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中毕业九个月后，我会在当年最有趣、门槛最高的波哥大《观察家报》文学增刊《周末》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四十二天后，又发表了第二个短篇。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报纸副主编兼文学增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专门撰文对我表示认可。他是当年哥伦比亚最具洞察力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新锐的捕捉也最敏锐。

        事出意外，一言难尽。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妈的约定，我去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当年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读的全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现在读的全是经过二战漫长的出版沉寂期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鲜出炉、翻译出版的新作。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许多其他作家。

        新作陈列在书店橱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几本在学生咖啡馆里争相传阅，这些咖啡馆是活跃的文化传播中心，从外省来的大学生在这里汇聚，有些人年复一年，始终如一，不仅有专座，还在这儿收邮件甚至汇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员略施援手，帮不少人完成了学业。比起成天难得一见的导师，国内培养的许多专业人士亏欠他们的也许更多。

        我最喜欢大诗人经常出入的风车咖啡馆，离我的住处只有区区两百米，位于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处。那儿不让学生占座，但躲在附近桌边，偷听文学对话，显然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学得好。这家咖啡馆面积大，西班牙风格，配有圣地亚哥·马丁内斯·德尔加多手绘的壁画《堂吉诃德战风车》。虽说不能占座，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服务生把我安排到离文坛巨匠莱昂·德格雷夫最近的位子上。德格雷夫蓄着络腮胡子，粗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当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学生灌一肚子劣质酒后才回家。没在那张桌边坐过的哥伦比亚文艺界名人屈指可数，我们躲在近处屏气凝神，纹丝不动，生怕漏听了哪怕一句话。尽管他们谈女人和政治的时候多，谈艺术和本行少，但总会谈到值得学习的新东西。坚持去听的人全都来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书如命，而对沿海人反对内地佬的活动则没那么上心。同为法律系学生的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带我畅游《圣经》，让我记住了约伯的同伴们的全名。一天，他把一本吓人的大部头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断言道：

        “这是另一本《圣经》。”

        那本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我读得断断续续，磕磕绊绊，直到耐心耗尽，难以为继。如此断言，为时过早。多年以后，当我不再心浮气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细研读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真诚的内心世界，还在语言运用、时态安排、结构处理等文学技巧上受益匪浅。

        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学医，我们在苏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样，他也废寝忘食地读书。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的长子——表哥尼古拉斯·里卡多，让我时刻不忘家族美德。有一晚，维加带回刚买的三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睡。那本书是弗朗茨·卡夫卡的，假传为博尔赫斯所译，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它的开篇就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为世界文学瑰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些书很神秘，不但另辟蹊径，而且往往与传统背道而驰。事实无须证明，只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靠的是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山鲁佐德又回来了，不是生活在几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丧失所有、无法挽回的世界。

        读完，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了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不知为何，我将这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

        说到底，我还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给任何一位同学看，包括法律系同学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只有他看过我在沉闷的课堂上写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写完那个短篇，我读了又读，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后专门给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没见过他本人——写了张字条，具体内容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把那个短篇加字条放进信封，亲自送到《观察家报》的传达室。门卫让我上二楼，当面交给萨拉梅亚。我光是想想就吓得腿软，把信放在门卫桌上，逃之夭夭。

        礼拜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礼拜，消解礼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发布的《观察家报》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五生太伏，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五生太伏能买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礼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我无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

        就这样，我读到了我印成铅字的第一个短篇，报社画家埃尔南·梅里诺配的插图。我躲回房间，心跳不已，一口气读完。逐字逐句一读，我渐渐觉察出铅字巨大的破坏力。我投入了那么多的爱与痛，毕恭毕敬地戏仿旷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读来，全是晦涩难懂、支离破碎的自言自语，只有三四句差强人意。时隔近二十年，我才敢再读一遍，而我的评判——尽管心怀同情——却更加不宽容。

        最烦的莫过于一大堆朋友拿着报纸，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对那个他们铁定没看懂的短篇啧啧称赞。大学同学里，有些很喜欢，有些看不太懂，还有些——完全可以理解——看了三行就没再看下去。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倒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了那个短篇，对他的文学鉴赏力我很难提出质疑。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的意见，他那张刀子嘴，连圈外人都敬而远之。我很矛盾，心痒痒的，既想马上见他，又不敢见他。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礼拜二才出现，对嗜书如命的人来说，这并不稀奇。他又在风车咖啡馆现身了，开口先不谈那个短篇，只说我吃了豹子胆。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你捅了多大的娄子。”他用他那双大眼镜蛇的绿色眼睛盯着我，“如今你跻身于知名作家之列，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彻底傻了，他和“尤利西斯”的意见在我心中分量最重。没等他说完，我就抢过话头，说出了一直压在心里的话：

        “那个短篇狗屎不如。”

        他的口气一如既往的强硬，说没时间，尚未通读大作，恕难发表任何意见。但他又跟我解释，即使那个短篇果真如我所说，难以卒读，也不致让我错失人生中如此良机。

        “无论如何，那个短篇已经成为过去。”他总结道，“如今，重要的是下一篇。”

        我茫然不知所措，居然愚蠢到想找理由反驳，直到我发现这是我听过的最聪明的劝告。他顺着思路往下说，让我先构思故事，再想风格，两者相辅相成，如古典作家手中的魔杖。他又老生常谈地劝我要读通读透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不能仅限于荷马——中学阶段必读，所以我读过。我答应他一定读，并询问除了荷马，还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荐。可他转移话题，说起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那个周末他刚读过。我没敢告诉他，或许那次谈话帮我解决了人生难题。当晚，我彻夜未眠，开始构思下一个短篇，第一个短篇里的漫谈将不再出现。

        我怀疑跟我聊第一个短篇的人并非被故事打动——也许他们没读过，也肯定没读懂——而是因为它被大幅刊载在知名报纸上。首先，我发现自己的两大缺点确实严重：文字不畅，不谙人心。这些问题在第一个短篇中尤为明显，其中的抽象思考本就让人疑惑，还将虚情假意大书特书。

        我在记忆中搜寻真实的场景，拿来创作第二个短篇。儿时认识的一位美女曾对我说，她想钻进她怀中那美艳动人的猫身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它比我更美。”于是，我有了第二个短篇的故事起点，以及一个夺人眼球的名字：《埃娃在猫身体里面》。其余的跟第一个短篇没什么两样，纯属无中生有，因此——当年我们喜欢这么说——它们本身就埋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这个短篇也被整版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的《观察家报》上，插图画家是加勒比天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恩里克·格劳。我惶恐地发现朋友们将其视为知名作家定期推出的新作，而我却患得患失，疑虑重重，同时努力不让心中的希望破灭。更大的冲击几天后不期而至。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以惯用笔名“尤利西斯”在《观察家报》的每日专栏上撰文，直入主题：“本报文学增刊《周末》的读者恐怕已经注意到一位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文学天才。”接下来又说：“幻想世界无奇不有，但将其精华质朴自然地表现出来，绝无虚张声势，并不是每个初涉文学的二十岁青年都能做到的。”结语毫无保留地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意味着一名新的、引人瞩目的作家诞生了。”

        毋庸置疑，爱德华多·萨拉梅亚的评论给了我幸福的一击，但同时也让我感到不安：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事已至此，我必须在他的鼓励下自觉进取，毕生前行。那篇文章还表明“尤利西斯”已经通过编辑部同事了解到我的身份；当晚，我得知是贡萨洛·冈萨雷斯透露的。他是我的一位表兄，和我家走得很近，在《观察家报》上用笔名Gog激情澎湃地撰写了十五年的“问与答”专栏，办公桌离爱德华多·萨拉梅亚的只有五米。幸好，“尤利西斯”没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在诗人德格雷夫的桌边见过他一次，听过他的声音和他刺耳的咳嗽声——他是个不可救药的老烟枪，还在若干次文化活动中和他近距离见过面。没人介绍我们认识：有些人不认识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不可能不认识。

        很难想象当年人们如何生活在诗歌的影子里。那是一种狂热的激情，另一种生活方式，一只四处乱滚的火球。翻开报纸，看经济版或法制版也好，坐在咖啡馆，注视杯里的残渣也好，诗歌都在等着我们放飞梦想。对于我们这些外省“土著”而言，波哥大是首都，是政府所在地，更是诗人的住所。我们相信诗歌，甘愿为诗歌而死，坚信——如路易斯·卡多萨–阿拉贡所言——“诗歌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

        世界是属于诗人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诗人的消息比愈来愈令人沮丧的政治新闻更重要。告别十九世纪时，照耀哥伦比亚诗坛的是一颗孤独的星：何塞·亚森松·席尔瓦。浪漫到极致的他在三十一岁时请医生用碘酒圈出自己心脏的位置，对准圆圈开枪自杀。我生不逢时，无缘结识拉斐尔·庞博或爱德华多·卡斯蒂略。卡斯蒂略是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朋友们说他是傍晚溜出坟墓的幽灵，披着双层斗篷，皮肤因注射吗啡而泛绿，身材如秃鹫：邪恶文人的典型外表。一天下午，我乘有轨电车经过第七大道上的一座大宅院时，在门廊看到此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穿着纤尘不染的西装，戴着英式帽子和黑色墨镜，披着斗篷。他便是有些招摇的浪漫主义诗人阿尔贝托·安赫尔·蒙托亚，他出版了好几本当代优秀诗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除了大师莱昂·德格雷夫——我在风车咖啡馆偷听了好几年他的谈话——他们这些诗人都是来自过去的幽灵。

        他们当中无人能触到吉列尔莫·巴伦西亚获得的荣光。他是波帕扬贵族，三十岁之前就成为“百年一代”——这么叫是因为这代人正好赶上了一九一〇年建国一百周年的盛大日子——的教皇级人物。和他同时代的爱德华多·卡斯蒂略、波菲里奥·巴尔巴·雅各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却没有获得公正的评价。举国上下被巴伦西亚高贵典雅的修辞所迷惑，他传奇般的身影挡住了整整三代人的路。最新一代诞生于一九二五年，就叫“新一代”，他们冲劲十足，杰出代表拉斐尔·玛雅和莱昂·德格雷夫——又是他——均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巴伦西亚稳坐文坛头把交椅，所享荣耀差点儿让他入主共和国总统府。

        世纪中叶，唯一敢与他叫板的是“石头与天空”及其青春洋溢的作品。说到底，“石头与天空”诗人们仅有的共同点是非巴伦西亚派，他们是：爱德华多·卡兰萨、阿图罗·卡马乔·拉米雷斯、奥雷利奥·阿图罗和资助过他们出版诗集的豪尔赫·罗哈斯。各人的创作灵感和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却联手撼动了高蹈派的废墟，唤醒了发自内心、讴歌生命的新诗，与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鲁文·达里奥、加西亚·洛尔卡、巴勃罗·聂鲁达、维森特·维多夫罗交相辉映。民众没有马上接受，而他们也没觉得自己奉天承运，肩负清扫诗界的使命。然而，当年最德高望重的散文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堂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却急不可耐地撰文一篇，断然扼杀任何反巴伦西亚的企图。他方寸大乱，斯文扫地，许多话说得太绝，如“巴伦西亚深谙古风，神交古人，古为今用，触人灵魂”，重申其为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诗人，堪比“卢克莱修、但丁、歌德这些生来为了拯救灵魂的大师”。当时，肯定有不止一个人想到：巴伦西亚无须树敌，早晚会被这样的朋友害死。

