：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被警察的严密监视所惩罚。这一惩罚召唤着并没有犯的罪，于是被人控告非法移民的工程师终于真的移民了。
K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被控告的。在的第七章中，他决定审视他的一生，他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自我负罪”的机器开始启动了。
有一天，阿玛丽亚收到一封来自城堡一名公务员的淫秽不堪的信。她感到非常气愤，把它撕了。城堡根本不需要去斥责阿玛丽亚这一大胆的举动。恐惧（正如工程师在他的女秘书眼中看到的）自己会起作用。没有来自城堡的任何命令，任何看得见的信号，所有人都回避阿玛丽亚一家，仿佛这一家子染了鼠疫一般。
阿玛丽亚的父亲想保护他的家庭。可有个困难：不光判决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想能够上诉，要想要求宽恕，先得被定罪！父亲哀求城堡，请它宣布他女儿是有罪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了。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里，被惩罚的人哀求人们承认他是有罪的！
今天在布拉格，经常发生一个人一旦遭贬，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他要求得到一纸说明他犯了错误而被禁止工作的证明也是徒劳的，判决书是找不到的。而且由于在布拉格工作是一项法律规定的义务，他最后被控告是寄生虫；也就是说他的罪就是不工作。
第四：
那位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有滑稽故事、有玩笑的性质，它引人发笑。
两个非常普通的先生（并非法文译本让人以为的“检察官”），一天早晨突然来到约瑟夫·K床前，对还在床上的他说，他被捕了，而且还吃了他的早餐。K这位尽职本分的公务员没有将他们赶出房间，而是穿着睡衣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护了很长时间。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读第一章时，所有人都笑了，包括作者本人。他们笑是有理由的，喜剧跟的本质是不可分的。
但对工程师来说，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剧的，只是一个杯水车薪的安慰。他被困在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被困在玻璃缸之中；他不认为这好笑。确实，一个玩笑只对那些在玻璃缸的人来说是可笑的；而则相反，它把我们带到鱼缸内，带到一个玩笑的内脏深处，带到。
在的世界内，喜剧并不像在莎士比亚那里是悲剧的对应（悲-喜剧）；它并不靠轻松的口吻试着让悲剧变得更好受些；它并不陪伴悲剧，不，它把悲剧，这样就使受害者连惟一可以企盼的安慰也失去了：处于（真实的或假设的）悲剧的崇高性中的安慰。工程师失去了祖国，而所有的听众都笑了。
在现代历史上的有些时期，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说。
当我还生活在布拉格的时候，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家用“城堡”这个词来指党委所在地（一栋丑陋而且还很现代的房子）。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们将党的第二号人物（某位叫亨德里希的同志）称为克拉姆（更妙的是，在捷克语中克拉姆是“幻景”或“骗局”的意思）。
五十年代，捷共的一位重要人物，诗人N，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审判之后被关了起来。在牢房里，他写了一本诗集，他在诗中表白说，尽管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他还是对共产主义忠诚无比。这并非出于懦弱。诗人认为他的忠诚（忠诚于他的那些刽子手）是他的品德、他的正直的表现。得知有这样一本诗集存在的布拉格市民将它戏称为《约瑟夫·K的感恩》
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摘选出来的意象、处境，甚至很具体的话，都是布拉格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这儿，人们可能会想这样来作出结论：卡夫卡的那些意象在布拉格是活生生的，因为它们是对极权社会的预言。
这一断定还是需要加以修正：所谓并非一个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概念。人们试图把卡夫卡的小说解释为对工业社会，对剥削、异化、资产阶级道德的批评，总之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可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既没有金钱及其力量，也没有商业，也没有财产与财产拥有者，也没有阶级斗争。
也不符合对极权体制的定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既没有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语言，既没有政治，也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
所以更像是代表了一种人与其所处世界的基本可能性，一种历史上并没有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它几乎永恒地伴随着人类。
