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圆圈里跳过舞。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人在我的国家刚刚取得胜利，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部长们避难到了国外。我搭着其他共产党学生的手或肩，我们原地跳两步，向前迈一步，一边抬起右腿，然后另一边抬起左腿。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做这个，因为总有什么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或是随便哪个事件。过去的不公正被弥补，新的不公正又产生，工厂被国有化，成千的人进了监狱，医疗实行公费制，烟店掌柜被没收了烟草铺，老工人第一次出门度假，住在国家没收的别墅里，而我们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其后，某一天，我说了不该说的什么话，我被党逐出门外，也就不得不离开跳舞的圆圈。

        我在这时候才理解了圆圈的神秘意义。要是离开队列的话，还是可以回到队列的。队列是一种开放式的组成。而圆圈是封闭的，一离开就回不来了。行星绕着圆圈转动，这不是偶然的，如果一块石头跌落出来，那它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万劫不复地远去了。正如脱离了星球的陨石一样，我离圆圈而去，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坠落。有些人注定是盘旋落地而死，有些人垂直落地。这些直落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身上总是对失去的圆圈有一种羞怯的怀恋，因为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里，万事万物都是绕着圆圈运转的。

        天知道又是哪一个周年纪念日，布拉格的街上又有了青年人在跳舞的圆圈。我在这些人中间游荡，我离他们很近，但是我不被允许加入任何一个圆圈。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米拉达·霍拉科娃前一天被绞死了。她是社会党议员，法庭指控她阴谋危害国家。与她同时被绞死的是扎维斯·卡兰德拉，捷克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和保尔·艾吕雅的朋友。年轻的捷克人在跳舞，他们知道，就在前一天，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女人和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被吊在了绳索上。他们跳得更狂热了，因为他们的舞蹈是他们天真无邪的显现，他们的天真无邪与两个被绞死的人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两个人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希望。

        安德烈·布勒东不相信卡兰德拉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的希望，在巴黎他呼吁艾吕雅（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的一封公开信）出面抗议这一无端指控并设法营救他们的老朋友。可是，艾吕雅正在一个连接着巴黎、莫斯科、布拉格、华沙、索非亚和希腊的宏伟的圆圈里跳着舞，在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的共产党之间跳来跳去，他在到处吟诵着他那世界大同的美丽诗句。读到布勒东的信后，他原地跳两步，向前跳一步，摇了摇头，拒绝去捍卫人民的叛徒（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的《行动》周刊上），并开始用铿锵的声音朗诵起来：

        而我当时正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荡，我的周围旋动着又笑又跳的捷克青年的圆圈。我知道，我不是他们那边的，而是在卡兰德拉一边，他也脱离了圆形轨道，坠落下去，不断坠落，直到掉进了囚犯的棺材。可是尽管我不是他们那边的人了，我还是在羡慕和留恋中看着他们在跳舞，我的眼睛离不开他们。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就在我眼前。

        他搭着他们的肩，在和他们一起唱那两三个极简单的音符，他一边抬起左腿，然后另一边抬起右腿。是的，是他，布拉格的宠儿，艾吕雅！忽然，和他一起跳舞的人们静了下来，他们在一片寂静中继续舞动，而他则伴着鞋跟嗒嗒落地的节奏，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我们远离休息，我们远离睡眠，

        然后，所有人突然都开始唱起这三四个极简单的音符，并且加快了舞蹈的速度。他们远离着休息和睡眠，赶超着时间，填补着他们的天真。他们每个人都微笑着，而这时艾吕雅向和他搭着肩的一个年轻姑娘倾下身来：

        向往和平的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那姑娘就开始笑了起来，脚更有力地踩踏着碎石路，以致她从地面升高了几厘米，带着其他人一起升高。不一会儿，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脚还着地，他们离开地面，原地跳两步，向前跳一步。是的，他们在圣瓦茨拉夫广场上空飞翔，他们的圆舞就像是飞扬起来的一个大花冠，而我在下面的地上跑着，抬眼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越来越远，看着他们在飞翔中一边抬起左腿，随后另一边抬起右腿。在他们的下面，是布拉格，是布拉格充满了诗人的咖啡馆，充满了人民叛徒的监狱，而在焚尸炉里，人们正焚烧着一个社会党女议员和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家，烟雾就像一个吉祥的预兆一样升向天际，我听到了艾吕雅那铿锵的声音：

        我循着这个声音在布拉格的街上跑着，担心看不到在城市上空飞翔的由人的身体编织成的美丽花冠，并且我惶恐不安地认识到：他们像鸟儿一样飞升，而我像石头一样坠落；他们有翅膀，而我永远也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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