        爱德华多·卡兰萨也撰文一篇，反击萨宁·卡诺，标题便是观点：“莎翁崇拜症一例”。文章第一次准确揭示了巴伦西亚的个人局限性，未对他做言过其实的评价。卡兰萨认为，巴伦西亚没有点燃哥伦比亚的精神火炬，只是美化了词汇，他的诗作文体绮丽、感情冷漠、技巧娴熟、精雕细琢。结论是个反问句，可与卡兰萨最优秀的诗篇媲美：“如果无法让我热血沸腾，无法为我猛地推开神秘世界之窗，无法让我发现世界，无法在孤寂、爱恋、欢聚、失恋时陪伴我忧伤的心，诗歌于我，何用之有？”结语是：“在我看来——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巴伦西亚仅仅是个不错的诗人而已！”

        《莎翁崇拜症一例》刊登在发行量很大的《时代报》的《周日读书》上，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促使评论界追根溯源、彻底研究哥伦比亚诗歌。估计从堂胡安·德加斯特利亚诺斯创作十五万行十一音节诗《西印度名人挽歌》起，从未严肃开展过这样的研究。

        此后，诗歌成为一片广阔的天地，当年广受欢迎的“新一代”诗人与争先恐后想占一席之地的后来者均可纵情驰骋。诗歌走进千家万户。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卡兰萨主编的《周日读书》以及国立男子中学老校长卡洛斯·马丁主编的如何让人翘首以待。卡兰萨不仅写诗，还在傍晚六点的波哥大第七大道上完美展现属于他的诗人气质：十个街区的长度变成橱窗，他手握书本，贴在心口，沿街漫步。卡兰萨是他那代人的楷模，下一代人的榜样，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两代人。

        巴勃罗·聂鲁达那年年中来到波哥大，他坚信诗歌必须充当政治武器。在波哥大聚谈会上，他得知劳雷亚诺·戈麦斯的反动嘴脸，临别时几乎一挥而就，写下了三首十四行诗作为檄文，第一个四行便定下了基调：

        别了，从未戴上桂冠的劳雷亚诺，

        提前道声别了，连声道别，直到真的别了。

        尽管卡兰萨同情右派，和劳雷亚诺·戈麦斯本人私交甚笃，他还是把这三首十四行诗刊登在文学版面的显著位置，不当政治宣言，只当报社独家。然而，反对声四起。何况，这份报纸为前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所有，他是顽固的自由派，既反对劳雷亚诺·戈麦斯的腐朽思想，又反对巴勃罗·聂鲁达的革命思想，刊登这样的十四行诗于情于理不合。呼声最高的理由是一个外国人岂能如此放肆。三首临时写就、精妙有之、诗意不足的十四行诗居然闹得如此沸沸扬扬，足见那些年诗歌振奋人心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身为共和国总统的劳雷亚诺·戈麦斯和继任者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先后禁止聂鲁达入境。不过，他走海路往返于智利和欧洲时，曾几次途经卡塔赫纳与布埃纳文图拉，来去都会放出消息。聂鲁达的造访对于哥伦比亚的朋友们来说，不啻一次盛大的节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就读于法律系时，我和“石头与天空”依然命运相连。尽管早在锡帕基拉的卡洛斯·马丁家里，我就见过“石头与天空”的重量级人物，可是，就连最容易接触到的卡兰萨，我都没勇气搭讪。一次，我在大哥伦比亚书店遇到他，他离我很近，我只是崇拜地跟他打了声招呼，他没认出我，也十分和蔼地跟我打了声招呼。不过，另一次，大师莱昂·德格雷夫从风车咖啡馆的桌边专门过来，跟我交谈。有人告诉他，我在《观察家报》上发表过几个短篇，他向我保证，一定会看。可惜没过几周，就发生了四月九日民众暴动，我不得不离开硝烟弥漫的城市。再回来时，已过四年。风车咖啡馆化为废墟，大师携家当和朋友转至自动化咖啡馆，我们在那里成了书友和酒友。他还教过我下国际象棋，但我的棋艺实在不怎么样。

        早年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我为何坚持不懈地写短篇；生活在诗歌至上的国度，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诗歌的魅力，我自小就见识过。当年，诗歌《人间苦难》风靡一时，印在粗包装纸上出售，听人在加勒比村镇的市场和墓园朗诵，要付两生太伏。相比之下，小说产量少，在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利亚》之后，没有产生过大的社会反响。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维拉是个例外，他创作的五十二部小说直抵穷人的心灵。他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走，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携大作在拉美和西班牙各大酒店门口展示，作品像面包那样热卖。他的代表作《微风或紫罗兰》比许多同时代的优秀作品都更让读者心碎。

        岁月沉淀下来的小说只有：西班牙人胡安·罗德里格斯·弗雷伊莱写于一六〇〇年至一六三八年殖民时期的《绵羊》，他肆意篡改新格拉纳达史，自由发挥，创作出一部虚构文学杰作；一八六七年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利亚》；一九二四年何塞·艾乌斯塔西奥·里维拉的、一九二六年托马斯·卡拉斯基亚的《约隆博女侯爵》和一九三四年爱德华多·萨拉梅亚的《四年与我同行》。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获得过众多诗人应得或不应得的荣誉。而短篇小说虽然和安蒂奥基亚省大作家卡拉斯基亚一样身世显赫，却早已沦落到内容空洞、文字低劣的境地。

        当年在国立男子中学，我陆续写了些诗，要么不署名，要么署笔名，从没想过要在诗歌这棵树上吊死，足见我的志向就只是讲故事。更有甚者：我在《观察家报》上发表短篇，很多没资格议论的人也纷纷对我选用的体裁提出质疑。如今想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年的哥伦比亚，许多方面依然停留在十九世纪。尤其是四十年代，当我百无聊赖地前往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时，哀伤忧郁的波哥大还在怀念美好的殖民时代。

        只要去一趟坐落于第七大道和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被波哥大市民夸张地誉为“世界最美街角”的中心区，就会明白我所言不虚。中午，圣方济塔楼的大钟敲十二下，行人驻足，咖啡馆噤声，集体对表。那个十字路口附近的街区人头攒动，商人、政客、记者，当然还有诗人，每天相遇两次。所有人从头到脚一身黑，如同昔日的国王堂费利佩四世。

        我求学时，当地还有一种报纸，估计世界其他地方不太可能有。类似学校出的粉笔黑板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挂在《观察家报》报社的阳台上，用来发布最新消息。每到这两个钟点，街头读者早已迫不及待地守在阳台下，人群阻碍了交通，车辆不得不缓行。他们若是喜欢，会集体鼓掌；若是不喜欢，会嘘声一片，甚至用石头砸黑板报泄恨。这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民主参与形式，是报社的晴雨表。因此，《观察家报》比其他任何报纸都更能有效地摸清舆论热点。

        当年没有电视，只有定时播出、全面报道的电台新闻。因此，午饭前或晚饭前，人们会先去等黑板报，了解国际大事后再回家。黑板报如实报道了孔查·贝内加斯机长驾驶飞机，独自开辟利马和波哥大之间的航线，让人印象深刻。报道类似新闻时，读者会迫不及待，除了规定时间，黑板报还要多出几期特刊。这份报纸绝无仅有，街头读者不会想到，这个点子的发明者和忠实的执行者名叫何塞·萨尔加，二十岁任《观察家报》编辑，小学文化程度，后来成了一名了不起的记者。

        市中心的咖啡馆最具波哥大特色，国家大事早晚汇聚于此，政治、文学、金融等方面专业人士各得其所。那些年哥伦比亚史的一大部分都和这些咖啡馆有关。人以群分，各有所好。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和政治家，包括共和国某位总统，都在十四街罗萨里奥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学习过。温莎咖啡馆作为知名政治家的乐园，是营业时间最长的咖啡馆之一，也是大漫画家里卡多·伦东的庇护所。他在温莎咖啡馆里创作出天才的作品，多年后，在大街咖啡馆后店用一把左轮手枪打穿了自己天才的脑袋。

        午后漫漫，闲极无聊，我偶然发现国家图书馆音乐厅对公众开放。我喜欢躲在那儿看书，想听什么就写在纸上，交给热情的女职员，用大师们的曲目做背景音乐。我们这些常来的听众喜好各异，互寻知音。我日后钟爱的作曲家大多在此相识。多年来，我恨肖邦，也是因为当年有个超级音乐狂，几乎每日必点肖邦的曲子，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

        一天下午，音响坏了，音乐厅里空荡荡的，但女主管同意我坐在那儿静静地看书。开始，我感觉身处一片宁静的绿洲，可是不到两个小时，我便无法集中注意力了，烦躁得很，看不进去书，浑身不自在。过了几天我才发现，想不烦躁，周围不能安静，要有背景音乐。此后，音乐便成为我半秘密的毕生挚爱。

        周日下午音乐厅不开放，我就去坐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车票五生太伏一张，从玻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走环线。青少年时代在有轨电车上度过的那些下午，就像拖在许多个荒废的周日背后的一条没完没了的尾巴。坐电车收获颇丰，电车一个劲儿地转圈，我一个劲儿地读诗，车行一个街区，我读一段诗，直到淫雨霏霏，华灯初上。之后，我会去老城区忧郁的咖啡馆，找个人聊一聊刚读过的诗。有时能找到人，但全是男的。我和他窝在破破烂烂的地方聊到深夜，几支烟抽了又抽，连烟屁股也不放过。我们在聊诗，同一星球别处的人在做爱。

        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可总能找到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后浪推前浪，尤其是诗人和罪犯。刚做了点儿什么，马上就发现有人做得更好。有时，我在故纸堆里翻出几张照片——街头摄影师替我们在圣方济教堂回廊前照的——不禁会同情地叫出声。照片上的人不像我们，倒像我们的孩子。在处处碰壁、举步维艰的城市里生活，周日无爱的下午最难挨。当我在这座城市偶然碰见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舅舅时，还以为在周日望完弥撒、走出教堂的人群中看见了拿雨伞开道的外公。他的穿着打扮丝毫没能掩饰他的身份：黑呢套装，白衬衫，浆洗过的硬领，斜纹领带，坎肩上挂着怀表链，硬礼帽，金丝眼镜。我看傻了，不由自主地拦住他。他威胁性地举起伞，把我挡在了他眼皮底下：

        “能让一下吗？”

        “对不起，”我很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我以为您是我外公。”

        他像天文学家那样观察我，打趣地问：

        “敢问阁下，您那位著名的外公是何许人也？”

        我这么做实在冒昧，便稀里糊涂地报出外公的全名。他笑了，愉快地放下伞。

        “我和他当然像，”他说，“我是他长子。”

        我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日子没那么难挨，但大学生活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我一天也没当自己是法律系学生，尽管第一年的成绩——我在波哥大只学了这一年——不这么认为。下课了，同学们作鸟兽散，我没时间也没机会像在国立男子中学时那样与他们交往。最大的惊喜是法律系秘书长居然由作家佩德罗·戈麦斯·巴尔德拉马担任。我拜读过他早年在文学增刊上发表的文章；他英年早逝前，一直跟我是好友。