但修正并没有使下列问题消失：怎么可能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说跟生活混淆在一起，而在巴黎，同是那些小说，却被看作是作者纯主观世界的难解的表现？这是否意味着人与其所处世界的这一被称为的潜在可能性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易转化为具体的命运？
在现代历史上有过一些倾向，在大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了的东西：有神圣化趋向的权力的逐渐集中化；将所有的机构都转化为的社会行为的官僚化；因之而产生的个体的非个性化。
极权国家作为这些倾向的极端集中，将卡夫卡小说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假如说在西方看不到这种关系，那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没有今天的布拉格社会那么，我认为那也是因为在这里，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现实感。
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也经历了非个性化和官僚化的过程。整个地球都成了这个过程的舞台。卡夫卡的小说是这个过程梦幻的、想像的夸张；极权国家是这个过程乏味的、物质的夸张。
但为什么卡夫卡是第一个把握这些倾向的小说家，而这些倾向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完全清晰地、粗暴地展现在历史舞台上？
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一些关于卡夫卡的神话和传说欺骗，我们就找不到弗兰兹·卡夫卡对政治感兴趣的任何一个重要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跟他的所有布拉格朋友不同，跟马克斯·布洛德、弗兰兹·魏菲尔、埃贡·埃尔温·基什，以及所有先锋派人士都不同，因为他们自认知道历史的发展方向，总爱提到未来的面孔会是什么样子。
那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那位孤独的伙伴，那个内向的、只专注于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艺术的人的作品，在今天被接受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的预言，并因此而在当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遭禁？
我有一天在一位老朋友家里亲眼看到了一幕情景之后，想到了这一神秘的事实。这位女士在一九五一年布拉格的那些斯大林式审判期间被捕了，并因为一些她没有犯下的罪而被判了刑。而且，在当时有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处于与她相同的处境。他们一辈子都完全跟他们的党认同。当这个党突然成了他们的控告者的时候，他们跟约瑟夫·K一样，决定去“审视他们所有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以找出他们身上隐藏着的错，并在最后承认一些想像出来的罪行。我的朋友最后保住了命，因为靠了她非凡的勇气，她拒绝跟她所有的同志一样，跟诗人N一样，去“寻找自己的过错”。由于拒绝帮助她的那些刽子手，她对那一出最后审判的戏来说变得毫无用处。就这样，她没有被处以绞刑，而只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十五年之后，她被彻底平反，放了出来。
在她被捕的时候，她的孩子才一岁。从监狱出来之后，她找到了已经十六岁的儿子，跟他开始了两人朴素、孤独的幸福生活。她在感情上完全依赖他，这一点再合情理不过了。他儿子已经二十六岁了，有一天，我去看他们。母亲在生气，愤愤然的，在哭泣。原因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儿子早晨起得太晚了，或者类似的什么事情。我就跟她说：“干吗为这么一件小事动怒？为这么一件事值得流泪吗？你过分了！”
儿子代替母亲回答：“不，我母亲没有过分，我母亲是个优秀勇敢的女人。她在所有人失败的地方顶住了。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是的，我起得太晚了，但我母亲指责我的，是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态度。我自私的态度。我愿意成为我母亲希望我成为的样子。这一点我当着你的面向她承诺。”
党没有能够在这位母亲身上做到的，这位母亲在她儿子身上做到了。她逼着他跟那个荒诞的指责认同，去“寻找自己的过错”，还公开认错。我很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式审判。我马上明白了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非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跟那些在隐私的处境（完全是平凡的、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
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那封没有发出的信很好地表明，卡夫卡是从家庭，从孩子跟父母的神圣化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学到关于的知识的。这一技巧成了他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个跟作者的家庭经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短篇中，父亲控诉他的儿子，命令他去跳河。儿子接受了捏造的罪行，然后乖乖地投入河中，就跟后来他的后继者约瑟夫·K被一个神秘的机构控诉有罪，就自愿被人绞死一样。这两个控诉、这两种负罪和这两次判刑之间的相似性暴露出卡夫卡作品中将隐私的家庭“极权主义”跟他的那些社会大视野的“极权主义”连在一起的延续性。