        从大一起，就属贡萨洛·马利亚里诺·波特罗和我交往最多。他是唯一相信生命存在奇迹的人，尽管无法证明。是他向我表明法律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贫乏。第一天上课，他就拉我翘了统计学和人口学的课，早上七点在大学城的咖啡馆里跟我比赛背诗。太早了，城市尚未苏醒。他背西班牙古诗，我背哥伦比亚新诗。哥伦比亚的年轻诗人们早已向上世纪的遗老遗少们开火。

        周日，他邀请我去他家。他和母亲及兄弟姐妹们住在一起，和我家一样，儿女成群，吵闹不堪。长子维克多全心投身戏剧界，是知名的西语朗诵家。自从逃离爸妈的监管，我从未找到过家的感觉，直到认识了马利亚里诺的母亲佩帕·波特罗。她是波哥大封闭的贵族圈里保持本性的安蒂奥基亚人，天资聪颖，妙语连珠，能把不雅词汇用得恰到好处，再现塞万提斯风格，功力深厚，无人可及。夕阳西下，喝着香喷喷的巧克力，吃着热乎乎的奶酪饼，看着祖母绿的草地延伸到天边，那些下午令人流连。佩帕·波特罗在日常生活中毫不掩饰，满口的俚语作为现实生活中一种全新的说话方式，让我受益匪浅。

        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和阿尔瓦罗·比达尔·巴隆跟我走得也近，他们俩是我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的死党。不过在大学里，我跟路易斯·比利亚尔·博尔达和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走得更近。我们仨情同手足，大爱《理智报》文学增刊。这是一份由诗人兼记者胡安·洛萨诺–洛萨诺主编的半地下报纸。截稿日，我会跟他们去编辑部，最后帮把手，有时会遇见主编大人。我崇拜他写的十四行诗，更崇拜他在周刊上发表的国内名人小传。他依稀记得“尤利西斯”在报上对我的评论，但没读过我写的那些短篇。我没接茬，那些短篇他不会喜欢。从第一天起，每次我跟他告别时，他都表示欢迎我为报纸撰稿，而我只当那是波哥大人的客气话。

        在阿斯图里亚斯咖啡馆，法律系同学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和路易斯·比利亚尔·博尔达向我介绍了十六岁就发表系列抒情散文的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抒情散文最早流行于爱德华多·卡兰萨主编的《时代报》文学版，后来风靡全国。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皮肤黝黑，深栗色直发，使他的印第安人外表更显俊美。他年纪尚轻，已经在周刊上撰文多篇。周刊创始人是他父亲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当过战争部长的他天生是做记者的料，也许一辈子没写过一行新闻稿，却教会了不少人写稿。他不做高官，不开糟糕透顶的大公司，却大张旗鼓地办报。那段日子，我只见过他儿子两三回，都是和同学一起，少年老成的他让我印象深刻。我怎么也没想到，几年后，我们会一起在报界大展拳脚，长期合作。当年，我没想过去学什么新闻学；从学科角度讲，新闻学比法学更让我提不起兴趣。

        事实上，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对新闻学感兴趣，直到有一天，普利尼奥的妹妹埃尔维拉·门多萨紧急采访阿根廷朗诵家贝尔塔·辛格曼，彻底颠覆了我对新闻学的偏见，挖掘出深埋在我内心的记者志向。这篇访谈不是传统的问答式——我看完了，还是一头雾水，现在依然如此——在国内比较新颖。很多年后，当埃尔维拉·门多萨已是国际知名记者和我的好友时，她告诉我，当年，她也是背水一战，不得已而为之。

        贝尔塔·辛格曼的到访是当日要闻，埃尔维拉作为周刊女性专栏的负责人，请求对她进行采访。她父亲怕她经验不足，但好歹点了头。那些年，周刊编辑部知识分子云集，精英荟萃，埃尔维拉拜托他们拟了一份提问稿。然而，贝尔塔·辛格曼十分自大，将采访地点定在格拉纳达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埃尔维拉战战兢兢，硬着头皮去了。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贝尔塔·辛格曼就拒绝回答，戏称全是白痴问题，压根没想到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位知名作家。哥伦比亚她来过好几回，许多作家她不仅认识，还很崇拜。埃尔维拉一向机灵，此时却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一忍再忍。正当采访差点儿变成一起恶性事故时，贝尔塔·辛格曼的丈夫突然出现。他既有分寸，又不失幽默，控制了局势，挽救了报道。

        埃尔维拉没有将访谈写成一问一答式，而是描述了自己和受访者的交流障碍。她抓住贝尔塔·辛格曼的丈夫意外出现这一点大做文章，把他变成真正的主角。贝尔塔·辛格曼看了，勃然大怒。然而，周刊已经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在六十万人口的城市，周销量飙升到十万册。

        埃尔维拉·门多萨聪明、冷静，利用贝尔塔·辛格曼的愚蠢揭示其本性。她让我第一次思索新闻报道能怎么写，不是作为重磅消息，而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多年以后，我有了许多亲身体验，才如今日这般恍然大悟：小说和报道实为手足，乃一母所生。

        在此之前，我只敢写诗：圣若瑟中学校刊上的打油诗，国立男子中学唯一一份报纸上的抒情散文或以“石头与天空”的风格描绘虚幻爱情的十四行诗。之前不久，我在锡帕基拉的死党塞西莉亚·冈萨雷斯说服诗人兼杂文家丹尼尔·阿朗戈在《时代报》周日增刊最不起眼的角落用七号字、署笔名刊登了我写的一首歌谣。我没有大受鼓舞，也没有感觉自己更像诗人了。相反，埃尔维拉的报道却唤醒了我内心的记者志向。我抖擞精神，开始换一种方式读报。卡米洛·托雷斯和路易斯·比利亚尔·博尔达支持我，并提醒我堂胡安·洛萨诺说过，欢迎我为《理智报》文学增刊撰稿。我胆小，只投了两首纯粹卖弄技巧的诗歌，自己也没当回事儿。他们建议我去找周刊的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聊聊，我一向脸皮薄，没好意思去，总觉得这是一门全新的行业，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冒险去闯，未免操之过急。不过，这次自省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些天，我总在纠结，之前写的散文也好，诗也罢，包括学校作业，无一例外都是在觍着脸模仿“石头与天空”。我打算从下一个短篇起痛改前非。实践证明，总用以mente结尾的副词是恶习，只能说明词汇贫乏。于是，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修改，久而久之，愈发确信这一执念是在逼自己去想更丰富、更形象的表达方式。多年以来，在我的书里，除引用外，以mente结尾的副词一个也找不到。当然，不知译者是否也能察觉这一点，并出于职业素养，将这种风格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没过多久，我和卡米洛·托雷斯、比利亚尔·博尔达不仅同去教室和编辑部，在校外也同进同出。他们俩渐渐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形势萌生出强烈的不满，而我则流连于文学的神秘花园，根本不想听他们周而复始的分析和悲观丧气的预言，但是，记忆中与他们的友谊仍然在那些年最愉快、最有益的经历之列。

        我进大学课堂，好比进监狱牢房。授课的全是大师，可惜学生们没兴趣听，包括我。教过我的老师当中，有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他父亲是二十世纪唯一获选两次的哥伦比亚总统。由此，大家都说他天生有当总统的命，后来，他果真当上了总统。他穿着名贵的伦敦产羊绒外套来上法学导论，准时得让人顿足，讲课时从不看学生，自信聪明绝顶，目中无人，总像在另一个人的梦里神游。我觉得，他上课就是自言自语，还一个调——除了诗歌课，其他课全是这种风格。不过，他的声音催人入眠，如吹笛舞蛇的巫师。当年，他就已经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文笔优美，口才精湛；多年以后，远离了昏昏欲睡的教室，再相逢，我们成了朋友，我才后知后觉。他老牌政治家的名声也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几乎称得上个人魔力——和过人的洞察力。尤其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们肚子里有什么坏水儿，他一看便知。然而，作为公众人物，最可贵的是他能一语定乾坤，开创历史局面。

        后来，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当年在大学，我不用功，脸皮又薄，和别人总是保持距离，特别是和我崇拜的人。我翘课翘得没了影儿，当老师叫我参加第一学年期末考试时，真的吓了我一跳。还得用老办法：天花乱坠，离题万里。我发现，我耍的心眼，老师全看在眼里，权当文学消遣。唯一的麻烦是考得半死不活的我用了“时效”这个词。他当即让我释义，以确认我明白言之何物。

        “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某种权利。”我回答道。

        他穷追不舍：

        “获得权利还是失去权利？”

        一回事。可我天生不自信，没敢跟他争辩。打分时他没扣我的分，但我认为这会成为他茶余饭后的经典笑话之一。很多年后，我又提起，他却忘了。当年究竟有没有这回事，他和我自然都说不清了。

        我们两个都视文学为后花园，沉浸其中可以忘记政治，将何为“时效”抛在脑后。我们在没完没了的交谈中发现被人遗忘的作家和令人惊讶的作品，聊到忘记出门，惹恼各自的夫人。妈妈硬说我们是亲戚，的确如此。我们都爱加勒比歌谣，这比失落的血缘关系更坚实。

        还有一件巧事：爸爸的亲戚卡洛斯·h．帕雷哈既是政治经济学老师，也是大哥伦比亚书店的老板。书店向来把名家新作摆在桌上展示，无人看管，学生特别爱去，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会在傍晚乘虚而入，顺手牵羊。按照校规，窃书违法，但不为罪。我并非高尚，只是胆小，在窃书行动中只能帮手脚灵活的人把把风，打打掩护，条件是我要的书，由他们一并偷出。一天下午，同伙刚偷来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贝尔纳德斯的《没有劳拉的城市》，我的肩头就落下一只铁爪，耳边传来一声断喝：

        “小子，总算逮着你了！”

        我魂飞魄散地回过头，是卡洛斯·h．帕雷哈老师，那三个偷书贼早已抱头鼠窜。幸好，我还没来得及道歉，就发现他抓我不是因为人赃并获，而是因为我一个多月都没去上课了。他例行公事般批评了我一顿，接着又问：

        “你真的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儿子？”

        我是，但我说不是。我早就听说，我们两人的父亲因为一次私人事件——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相互很疏远。后来，老师还是知道了真相。此后，无论在书店还是在课上，他都称我为侄儿。尽管他用西蒙·拉提诺的笔名创作出版了几本水平不一的诗集，我和他依旧只是亲戚一场，并无文学往来。只不过既然是亲戚，我就没再给偷书贼们打掩护。

        另一位很棒的老师名叫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和洛佩斯·米切尔森是对头，两人暗暗较劲。洛佩斯是不安分的自由派，蒙塔尼亚·奎利亚尔是左翼激进派。课余，我和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关系好，总觉得洛佩斯·米切尔森当我是乳臭未干的诗人，而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当我是他壮大革命队伍的活广告。

        我和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关系好，源于他和三名年轻的军校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军校生着阅兵制服前来上课，像在军营，准时准点，三人同坐一旁，与其他学生分开，笔记一丝不苟。考试再难，他们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头几天就私下建议他们，上课别穿军装，他们彬彬有礼地回答：上级有令，必须遵守，还念念不忘，随时提醒。不管怎样，在老师和同学眼里，他们仨怪归怪，但总归是好学生。