极权社会，尤其是在它的极端形式下，总有打破公众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界线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晦暗的权力，要求公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透明。这一的理想跟一个榜样式家庭的理想是一致的：在党或者国家面前，一个公民没有权利隐瞒任何东西，就像一个孩子在父亲或母亲面前没有隐私权。极权社会，在它们的宣传中，露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微笑：它们希望显得像是个“大家庭”一样。
人们经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对集体、对与人接触的欲望；K这样失去了根的人好像只有一个目标：超越他那不幸的孤独。而这样一种解释不光是一种俗套，一种意义上的消减，而且还正好理解反了。
土地测量者K根本没有在寻求跟人接触，寻求他们的温暖，他不想跟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一样成为“众人中的一员”；他不想被一个集体接受，而想被一个机构接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他必须放弃他的孤独。而这就是他的地狱：他永远都不是独自一人，从城堡派来的两个助手不断地跟随着他。他们观看了他跟弗莉达的第一次做爱，就坐在咖啡馆的柜台上，从上往下观看，而且从这一刻起，这两人就不离开他们的床了。
不是不幸的孤独，而是，这才是卡夫卡的强迫症！
卡尔·罗斯曼不断被别人打扰：人家卖了他的衣服；人家拿走了他父母的惟一一张照片；在寝室中，在他的床边，男孩们在练拳击，而且时不时地有人摔到他的身上；两个流氓，罗宾逊与德拉马什，逼着他跟他们一起生活，因而肥胖的布露内尔妲的叹息声在他的睡梦中回响。
约瑟夫·K的故事也是以隐私遭到侵犯开始的：两个陌生的先生来到他床前拘捕他。从这一天起，他就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法庭追着他、观察他，跟他说话；他的私生活渐渐消失，被一直围捕着他的神秘机构吞没。
那些抒情的作家喜欢鼓吹消除秘密，鼓吹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他们意识不到他们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进程。极权主义的起点跟的开头是一样的：有人突然会到你床前来抓你。他们会走过来，就像你父亲、你母亲喜欢做的那样。
人们经常想，卡夫卡的小说是作者最个人、最隐私的内心冲突的投射，还是客观的“社会机器”的描绘。
既不局限于隐私领域，也不局限于公众领域；它把它们两者包容在一起。公众世界是私人世界的镜子，而私人世界又折射着公众世界。
在谈到产生现象的微观社会实践时，我不光想到了家庭，还想到了卡夫卡度过整个成年生活的机构：办公室。
人们经常把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诠释为对知识分子的寓意化投射，可格里高尔·萨姆沙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味道。当他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时，他只有一个挂念：如何在这个新形态下，准时赶到办公室去上班？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他的工作已经使他习惯了的服从和规矩：他是一个职员，一个，而且卡夫卡的所有人物都是如此；并非作为一种社会学类型的公务员（比如在左拉的小说中），而是作为一种人的可能性，一种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公务员的官僚世界中，首先，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有命令与规矩：
第二，公务员从事的只是庞大的行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工作的目的与前景都是他所不清楚的；这是一个动作手势变得机械化的世界，人们在其中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
第三，公务员只跟匿名的东西和卷宗打交道：
在这样一个服从、机械和抽象的世界中（其中，人的惟一经历就是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放置小说，这一点显得跟史诗的本质相反。所以就有了这个问题：卡夫卡是如何将这样一种灰色的反诗性材料转化成引人入胜的小说的？
我们可以在他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办公室并非一个愚蠢的机构；它应该属于神奇的世界而非愚蠢的世界。”在这句话中隐藏着卡夫卡最重大的秘诀之一。他看到了任何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不光是官僚现象对人、对人的境遇以及人的未来的重要性，而且还有（这一点更让人惊讶）在办公室幽灵般的特色中隐含的潜在诗性。
可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办公室属于神奇的世界？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可以明白这句话：他档案中的一个错误将他抛向了伦敦；就这样，他在布拉格游荡，成了真正的，寻找着，而他进进出出的那些办公室在他眼里仿佛来自一个未知的。