        他们穿着干净挺括的军服，总是准时准点地一同来到课堂，单独坐在一边，不苟言笑，有条不紊。我老觉得，他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跟他们说话，他们很和气，你问多少，他们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试前，我们四人一组去咖啡馆学习；星期六，我们要么在舞厅碰面，要么在街头闹事，去安静的酒馆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们从没遇到过军人同学，一次也没有。

        同学一年，我就没怎么跟他们打过照面。再说，也没机会。他们准时到教室，老师话音刚落，他们拔腿就走，课间只和二年级的军校生交往，不跟别人搭讪。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听说过关于他们的什么事。如今我才发觉，他们有顾虑，我也有。外公外婆说起的当年吃的败仗和香蕉种植园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阴影。

        鼎鼎大名的宪法学老师豪尔赫·索托·德尔科拉尔能背诵出人世间所有的宪法。课堂上，他的专业智慧和渊博学识让人倾倒，只可惜少了点儿幽默。他是尽量不在授课时表现出政治倾向的老师之一，结果却欲盖弥彰，连手势和所强调的观点都在“说话”。武装和平维持了四十多年，新的内战一触即发，而大学是国家脉搏跳动得最强劲的地方。

        我长期旷课，专业课学得心不在焉，第一年居然靠临时突击通过了难度较小的考试，靠耍小聪明、答非所问通过了难度较大的考试。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开心，陷在死胡同里，不知该如何彳亍前行。法学比中学任何一门课程都更无聊，我的掌握程度也更低。我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能够自己做主。神奇地耗了十六个月，什么也没学到，只换来一帮毕生的挚友。

        得到“尤利西斯”的公开认可后，我所剩无几的学习热情几乎丧失殆尽。有些同学开始称我为大师，把我当作家介绍给别人。当时，我立志寻找一种既逼真又奇妙的叙事结构，可惜时运不佳。有些作品精妙却不易模仿：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父亲遇刺，主人公展开调查，最终查出自己就是凶手；．．雅各布斯完美的短篇《猴爪》，凡事皆偶然；莫泊桑的羊脂球和其他那么多伟大的“罪人”，愿上帝将他们留在神圣的天国。我琢磨着这些作品，一个星期天晚上，总算遇到了值得讲述的事情。我在贡萨洛·马利亚里诺位于智利大街的家中几乎倒了一天的苦水，抱怨当作家不易，乘最后一班有轨电车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查皮内罗车站上来一位活生生的法翁。没错，我说的是法翁。我注意到，深更半夜，车上寥寥无几的乘客见到他，竟无人惊讶，让我怀疑他只是周日乔装打扮、出没在儿童乐园里的小贩。但事实打消了我的疑虑，他的羊角和胡须如山羊般粗野，他经过时，我还闻到了羊膻味。在二十六街——这条街上有墓地——他如一位慈父般下车，消失在公园的树丛间。

        下半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吵醒了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他问我怎么了，我半梦半醒地对他说：“法翁上了有轨电车。”他彻底醒了，说若是噩梦，全怪周日消化不良，但若是我下个短篇的题材，简直绝妙。第二天早上，对于电车上的法翁究竟是幻是真，我也难辨。我先承认是星期天太累，在电车上睡着了，做了个梦，梦境清晰无比以至于我无法将其与现实分离。最终，对我而言，关键不在于那个法翁是否为真，而在于我体验的经历中，他是如此真实。因此，真也好，梦也罢，我不应将其视为由臆想而生的错乱，而应当作我人生中一次奇妙的经历。

        于是，第二天，我一气呵成，写了个短篇。我把稿子放在枕头底下，睡前读，醒来读，一连读了好几天。故事如实再现了电车上的那一幕，原原本本，风格朴素，如社会版的洗礼公告。最后，我又生出新的疑虑，便决定送它去接受印刷的真火考验，不投《观察家报》，改投《时代报》文学增刊，这样就不牵涉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他没理由陪我冒险——或许能听见不同的声音。膳宿公寓里的一位同学陪我去寄稿，附上致《时代报》文学增刊新锐主编堂海梅·波萨达的一封信。可是，短篇没见报，信也没有回。

        我写于那个时期的短篇按照创作和刊登在《周末》上的顺序归档，最终消失在了《观察家报》的档案室。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爆发了反政府暴乱，报社遇袭，档案被付之一炬。我没有留副本，我那些最热心的朋友也没有留，这让我舒了口气：就让它们在遗忘中化为灰烬吧！没想到某些省级报纸的文学增刊未经许可，擅自转载过这些短篇，还有些刊登在不同的杂志上，一九七二年蒙得维的亚阿尔菲出版社将它们收录成册，书名为其中一个短篇的名字：《纳沃，让天使们等候的黑人》。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刊登在《观察家报》上的《突巴耳加音炼星记》成为漏网之鱼。也许是因为没有信得过的版本，它从未被收录在任何书中；主人公和《圣经》里发明了音乐的铁匠同名也非人尽皆知。同系列还有另外两篇，按创作和发表的顺序读，我觉得抽象、不连贯，有的荒唐离谱，全都缺乏真情实感。我永远也无从知道，像爱德华多·萨拉梅亚那样严格的批评家读完它们会有何评价。但是，这些短篇对我比对任何人都重要，因为每个短篇中都有东西对应了那个时期发生在我人生中的剧变。

        对于当年读过、膜拜过的许多小说，我只是对其中的创作技巧感兴趣，换言之，吸引我的是文字背后的“木匠活”。从初始三篇形而上学的抽象短篇到那个时期的最后三篇，我找到了对作家起步切实有用的门道，甚至没想过去摸索其他形式。我觉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不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裁，还有截然不同的结构，混为一谈是件要命的事。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短篇小说的地位高于长篇小说。

        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除了给我带来文学上的成就，也给我的生活制造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麻烦。糊涂朋友会当街拦道，向我借救命钱，他们不相信一位文学才华尽情施展的作家没有靠发短篇赚上大钱。我告诉他们，报社发文，不付任何稿酬，我也没指望过，当年国内的报纸杂志一律都是这样，对此，没几个人相信。更严重的是，爸爸对我非常失望，他发现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有三个在念书，而我却还不能养活自己。家里每月供我三十比索，光寄宿费就要十八比索，早餐还不能吃鸡蛋，而且我总是不得已动用这笔钱用于意外开支。不知从何时起，我养成了在报纸空白处、餐馆的餐巾纸上、咖啡馆的大理石桌面上信手涂鸦的习惯。我斗胆认为，那些画是我幼时在外公金银作坊的墙上涂鸦的衍生物，也许是排遣苦闷的好办法。一位在风车咖啡馆偶然结识的朋友不会画画，却靠关系在部委当画师，他提议，我帮他画画，他分我工资。这辈子，我再也没有离腐败那么近过，但也没近到让我后悔的程度。

        那段日子，我对音乐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加勒比海岸的流行歌曲——我从小听到大——在波哥大闯出了一片天地。《海岸时间》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由大西洋海岸驻首都音乐大使堂帕斯夸尔·德尔维奇奥主持，周日上午播出，大受欢迎。我们这些来自加勒比的学生会去电台所在地，跳舞跳到深夜。那是沿海音乐红遍内地的开始，之后甚至传到了祖国最偏远的角落，也提升了在首都求学的加勒比学生的社会地位。

        唯一摆脱不了的麻烦是逼婚。不知怎的，加勒比海岸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波哥大的姑娘会诱骗来自沿海的小伙子，骗上床，下套逼婚，不为爱情，只为找个面朝大海的住处。我可没这么想，谁知，此生最不愉快的经历全都发生在波哥大郊外那些凶险的妓院里。喝得晕晕乎乎的我们会跑到这些妓院耗掉酒劲儿。在最破的那家，我差点儿丢了小命。刚和一个女人完事儿，她就赤裸裸地跑到走廊上瞎嚷嚷，说我偷了她梳妆台抽屉里的十二比索。看家护院的两个小混混把勉强快活后的我打倒在地，不仅抢走了我口袋里仅剩的两比索，还把我扒个精光，连鞋都脱了，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搜身，帮她找钱。不管怎样，他们决定不杀我，直接交警局法办。这时，那女人才想起来，前一天她把钱挪了个地方，钱原封不动地在那儿放着。

        大学好友中，最难忘的是卡米洛·托雷斯，他上演了我们青年时代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一天，他第一次旷课。原因如燎原之火迅速传开。他收拾东西，离家出走，打算投奔距波哥大一百多公里的奇金基拉神学院。他母亲在火车站将他拦下，关进了书房。我去看他，他的脸色更显苍白，披着白色的套头斗篷，十分平静，让我第一次想到圣洁无瑕的状态。他想去神学院，志向使然，此前一直将其藏得天衣无缝。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此生不渝。

        “最困难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他对我说。

        他指的是跟女朋友分手。他决心已定，女朋友为他高兴。一个灿烂的下午过后，他莫名其妙地送给我达尔文的。我跟他告别时，奇怪地以为，这一别，就是永别。

        他在神学院期间，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依稀听说他去鲁汶念了三年神学。他的志向没有改变他的学生气质和世俗行为，追他的女孩当他是困在教士服里的电影明星。

        十年后，重返波哥大，由内而外尽显神职人员特色的他依然保留了少年时代的优秀品质。而我已是非科班出身的记者兼作家，已婚，有一子，名叫罗德里戈，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波哥大巴勒莫医院。家里决定请他给孩子施洗，教父是我们夫妇二人多年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教母是赫尔曼·巴尔加斯——他教我如何成为一流的记者和益友——的妻子苏珊娜·利纳莱斯。卡米洛跟普利尼奥早就认识，关系更好，但他并不认可这个教父，因为普利尼奥当时和共产党过从甚密。何况他太爱说笑，会破坏洗礼的庄严气氛。苏珊娜保证，孩子精神层面的教导由她负责。于是，卡米洛便找不到或不想找其他理由反对了。

        洗礼仪式于下午六点在巴勒莫医院的小礼拜堂进行，天又黑又冷，在场的只有教父、教母、我和一位穿着套头斗篷和麻鞋的农夫；这位农夫好似无声无息地飘了进来，无人察觉。苏珊娜抱来新生儿，无可救药的教父张口就是俏皮话：

        “咱们要把他培养成一名了不起的游击队员。”

        正在准备洗礼用品的卡米洛反唇相讥：“没错，上帝麾下的游击队员。”接下来，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施洗仪式开始，其隆重程度实属当年罕见：

        “我用西班牙语给孩子施洗，免得不信上帝的人听不明白。”

        字正腔圆的卡斯蒂利亚语在小礼拜堂里回响。借着儿时在阿拉卡塔卡做侍童打下的底子，我用拉丁语跟着念。到了圣水洗礼阶段，卡米洛目不斜视，故意滋事：

        “相信圣灵此时降临在孩子身上的人，请跪下。”

        孩子被圣水浇得大哭，教父、教母和我依旧站着，被神父朋友的话弄得不太自在。唯一跪下的是那位穿麻鞋的农夫。这一幕使我深受震动，作为我生命中的严厉训诫之一，一直跟随着我。我始终觉得是卡米洛处心积虑地找来那位农夫，专门教训我们，告诉我们何为谦卑，或至少，何为教养。

        后来我见他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总是来去匆忙，无事不登门，见面理由基本都和他保护政治难民的慈善事业有关。一天上午，他和一名入室盗窃犯出现在我的婚房里。盗窃犯已经刑满释放，可警察就是不放过他，将他浑身上下洗劫一空。一次，我送他一双户外鞋，鞋底设计特别，安全耐磨。几天后，女佣在照片上认出了那双鞋，主人是一名街头罪犯，葬身于路边水沟，正是我们那位盗窃犯朋友。

        我没有认为此事和卡米洛的终极命运有何干系，不过，几个月后，他去军方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从此音讯全无，直到政府宣布他参加了哥伦比亚解放军游击队。卡米洛死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享年三十七岁，在和军方巡逻队的交战中身亡。

        卡米洛进神学院时，我也暗下决心，不在法律系虚掷光阴，但我没勇气面对爸妈。我从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口中得知——他于一九四八年二月来到波哥大，找了份好工作——爸妈对我中学和大一的成绩十分满意，想给我一个惊喜，于是寄来一台市面上最轻便、最先进的打字机。那是我此生第一台也是最不幸的一台打字机，当天就被我当了十二比索，和膳宿公寓里的同学开派对，给弟弟接风洗尘。第二天，头痛欲裂的我们去典当行探看打字机是否尚未拆封，以确保等老天爷掉钱到我们手上让我们去赎它时，它仍完好如初。那位“画师”朋友给我发工资时，是个赎回它的好机会。可到最后一刻，我们又往后拖。我和弟弟每次经过，总会一起或分头行动，当街观察，确认打字机还在原处，包着玻璃纸，系着蝉翼纱蝴蝶结，漂漂亮亮地和几排妥善保护的家电放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我们醉酒后打的如意算盘依然落空，好在打字机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每个季度按时付利息，它会一直在那儿。

        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时局紧张，国家开始动荡。上台的是温和保守派奥斯皮纳·佩雷斯，尽管他本人德高望重，党内人士大多心知肚明，他的成功基于自由派的分裂。自由派大选失利，茫然不知所措，责怪阿尔贝托·耶拉斯立场中立，等于政治自杀。加夫列尔·图尔瓦伊医生大选失利后，意志消沉，莫名其妙地去了欧洲，非说那儿的心脏病学更胜一筹，一年半后，被失败的阴影吞噬，在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与纸花和陈旧的哥白林挂毯相伴，寂寂而终。而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则着眼于下一次大选，不但竞选活动一天不中断，还大力推进，力求重塑国家道德体系，超越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历史分歧，横向考虑，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做出更现实的区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他以历史性的振臂一呼“冲啊！”和超人的精力竭尽煽动之能事，甚至将抵抗的种子撒到了最偏远的角落，不到一年，他逐渐收复地盘，盼来了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前夜。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国家又要坠入内战的深渊。内战从赶走西班牙殖民者获得独立起，从前辈打到曾孙。四连败的保守党利用自由党分裂夺回政权，无论如何不想再失手。于是，奥斯皮纳·佩雷斯政府提前实行扫荡政策，血染国土，殃及民众日常生活。

        我没有政治头脑，云里雾里地畅游在文学世界里，对眼前的现实视而不见。直到有天晚上，在回膳宿公寓的路上，我才醒过神来。凛冽的寒风从山间吹来，城市荒凉寂寥，被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市剧院发表周五演讲时金属般的嗓音和故意为之的郊区腔清扫一空。剧院里坐得满满当当，最多只能容纳一千名观众，然而，演讲通过无线电传送，先用附近街道的高音喇叭，再用广播，把音量调到最高，鞭策着这座受惊的城市，在三小时甚至四小时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听众。

        那晚，街上似乎只有我一人，除了《时代报》报社所在的那个至关重要的街角由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每周五都是如此。我顿时醒悟。过去，我狂妄自大，不信任盖坦。那晚，我突然懂了：盖坦超越了西班牙语国度，正在创造一种无障碍语言，其考究不在用词，而在情感充沛，语调丰富。他本人在史诗般的演讲中故意用慈父般的口吻劝听众别闹事，回家去，可听众却理解为他是对一切代表社会不公和野蛮政权的事物表示唾弃。连本应维持治安的警察都听出了相反的意思，情绪激愤。

        那晚演讲的主题是控诉政府的扫荡政策所引发的灾难。政府的目的是消灭敌对的自由派，但警察在农村造成的死亡无法计数，涌入城市的难民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在历数骇人听闻的烧杀劫掠事件后，他提高声调，字斟句酌，字字珠玑，句句直击人心。盖坦慷慨激昂，民众群情激奋，最终引发了全城总爆发，并通过电波传播到全国每个角落。

        激动的人群涌向街头，掀起一场不流血的激战，警察睁只眼闭只眼。那晚，我才终于明白了外公的失落和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的精辟分析。我很惊讶，国立大学的学生依然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还有一些是共产党，盖坦提出的两分法在校园里无迹可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膳宿公寓，看见室友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读奥尔特加–加塞特。

        “维加医生，我想通了，”我对他说，“现在我总算知道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为何并如何发动了战争。”

        没过几天，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盖坦召开政治集会，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六万多，男男女女，黑衣重孝，挥舞着自由党的红旗和吊唁用的黑旗走上街头，悼念政府暴力下的无数遇难者。口号只有一个：保持静默。场面之壮观肃穆，不可思议。六万多人挤挤挨挨地沿着主干道走过十一个街区，连站在居民楼或办公楼阳台上观望的人也都保持静默。我身边的一位女士低声说了句祷告，近旁的一位男士吃惊地望着她说：

        “夫人，拜托！”

        她轻声道歉，陷入静默的人海。然而，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的是，在不寻常的寂静中，人群连走路和呼吸都小心翼翼。我来参加集会，并非出于政治信仰，纯属好奇，想见识见识静默的场面，却突然哽咽。在玻利瓦尔广场，盖坦站在市审计署的阳台上发表的演讲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连他自己的政党都没想到，人群没有发出半点儿掌声，集会口号在最苛刻的条件下得到了遵守。

        这就是“静默游行”。哥伦比亚历史上有过好几次，这是感人至深的一次。那个历史性的下午给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留下了盖坦当选势不可挡的印象。保守派对此心知肚明，暴力活动蔓延全国，除了扫荡，警察还疯狂地镇压手无寸铁的自由派。那个周末，在波哥大斗牛场，国民情绪获得疯狂宣泄：牛太温顺，斗牛士下不了手，愤怒的人群从看台冲入场内，气急败坏地将牛大卸八块。许多亲临或耳闻这起恐怖事件的记者和作家将其视为国民愤怒的终极表达。

        在高压环境下，第九届泛美大会于三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半在波哥大开幕。大会主席劳雷亚诺·戈麦斯好排场，斥巨资将城市装点一新。拉美各国首脑和大人物悉数到场，哥伦比亚最卓越的政治家均受邀出席，唯独漏掉了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无疑，劳雷亚诺·戈麦斯故意将其拒之门外；一些自由派领袖见盖坦一并攻击两党寡头政治，也对他怀恨在心。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是美国代表乔治·马歇尔。他是刚刚结束的二战中的大英雄，如电影导演般令人目眩地执导了欧洲重建计划。

        然而，四月九日，星期五，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成为当天的新闻人物，他为被控谋杀记者欧多罗·加拉尔萨·奥萨的赫苏斯·马里亚·科尔特斯·波韦达上尉获得赦免。尽管官司一直打到了下半夜，上午八点不到，他就兴冲冲地来到他位于第七大道和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的律师事务所上班。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他有好几个预约。可是不到一点，当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和六位私交或政界朋友前来道贺——官司打赢的消息尚未见报——并邀他共进午餐时，他欣然应允，其中一位是他的私人医生兼政治幕僚佩德罗·埃利塞奥·克鲁斯。

        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我坐在不到三个街区外的膳宿公寓食堂用餐。汤还没上，维尔弗里多·马修就惊慌失措地出现在我面前。

        “这个国家完了！”他对我说，“盖坦刚刚在黑猫咖啡馆门前遇刺了。”

        马修和这家膳宿公寓里的其他学生一样，也来自苏克雷。他是医学和外科学模范学生，老是怀有各种不祥的预感。不到一周前，他向我们宣布：眼下最可怕、后果最严重的事件将是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但当时，谁也没有大惊小怪，因为他不说，大家也能猜到。

        我鼓足勇气，沿着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发足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几乎位于第七大道拐角处的黑猫咖啡馆。他们刚把重伤的盖坦送往四个街区外的中心诊所，他还没有咽气，但救活无望。一群人掏出手帕，蘸满热血，打算留作历史纪念。一个披黑披肩、穿麻鞋的摆摊女人握着沾满鲜血的手帕，愤怒地低语道：

        “狗娘养的，他们杀了我的盖坦。”

        擦鞋匠们挥舞着木箱，想砸开新格拉纳达药店的金属卷帘门。当班的警察没几个，他们把行凶者关进药店，以免他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一个高个子男人沉着镇定，穿着笔挺的灰西装，像是去参加婚礼；他高喊出处心积虑的口号煽动人群，效果立竿见影。店主拉起卷帘门，生怕药店被人一把火烧了。愤怒的人群排山倒海般扑向行凶者，他惊恐万状，死死地抓着一位警察。

        “警官，”他苦苦哀求，几乎发不出声来，“别让他们杀了我。”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模样：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面无人色，满眼恐惧，穿着破旧的栗色竖条纹呢子西装，口袋盖早就被人扯坏了。这短暂的一幕在我脑海中成为永恒。擦鞋匠们挥舞着木箱，把他从警察手里抢了过来，多少只脚猛踹过去。他刚被打翻在地，就掉了一只鞋。

        “去总统府！”穿灰西装的男人——始终身份不明——高声下令，“去总统府！”

        最狂热的分子对他言听计从。行凶者已是血人，他们拖着他的脚踝，高喊着反政府口号，从第七大道前往玻利瓦尔广场，两边停着被堵在路上的近几班有轨电车。人群在人行道上和阳台上鼓掌叫好。行凶者小命已丧，尸体被打得变形，在铺石路面上留下破布和碎肉。不少人加入到队伍中，不到六个街区，队伍壮大到足以引发战争。饱受折磨的尸体上只剩下内裤和一只鞋。

        玻利瓦尔广场刚整修过，按照官方全新的审美标准，多了些不雅观的树木和做工粗糙的雕像，没有了昔日周五的宏伟与庄严。国会大厦——十天前，泛美大会在此开幕——空空荡荡，代表们都去吃午饭了。于是，人群继续前往总统府，那儿同样无人把守。他们扔下尸体，尸体上只有内裤的几缕破布、左脚上的鞋和脖子上不可思议地缠在一起的两条领带。几分钟后，共和国总统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偕夫人从恩加蒂瓦畜产品展览会开幕式上回来用餐，总统专车上的收音机一直没打开，他们不知道盖坦遇刺的消息。