多亏他在官僚世界中看到的神奇的一面，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即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将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这其实就是的故事），转化为神话，转化为史诗，转化为前所未见的美。
在将办公室的布景放大到一个世界那么大的范围后，卡夫卡在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展现了让我们着迷的意象，因为这意象跟他从没有经历过的社会，也即今天的布拉格人的社会，是那么相似。
事实上，一个极权国家只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由于所有的工作都在那里国家化了，所以所有职业的人都成了。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神甫不再是神甫：他们都成了国家的公务员。在大教堂内，教士对约瑟夫·说：“我属于法庭。”在卡夫卡那里，律师也是为法庭服务的。一个今天的布拉格人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不会比K更好地受到辩护。他的律师也不是为被告人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
在一首由一百组四行诗构成的长诗中，伟大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带着一种几乎是孩童式的单纯，探索了最重大与最复杂的问题。他写道：
所以对诗人来说写作就是要打破隔板，发现在它后面藏在阴影中的某种不变的东西（“诗”）。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这一令人惊叹的、突然的揭示），“诗”首先是作为一种的现象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了，这本书让我欣喜若狂，尽管它所包含的广博知识（的整个真正意义）我当时还无法理解：我感到眼花缭乱。
后来我的眼睛习惯了“诗”的光芒，我开始在震撼了我的东西中看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光芒依然存在。
“诗”是不变的，它在那里等着我们，扬·斯卡采尔说，“很久以来”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但在一个永恒变换的世界里，“不变”是否是纯粹的幻觉？
不是。任何处境都是人的事实，只能包含人身上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它（它以及它所有的形而上学）“很久以来”就作为人类的可能性存在着。
可在这种情况下，对诗人来说，历史（也就是并非不变的）又代表了什么？
在诗人眼中，奇怪的是，历史处于一个与他个人的历史相平行的位置：它并不什么，它只是在。通过一些前所未有的处境，它揭示出什么是人，揭示出“很久以来”就在人身上的东西，揭示出人的可能性。
假如说“诗”已经在那里了，那么说诗人有预见的能力就不合逻辑；不，他只是“发现”一种人的可能性（即这“很久以来”就在那里的“诗”），而历史有一天也会发现它。
卡夫卡没有预言。他只是见到了“那后边”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的所见同时也是一种预见。他没有揭示一个社会体系的意图。他阐明了他通过人的隐私与微观社会实践而了解的机制，没有想到历史后来的发展将这些机制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启动了。
权力的催眠目光，对自己过错的绝望寻找，被排除在外以及害怕被排除在外，不得不随大流，现实的幽灵般特点以及档案的魔法般现实，对隐私生活的不断侵犯，等等，历史和人在它巨大的试管中进行的所有这些实验，卡夫卡都在他的小说中（早了好几年）进行了。
极权社会的真实世界与卡夫卡的“诗”之间的相遇总会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它将证明，诗人的行为，从其本质上来看，是难以估量的；而且是悖论式的：卡夫卡小说巨大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以及“预言”意义都存在于它们的“非介入”状态，也就是说在它们相对于所有政治规划、意识形态观念、未来主义预见而言所保持的完全自主性中。
事实上，假如诗人不去寻找隐藏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的“诗”，而是“介入”，去为一个已知的真理服务（这一真理自己显示出来，在“那前边”），他就放弃了诗人的天职。而且不管这一预想到的真理名叫“革命”还是“分裂”，是基督教信念还是无神论，是正义的还是不那么正义的；诗人为有待的真理）之外的真理服务，就不是真正的诗人。
我之所以这样强烈地坚持卡夫卡的遗产，之所以像捍卫我个人的遗产一样捍卫它，并非因为我认为去模仿不可模仿的东西（即再一次去发现的东西）有什么教益，而是因为他的小说是小说的上佳典范（即作为诗的小说）。弗兰兹·卡夫卡通过小说的，就我们人类的境遇（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说出了任何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思考都无法向我们说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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