        我在凶案现场又待了十多分钟，我很惊讶，目击者的说法变得太快，最后内容与形式均与事实不符。正是人流最拥挤的时候，我们站在希梅内斯大街和第七大道的十字路口，距《时代报》报社只有五十步之遥。我们知道陪盖坦离开律师事务所的有佩德罗·埃利塞奥·克鲁斯、亚历杭德罗·巴列霍、豪尔赫·帕蒂亚和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内拉曾任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政府的战争部长，是他来邀请这些人去吃饭的。盖坦没有任何护卫，在朋友们的簇拥下走出大楼。刚到有轨电车站台，门多萨就拉着他的胳膊，上前一步，把其他人甩在身后，说：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话音未落，盖坦就用胳膊捂住了脸。门多萨听见第一声枪响，看见面前有个男人，端着枪，用职业杀手的冷静对准盖坦的脑袋连开三枪；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目标不明的第四枪，或许还有第五枪。

        跟随父亲前来的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和两个妹妹埃尔维拉、罗萨·伊内斯看见盖坦仰面倒在站台上，一分钟后他被送往诊所。“他不像是死了，”多年以后，他对我说，“而像一尊仰面躺在站台上的宏伟塑像，旁边只有一小摊血。他睁着眼，直愣愣的眼神里透出无尽的悲伤。”在那一刻的混乱中，两个妹妹糊涂了，以为自己的父亲也遇害了。普利尼奥·阿普莱约把她们送上驶来的第一辆有轨电车，让她们离开凶案现场。可是，电车司机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帽子一扔，弃车而去，冲到街上，和抗议者们率先喊起了口号。几分钟后，他的车第一个遭殃，被疯狂的民众掀翻。

        关于行凶者的人数和任务分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位目击者称，三名行凶者轮番开枪；另一位目击者称，真正的行凶者趁乱混入人群，不慌不忙地上了一辆行驶中的有轨电车。门多萨拉着盖坦的胳膊想跟他说的事，大家乱猜一气，谁也没猜对。他是想让盖坦同意建一所工会干部学校，或如几天前他岳父开玩笑时所说：“一所教司机哲学的学校。”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第一枪便迎面打来。

        五十年后，我的记忆依然定格在那个煽动人群进攻药店的人身上。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有无数版本，没有一个提到过他。当时，他离我很近，高档西装，皮肤白皙，指挥若定。我注意到他，一直盯着他。行凶者的尸体刚被拖走，他也被一辆簇新的轿车接走，从此被历史遗忘，也被我遗忘，直到很多年后，当了记者的我突然想到：那人是为了保护真凶，才煽动民众杀死了替罪羊。

        当时，二十岁的古巴学生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代表哈瓦那大学前来参加与泛美大会民主对抗的学生大会，也亲临了那场无法控制的骚乱。他是六天前到的，同行的还有古巴大学生阿尔弗雷多·格瓦拉、恩里克·奥瓦莱斯和拉斐尔·德尔皮诺。抵达后，他立即处理相关事务，包括与他十分仰慕的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会面。两天后，他见到了盖坦，盖坦约他下个周五见，并亲自在工作簿四月九日那页注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下午两点。”

        根据菲德尔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媒体的讲述，加上与我这个多年好友长聊时的讲述，他听到刺杀消息时，正在律师事务所附近转悠，以保证两点准时到达。突然，他看见几帮人横冲直撞，奔走相告：

        “盖坦遇刺了！”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许久才意识到：就算等到四五点，也见不到盖坦了。门多萨·内拉临时起意，邀盖坦共进午餐，结果却出了大事。

        凶案现场人头攒动，交通中断，电车被掀翻。我回头往膳宿公寓走，想把午饭吃完。卡洛斯·h．帕雷哈老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拦住我，问我去哪儿。

        “去吃午饭。”我回答。

        “别胡扯，”他用他不知悔改的加勒比方言说，“盖坦刚刚遇刺，你还想去吃午饭？”

        他不留余地，命我立刻去学校，组织学生抗议。奇怪的是我居然违背本性，真的去了。我逆人流而行，沿着第七大道往北走，好奇、悲痛、愤怒的人群正在赶往凶案现场所在的拐角，开道的是国立大学校车，由激动的学生驾驶。距拐角一百米的桑坦德公园里，职员迅速关上了全市最豪华的酒店格拉纳达酒店的大门，那几天，参加泛美大会的部分首脑和重要嘉宾就下榻于此。

        穷人从各个街角钻出，组成一支全新的队伍，摆明了要大干一场。不少人刚刚洗劫过商店，偷出砍刀，挥舞着，迫不及待地要派上用场。我缺乏远见，猜不出暗杀将有何后果，比起去抗议，我更想回去把午饭吃了。于是，我转过身，回到膳宿公寓，三步并两步冲上楼，坚信那些关心政治的朋友早已进入战时状态。我想错了：餐厅里空无一人，住在隔壁的弟弟与何塞·帕伦西亚以及其他几个朋友正在寝室里唱歌。

        “盖坦遇刺了！”我叫道。

        他们向我示意知道了，可所有人似乎都在度假，不像遇到丧事，只顾一个劲儿地唱歌。后来，我们去冷冷清清的餐厅吃午饭，以为事态不会进一步发展，直到有人调高收音机音量，好让我们这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听到。一小时前鼓动我去抗议的卡洛斯·h．帕雷哈宣布由左翼自由派名士组成政府革命委员会，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兼政治家豪尔赫·萨拉梅亚。革命委员会的第一项决议是成立执行委员会、国家警察总部和革命政府所需的各个部门。之后，其他成员又喊了些更加不着边际的革命口号。

        在庄严的氛围中，我首先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爸爸知道他的右派老顽固表兄成了极左革命的主要领袖，会怎么想？膳宿公寓老板娘听见那么多大学老师的名字，很奇怪老师表现得不像老师，倒像吵闹的学生。几步之遥，局势完全不同。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人士在国家电台呼吁民众保持镇定，在其他电台呼吁打倒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自由党高层领导无视街头战乱，冒险前往总统府，和保守派政府共商大计。

        国家处于癫狂状态，我们目瞪口呆地关注着局势发展。老板娘的儿子突然大叫，说房子着火了。确实，最里面的毛石墙有条裂缝，浓浓的黑烟开始令寝室里的空气变得稀薄。无疑，浓烟来自于膳宿公寓隔壁的省政府，示威群众在那儿放了把火，好在墙壁很厚，经得住。我们三步并两步地冲下楼，只见全城处于战时状态。无法无天的抢劫者冲进省政府办公室，看到什么都往窗外扔。黑烟蔽日，空气污浊。疯狂的人群手持砍刀和从铁匠铺偷来的各式工具，在叛乱警察的帮助下放火烧抢第七大道和附近街道的商铺。扫一眼，就知道局势已经失控。弟弟大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该死，打字机！”

        我们跑到典当行。那儿还好，铁门紧锁，只是打字机不在原处。我们倒不担心，想着等几天就把它赎回来，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场大难，容不得我们等。

        波哥大驻军只保护银行和官方机构，公共秩序无人问津。许多警署高官事发后很快就躲进第五师，大量巡警沿街捡些枪支弹药，尾随他们而去。有几个人戴着起义袖章，挨着我们举枪扫射，震得我心怦怦直跳。此后，我便坚信，枪声也能杀人。

        从典当行往回走，只见短短几分钟内，第八大道的商铺就被洗劫一空。这里是全市最富丽堂皇的街道，出售名贵珠宝、英国面料和自庞德街舶来的帽子。这些原本摆在橱窗、沿海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物品如今谁都可以去抢，守护外国银行的士兵对此视而不见。高雅精致的圣马力诺咖啡厅店门大开，一片狼藉，身穿燕尾服、总是将加勒比学生拒之门外的服务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有人扛着高档衣服和成匹的布料，往大街上扔。我捡了一匹，没想到那么重，只好放下，虽然很舍不得。家用电器满街都是；威士忌名酒和各种进口酒被砍刀敲得粉碎，路上全是玻璃碴，很难走。弟弟路易斯·恩里克与何塞·帕伦西亚在一家被洗劫过的高档服装店淘到些剩货，包括一件上等料子做的天蓝色西装，正好是爸爸的尺寸，后来好多年里他都穿着它出席正式场合。我的战利品只有一件，是在全市最贵的茶餐厅捡到的那个牛皮文件夹，接下来那些年，很多夜晚我没有地方睡觉，就用它装上文稿，夹在胳膊底下随身携带。

        我和一帮人沿着第八大道往国会大厦走，前排刚进玻利瓦尔广场，就被一梭子弹撂倒。大街上突然倒下一批死者和伤员，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一个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人爬出死人堆，拉着我的裤脚，哀声求我：

        “年轻人，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我死！”

        我吓坏了，拔腿就逃。此后，我学会了忘记发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不幸，唯独难忘火光中那双眼里的无助。然而，我始终诧异，当时居然没有一秒钟想过，弟弟和我也可能丧生于那个无边的地狱。

        下午三点开始下雨，五点后转为瓢泼大雨，浇灭了不少稍小的火焰，也浇湿了叛乱者的热情。波哥大寥寥无几的驻军无法应对叛乱，只是设法打散了街上愤怒的市民。增援部队午夜过后才从邻省紧急调来，尤其是臭名昭著、以暴力著称的博亚卡省。直到那时，电台只煽动，不报道，无消息来源，无事实真相。增援部队于后半夜收复了遭暴民洗劫的商业中心，那里只有火光，没有电。然而，政治抵抗又持续了好几天，狙击手们埋伏在塔楼里和屋顶平台上。当时，街上早已尸横遍地。

        回到膳宿公寓时，市中心大半已是一片火海，剩下掀翻在地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残骸充当临时街垒。我们往箱子里塞了几件想带走的物品，后来才发现落下了两三个没能发表的短篇、外公送我的词典和中学毕业第一名的奖品——第欧根尼·拉尔修的那本书。

        我和弟弟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去距膳宿公寓四个街区的胡安尼托舅舅家避难。他们家住二楼：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两间卧室，住着舅舅、舅妈和他们的孩子爱德华多、玛格丽塔和尼古拉斯。长子尼古拉斯和我在膳宿公寓同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么多人，勉强住下。可是，马尔克斯·卡瓦耶罗一家心地善良，临时又腾出好些地方，甚至空出饭厅，不但收留了我们，还有我们的朋友和膳宿公寓的同学们：何塞·帕伦西亚、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和卡梅洛·马丁内斯，他们全都来自苏克雷，此外还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快到午夜时，雨停了。我们爬上屋顶平台，观看火光余烬中地狱般的城市景象。远处的蒙塞拉特山和瓜达卢佩山是浓烟弥漫的天空下两个巨大的黑影，愁云惨雾中我唯一能看见的还是那张巨大的垂死的脸。他爬过来，求我救他，而我却无能为力。街头围捕接近尾声，死一般的寂静中，无数埋伏在市中心的狙击手冷不丁放一枪，部队则在轰轰烈烈地清扫一切武装和非武装抵抗的痕迹，继而控制城市。死亡的景象让胡安尼托舅舅震惊不已，他一声叹息，道出了众人的心声：

        “上帝啊，这就像一场梦！”

        回到昏暗的客厅，我倒在沙发上。政府占有的电台播放的官方简报说局势正趋于稳定。没有更多的演说了，分不清哪些是官方电台，哪些是仍受叛乱分子控制的电台，更别提大量无法控制的恶意谣言，同样无法区分。听说所有使馆都挤满了难民，马歇尔将军在美国大使馆，由军校荣誉生负责保护。劳雷亚诺·戈麦斯从事发起就躲在那儿，他打电话给总统，认为掌握局势的是共产党，不希望总统和自由派谈判。前总统阿尔贝托·耶拉斯时任泛美联盟秘书长，乘车离开国会大厦时被认出。叛乱分子想通过他，让保守派以合法方式交出政权，他才侥幸保住一条命。到午夜时分，泛美大会大部分代表都已脱险。

        彼此矛盾的消息满天飞，据说诗人吉列尔莫·莱昂·巴伦西亚的同名儿子被人用石头砸死，尸体被挂在玻利瓦尔广场上。军队从叛乱分子手中夺回电台后，政府才真正开始控制局势。电台不再叫嚣着开战，改称政府已经控制局势，希望能稳定民心，安抚民众。同时，自由党高层正在和总统谈判，要求共掌政权。

        说实在的，带着政治意识行动的只有作为少数狂热分子的共产党。街头混乱时，他们像交通警察，指引人群前往政权中心。而正如盖坦在竞选活动中所控诉的那样，自由派内部一分为二：一边是希望在总统府通过谈判瓜分政权的领导人，另一边是千方百计在塔楼和屋顶平台对抗政府的选民。

        行凶者的身份是盖坦遇刺的首要疑问。时至今日，胡安·罗亚·谢拉单枪匹马，混在第七大道的人群中行刺的说法尚未获得一致认同。他不大可能独自行动，自主决定刺杀的日期、时间、地点和方式。罗亚五十二岁的寡母恩卡纳西翁·谢拉听广播得知政坛英雄盖坦遇刺后，特地拿出最好的衣裳，染黑戴孝，还没染完，就听说行凶者是她的第十三个孩子胡安·罗亚·谢拉。她一共生了十四个孩子，都只读过小学，其中四个已经死亡。

        根据她的说法，八个月前，胡安就举止怪异，自言自语，无故傻笑。一次，他对家人说，自己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转世，大家以为这是他醉酒后开的糟糕玩笑。她没听说过儿子伤害任何人，一定分量的人还给他写过推荐信，帮他找工作。胡安行刺盖坦时，包里就装着一封推荐信。六个月前，他亲笔给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写信，请求接见，讨一份工作。

        胡安的母亲对调查人员说，她儿子也向盖坦当面提过困难，但盖坦没有给他任何希望。她觉得儿子这辈子从没开过枪，可他行刺的手法无论如何都不像新手。他用的是支残破不堪的点三八口径长筒左轮手枪，枪枪命中，令人叹服。

        大楼里的工作人员称，案发前夕，他们在盖坦的律师事务所所在的那层楼见过凶手。门卫十分肯定地表示，四月九日早上，罗亚和一个陌生人走楼梯上去，乘电梯下来，两人在楼口候了好几个小时。不过，盖坦上楼时，楼口只有罗亚。

        盖坦竞选活动的宣传报《工作日报》记者加夫列尔·雷斯特雷波列出了罗亚·谢拉行凶时所携带的所有身份证件，凶手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一览无余，但作案动机无迹可寻。裤兜里乱糟糟地揣着八十二生太伏，而许多生活必需品只要五生太伏就能买到。上衣内袋里有个黑色真皮皮夹，装着一张一比索的钞票。他还带着一张诚信证明、一张警方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一张居住证明，地址是贫民区第八街30-73号。内袋里还有一本二等预备役军人证，据上面的记录，他是拉斐尔·罗亚和恩卡纳西翁·谢拉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二十一岁。

        似乎一切正常，可是，一个出身贫寒、无犯罪前科的人为何要携带这么多份良民证？不过，唯一让我疑惑且永远无法释怀的是那个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男子，他让愤怒的人群去处置凶手，自己却乘豪车人间蒸发。

        思想传播者遇刺身亡，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遗体在接受防腐处理时，自由党领导人聚集在中心诊所的餐厅里，讨论紧急预案。当务之急是在无预约的情况下前往总统府，和元首商议国家面临动荡，该如何应对。晚上九点不到，雨小了。第一批代表一脚高一脚低，好不容易走过民众暴乱后一片狼藉的街道。狙击手们躲在阳台和屋顶平台上乱开枪，尸体随处可见。

        在总统办公室前厅，他们见到了一些保守党官员和政客，还有总统夫人堂娜贝尔塔·埃尔南德斯·德奥斯皮纳。她十分镇定自若，还穿着陪丈夫出席恩加蒂瓦展览会时的那身衣服，腰上别着佩枪。

        傍晚，总统和战略要地失去了联系，在紧闭的门后，试图和军方代表及部长们评估国家局势。不到十点，自由党领导人突然到访，令他措手不及。他不想同时接见他们所有人，希望能两人一组，分别接见，但他们决定：要么不见，要么全见。总统最终让步，自由党人以为他是因为气馁。

        总统身着一尘不染的西装，坐在大会议桌桌首，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只能从抽烟方式上看出他有点儿紧张。他迫不及待地抽着，一根接一根，有的抽到一半就掐了，再点一根。多年后，曾经在场的一位自由党领导人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总统不动声色，身后火光熊熊，将他的脑袋映成铂金色。透过总统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天在燃烧，废墟里的残火一直蔓延到世界尽头。

        关于那次会见，在场人士透露过一些，有的歪曲事实，有的凭空想象。诗人兼历史学家阿图罗·阿拉佩最大程度地拼合记忆碎片，重现了那凶兆重重的几日。

        在场的有自由派晚报《观察家报》的主编堂路易斯·卡诺、促成会议的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和其他三位更加朝气蓬勃的自由党领导人：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达里奥·埃昌迪亚和阿方索·阿劳霍。讨论过程中，还有另一些杰出的自由派人士进进出出。

        多年以后，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耐心耗尽，流亡到加拉加斯。他十分清晰地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有备而去。只有他目睹了盖坦遇刺。他天生口才好，又是新闻记者，自然绘声绘色，娓娓道来。总统听得十分专注，一脸凝重，听完请在座各位发表意见：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如何公正处理，拯救国家。

        门多萨一向干脆利落、直来直去，这一点敌友皆知。他回答说，政府应该授权武装部队处理，民众当时是信任武装部队的。门多萨曾在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的自由党政府任战争部长，了解军队内情，他认为只有军队才能让国家重回正轨。他的想法过于现实，总统不同意，自由派人士也不支持。

        接下来发言的是以谨慎著称的堂路易斯·卡诺，他对总统的感情近乎父爱。他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奥斯皮纳任何迅速、公正的决定，他都会全力支持。总统向他保证，绝不违宪，采取必要措施，让国家恢复正常。他指着窗外地狱般的城市，提醒他们——不想讽刺，但没忍住——这一切可不是政府造成的。

        奥斯皮纳总统涵养深厚，不紧不慢，不像劳雷亚诺·戈麦斯那么闹腾，也不像其他那些称得上是筹划竞选活动专家的党内人士那么傲气。可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他表现出和别人一样的固执。就这样，他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堂娜贝尔塔时不时进来一会儿，发布的消息越来越恐怖。

        当时，街上的死亡人数已经无法统计，无数狙击手埋伏在暗处。人们痛不欲生，怒不可遏，从名店抢来名酒，喝完后发酒疯。市中心毁于一旦，依然是一片火海。教会商店、司法部、省政府和许多古建筑要么给一把火烧了，要么所剩无几。在总统府这座孤岛上，现实无情，步步紧逼，多人对抗一人，达成和平协议之路越来越狭窄。

        达里奥·埃昌迪亚也许威望最高，但话最少，调侃了总统两句，就不知又想什么去了。他似乎是接替奥斯皮纳·佩雷斯任共和国总统的不二人选，可那天晚上，他既没有崭露头角，也没有弄巧成拙。总统原属于温和保守派，却越来越不温和。他是一个世纪以来两位总统的孙子和侄子、一家之主、退休工程师、百万富翁，此外，还不声不响地干了些其他事，以至于有人捕风捉影，说真正当家并在总统府做主的是他有胆识、有魄力的夫人。他自嘲道，即便如此，接受夫人建议并无不妥，只不过顺应民意，主持大局似乎更为妥当。

        他说得这么有底气，当然是因为掌握了自由派没能掌握的信息：关于国内秩序定时定点的完整汇报。他离开办公室好几次，去听详细汇报，随时掌握动态。波哥大驻军不到一千，各省传来的消息或多或少都挺严重，好在忠诚的武装部队纷纷控制了局势。邻省博亚卡自由主义历史悠久，保守主义也颇为强硬，省长何塞·马里亚·比利亚雷亚尔是铁板钉钉的保守党人士，不仅早早镇压了地方叛乱，还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派来增援首都。因此，总统只要跟自由派耗时间，少说话，慢条斯理地抽烟，想办法拖住他们就行。他没看钟，但时间一定估算得特别准。绝对可靠的增援部队何时赶来实施官方镇压，他成竹在胸。

        各种试探耗了很久后，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使出最后一招，提出自由派领导人在中心诊所达成的终极建议：请总统退位让贤，由达里奥·埃昌迪亚主持大局，以维护政治和睦与社会和平。两位享有极高政治声誉的前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和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当天不在国内，否则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支持这种做法。

        然而，总统的回复出人意料。他说话也像吸烟那般慢条斯理，不失时机地露出他鲜为人知的真面目。总统表示，对他和家人来说，退朝归隐，不问政事，携家产移居海外，其乐融融。然而，总统任职期间外逃，对国家意味着什么，让他惴惴不安，内战爆发将不可避免。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再次请他退位时，他说自己有责任维护宪法和法律，要对得起国家，更要对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据说就在此时，他说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话——似乎他从未说过，但永远地记在了他头上——“对哥伦比亚的民主进程而言，死掉的总统比逃亡的总统更有价值”。

        在场的人当中没有一位记得听他或听任何别的人亲口说过这句话。随着时间流逝，其出处众说纷纭，人们甚至讨论了它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却从未提过它散发出的文学光辉。此后，它成为奥斯皮纳·佩雷斯政府的标志性话语和主要成就。有人说，这是几位保守派记者杜撰的，更多人认为它极可能出自于知名作家、政治家、时任矿业及石油部长的华金·埃斯特拉达·蒙萨尔维之口。当时，他就在总统府，但不在会议室。总之，一定有人说过这句名垂青史的话。城市满目疮痍，灰烬渐冷；国家再也不复从前。

        说到底，总统真正立下的大功不是说了什么历史性话语，而是用糖衣炮弹加迷魂汤把自由派领导人拖到了下半夜。增援部队赶到，镇压了平民暴乱，保守派强行恢复了社会和平。四月十日上午八点，十一声电话铃将达里奥·埃昌迪亚从噩梦中惊醒，他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两党联合政府成立，好歹是个安慰。劳雷亚诺·戈麦斯不满于此处理方式，又担心个人安危，于是举家迁往纽约，而当时的形势渐渐开始有利于实现他荣登总统之位的夙愿。

        盖坦为之献身的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梦想，在余烬未消的断壁残垣间灰飞烟灭。接下来几年，由于官方镇压和缺衣少食，波哥大街头的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另有百万人走上了流亡之路。过了很久，政府高层的自由派领导人才后知后觉，他们恐怕会在历史上留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恶名。

        当日波哥大的历史见证人当中，有两位和我原本素不相识，多年后都和我成了挚友。一位是危地马拉诗人、政治及文学评论家路易斯·卡多萨–阿拉贡，他以外交部部长和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来参加泛美大会；另一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均被控参与暴乱。

        对卡多萨–阿拉贡的指控更为具体，说他用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文斯进步主义政府特使的身份做掩护，煽动暴乱。卡多萨–阿拉贡是危地马拉一届历史性政府的代表、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绝不会参与那场荒唐的冒险。他在精美的回忆录里痛心疾首地提到，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绰号“卡利班”，在《时代报》上他的热门专栏“时间之舞”中指控他应本国政府之命，刺杀乔治·马歇尔将军。如此胡言乱语，泛美大会代表们纷纷要求报社更正，但没有结果。保守派政府的官方喉舌《世纪报》昭告四方，称卡多萨–阿拉贡煽动暴乱。

        多年后，我在墨西哥城认识了他和妻子丽雅·科斯塔克夫斯基。他们在科约阿坎区的家中有当年知名画家的多幅真迹，记忆中那处住宅神圣而美丽。每到周日晚上，好友们齐聚一堂，在那儿度过一段亲密而朴实无华的时光。卡多萨–阿拉贡自认为捡了一条命。盖坦遇刺几小时后，他的座驾被狙击手命中；几天后，暴乱平息，他又路遇醉汉。醉汉举枪，对着他的脸开火，连续卡壳两次。四月九日常被我们提起。岁月逝去，有愤恨，也有怀念。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一些和他学生积极分子的身份相关联的活动，更是背上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指控。四月九日，在全城暴乱的人群中度过了一个可怕的白天后，在那个黑暗的夜晚，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国民军第五师，希望能找到办法，结束街头滥杀无辜的局面。然而驻地也发生起义，谁也不听谁的。卡斯特罗的绝望，可想而知。

        他拜见了驻军长官和起义军官，试图说服他们，有兵不用，等于浪费，但没有成功。他请他们带兵上街，维持治安，匡正秩序，历数各种先例，百般鼓舞，可他们就是不听。与此同时，政府军和坦克把驻地打成了马蜂窝。最终，他决定和其他人共进退。

        下半夜，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前往第五师，带去自由派领导人的指示，希望起义将领、武装警察以及许多正在茫茫然待命的自由派人士和平地缴械投降。在耗时长久的马拉松谈判中，门多萨·内拉牢牢记住了那个身材魁梧、能言善辩的古巴学生。自由派领导人和起义军官论战，他多次调停，思路清晰，完胜众人。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了那名古巴学生是何许人也。他在加拉加斯一张恐怖之夜的照片上偶然认出了他，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上了马埃斯特腊山。

        十一年后，我认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记者，去报道他胜利解放哈瓦那。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历经磨难，历久弥新。在我们海阔天空的长谈中，四月九日常在嘴边，他认为那是他成长中的重要时刻之一。特别是在第五师驻地那晚，他发现起义军大多进进出出，忙着抢东西，而不是奋力坚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当两位朋友正在见证哥伦比亚历史的分水岭事件时，我和弟弟，以及其他几名逃难者正躲在胡安尼托舅舅家，于黑暗中幸存下来。我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已是一名见习作家，某天会凭借记忆重现这段惨痛的经历。当时，我唯一的担心很现实：给家人报个平安——至少当时平安——同时确认爸妈和弟弟妹妹们也平安，特别是远离家人、在外住校的两个大妹妹玛尔戈特和阿依达。

        在胡安尼托舅舅家的避难经历很神奇。头几天过得艰难，老听见枪响，又没有确切消息。可是渐渐地，我们敢去附近商店买吃的了。街道被奉命坚决射击的部队占领。何塞·帕伦西亚简直没治了，他从垃圾箱里淘到一顶侦察兵的帽子和一副绑腿，假扮军人上街转悠，被巡逻队发现后，竟奇迹般地逃脱。

        商业电台被军方控制，午夜前停止播音；电报和屈指可数的老式电话只为治安部队保留；没有其他通讯方式。电报所里人满为患，队伍排得一眼望不到头。电台开启了一项新服务，即用电波传递消息，听见了幸运，听不见自认倒霉。这办法似乎最可靠易行，我们也用了，没抱太大指望。

        我和弟弟三天闭门不出，再上街，景象恐怖：城市变成废墟，雨下个不停，雾蒙蒙的，看不真切。雨水减小了火势，也耽误了重建。市中心多条道路被封，狙击手埋伏在屋顶平台，行人要听从像是在打世界大战的武装巡逻队的指令，毫无必要地舍近求远。街上腐臭难闻，军用卡车还未收拾堆在人行道上的尸体，士兵们被迫面对成群前来认尸的绝望市民。

        昔日的商业中心化为废墟，臭气熏天，让人不得不捏着鼻子，许多寻亲的市民被迫选择放弃。堆得最高的一座“小山”上，有具尸体引人注意：光着脚，没穿裤子，只穿着一件完美无瑕的长礼服。三天后，灰烬还散发着无名尸体的臭味，一具具尸体烂在了瓦砾中，或在人行道上堆成堆。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拉了一下枪栓——没听错——外加一声断喝：

        “举起手来！”

        我们俩猛地站住。我吓傻了，想都没想，乖乖地举起手，听见安赫尔·卡西哈哈大笑，这才缓过神来。安赫尔·卡西是我们的朋友，作为一等预备役军人，应召入伍。有了他，我们这些躲在胡安尼托舅舅家的难民才在国家电台门前等了一天后，用电波向亲人报了平安。电台不分昼夜，两周内连续发送了无数条消息，我们那条，爸爸在苏克雷听到了。家人总爱胡思乱想，我和弟弟饱受其害。我们担心，妈妈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会以为是朋友发善心，报的假平安。我们猜得大差不差：妈妈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做噩梦，梦见两个大儿子遇上骚乱，倒在血泊中，场景十分逼真。后来，她从其他渠道证实我们都还活着，决定谁也不许再回波哥大，哪怕全部饿死在家里。妈妈的决定没得商量，爸妈的第一封电报上只写着：速回苏克雷商讨前程。

        在紧张的等待中，好几个同学向我描绘了去卡塔赫纳完成学业的大好前景。波哥大会从废墟中站起来，但波哥大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大屠杀带来的恐惧。卡塔赫纳有所遍布古迹的百年名校，法律系规模不大，国立大学的差学生到那儿也是好学生。

        未经深思熟虑，我不想断然放弃；没有耳闻目见，也不想先跟爸妈提，只说要坐飞机，经卡塔赫纳回苏克雷。战事如火如荼，从马格达莱纳河走水路无异于自杀。路易斯·恩里克的想法是，先跟波哥大老板结账，再去巴兰基亚找活儿。

        不管怎样，我早就看清了，我去哪儿都当不成律师，只想争取时间稳住爸妈。卡塔赫纳作为缓兵之计，可以考虑。我从未想到的是，这个合情合理的盘算最终会让我死心塌地地决定：就在那儿生活下去。

        那些天，想弄到同一个航班的五张机票飞往沿海任何地区，只能靠恩里克大显身手。他冒险排了许多一眼望不到头的队，在应急机场从这头到那头，奔波了一天，终于弄到三个航班的五张机票，起飞时间不确定，到处都是枪林弹雨和看不见的爆炸。我和弟弟的机票得到确认，同一航班飞往巴兰基亚。可到最后一刻，我们还是搭乘了不同的航班。从上一个周五起，波哥大一直暮霭沉沉，细雨绵绵，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和腐尸味。从舅舅家到机场的路上，我们连续在两个岗哨接受盘问，岗哨士兵也胆战心惊。在第二个岗哨，一声爆炸，紧接着是重型武器扫射。士兵们卧倒，也让我们卧倒。后来才知道，爆炸是工业瓦斯泄漏所致。一名士兵告诉我们，他守了三天，无人换岗，也无弹药，城里的弹药已经全部用尽。被拦住后，我们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士兵的恐惧更让我们崩溃。验完身份和出行目的，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登机前，无须再办其他手续，只须等。有个好心肠的人，给了我三根烟。我一边等，一边抽了两根，留一根在路上，以缓解坐飞机的恐惧。

        没有电话，勤务兵只好骑摩托，在岗哨间传递航班消息和变更通知。上午八点，他们安排一群人即刻登机，飞往巴兰基亚，不过不是我那个航班。后来，我听说三个朋友和弟弟也在另一个岗哨登机，弃我而去。我孤身一人，只能横下心，硬着头皮对付我与生俱来的飞行恐惧症。登机时，乌云密布，惊雷滚滚。舷梯被挪给另一架飞机用了，我扶着两名士兵，爬上泥瓦匠用的梯子，成功登机。同一机场，同一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登机前往哈瓦那。多年以后，他亲口告诉我，那架飞机运的是斗牛。

        我坐的好歹是架DC–3型客机，刚上过油、刷过漆，还能闻着味儿。客舱里没有座位灯，也没有标准的通风装置，是专门用来运送部队官兵的。座位不是普通客舱那种排成三排、相互分开的座椅，而是两条用普通木板做成的长凳，牢牢地固定在机舱地面。我的全部行李是一只亚麻布旅行箱，装着两三套脏衣服、几本诗集和弟弟路易斯·恩里克设法挽救的文学增刊剪报。乘客们相对而坐，从驾驶舱一直坐到机尾。没有安全带，只拴着两根龙舌兰绳，相当于给每侧各配备了一条长长的集体安全带。对我来说，最残忍的是刚点上那根留在飞行途中抽的烟，穿连体工作服的飞行员就在驾驶舱里通知大家：客舱内禁止吸烟！油箱就在脚下，只隔一层木板。那是无比漫长的三小时飞行。

        飞机抵达巴兰基亚时，刚开始下大雨，仿佛所有雨水都集中在了四月，房屋被连根拔起，而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孤单躺在病床上的人溺水而亡。机场被浇得一团糟，我只好原地躲雨，好不容易打听到弟弟和两个同伴搭乘的飞机准点到达，可他们三人早已赶在雷声响起、大雨倾盆之前匆忙离开了机场。

        三小时后，我才赶到车站。雷雨天气，发车时间提前，开往卡塔赫纳的最后一班车已经走了。我不担心，反正弟弟在巴兰基亚，可是我怕：身无分文，如何过夜？最后，多亏何塞·帕伦西亚，我才在美丽的伊尔塞·阿尔瓦拉辛和莉拉·阿尔瓦拉辛姐妹家临时住下，并在三天后，搭乘邮政公司的破车前往卡塔赫纳。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留下，在巴兰基亚等一份工作。我只剩八比索，不过何塞·帕伦西亚答应当晚坐公共汽车给我送点儿钱过去。车上挤满了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不过，司机答应再带三个，坐在车顶的货包和行李间，收票价的四分之一。坐着如此奇怪的座位，晒着大太阳，我在想：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哥伦比亚的二十世纪才真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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