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推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呢。“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他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像一头温顺的牤牛，而且他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像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头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他系好衣服，拔掉门闩，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他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间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浓烈的氨水气味真是呛人。随后，他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走到教堂狭窄的小门前，他再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楼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虫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拍死后颈上的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楼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喑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尽，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敲钟可算是个累活。但他却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她打开第一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老鼠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那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那清晰又有点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地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编的歌。”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像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那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声钟响，接着是召唤人们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斯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没有什么区别。。”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她的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神父说。

        “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特莉妮达心不在焉地答道。她把盛死老鼠的纸盒晃得哐啷哐啷直响。“不过，昨晚上还有比唱小夜曲更妙的事哪。”

        神父停住脚步，两只宁静的淡蓝色的眼睛盯在特莉妮达身上。

        “什么事？”

        “匿名帖。”特莉妮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隔着三扇门的那幢房子里，塞萨尔·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只大象。大象还是他礼拜天在电影里看到的呢。那天，离电影结束只差半个小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如今在梦境里，电影正接着往下演。

        惊恐万状的土人东逃西窜地躲避象群，塞萨尔·蒙特罗也把沉重的身躯一个劲儿地往墙上挤。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醒来。“快走吧！”他咕哝了一声，又把身子躺平了。猛然间，他醒了过来，只听得教堂里正在敲第二遍钟，叫大家去望弥撒。

        这间屋子很宽敞，周围装着铁栅栏。面朝着广场的那扇窗户也装着栅栏，提花布做的窗帘上印着黄色的花朵。床头柜上放着一台收音机、一盏灯和一口锃亮的方形座钟。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带穿衣镜的宽大衣柜。塞萨尔·蒙特罗穿马靴的时候，听到巴斯托尔吹单簧管的声音。生皮子做的靴带沾上泥，变得硬邦邦的。塞萨尔·蒙特罗使劲拽了拽靴带，用拳头攥住它来回捋了捋，那副手掌比靴带皮子还粗糙。接着，他到床底下找马剌，没有找着。昏暗中，他继续穿衣服，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扣好衣服，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又猫下腰，到床底下找马刺。他先用手摸了摸，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钻到床底下去。这时候，他的妻子醒过来了。

        “找什么？”

        “马刺。”

        “在衣柜后面挂着哪，”她说，“礼拜六你自己挂在那儿的。”

        她把蚊帐推到一边，打开灯。塞萨尔·蒙特罗红着脸直起腰来。他的个头很大，长得虎背熊腰，可是动作十分轻捷，即使穿上那双底子像两根粗木条一样的马靴，也还是那么灵便。他体魄健壮，总不显老。不过，从脖子上的皮肤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塞萨尔·蒙特罗坐在床上装马刺。

        “雨还在下呢。”他的妻子说。她觉得浑身酸懒，似乎夜间的潮气全被她吸进骨头里去了。“我真像块海绵似的。”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个头矮小，瘦骨嶙峋，鼻子又长又尖，整天好像睡不醒似的。她隔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看看雨下得怎么样了。塞萨尔·蒙特罗系好马刺，站起身来，用鞋后跟在地上磕了几下。黄铜马刺震得屋子一个劲儿地颤动。

        “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

        可他妻子陶醉在巴斯托尔那悠扬的音乐声中，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转过脸来的时候，看见塞萨尔·蒙特罗正对着衣柜梳头。他两腿叉开，低着脑袋，穿衣镜简直容不下他。

        她低声哼着巴斯托尔吹的曲子。

        “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唱这个歌。”他说。

        “挺好听的。”她说。

        她从床头上解下一根缎带，把头发拢到脑后扎了起来。这时候，她完全醒过来了，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直到死神降临。”塞萨尔·蒙特罗没有答理她。他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钱夹——抽屉里面放着几件首饰、一块小女士表和一支自来水笔——抽出四张票子，又把钱夹放回原处。随后，他把六发猎枪子弹装进衬衫兜里。

        “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说。

        塞萨尔·蒙特罗打开通往院子的屋门，在门槛上停了一会儿，一边呼吸着十月里阴冷的空气，一边让眼睛适应外面的黑暗。他刚要带上门，卧室里的闹钟蓦地丁零零响了起来。

        妻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手把着门环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妻子将闹钟按停。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下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大象。”

        说完，他把门带上，去给骡子备鞍。

        第三次晨钟敲响之前，雨突然下大了。贴着地皮刮起一阵狂风，吹落了广场上杏树的几片残余的枯叶。路灯熄灭了，挨家挨户的大门还关得严严的。塞萨尔·蒙特罗把骡子赶进厨房，骑在骡背上大声叫他妻子把雨衣拿来。他取下斜挎在背上的双管猎枪，用鞍子上的绳子把猎枪平着绑好。这时候，妻子拿着雨衣走了进来。

        “等雨停了再走吧。”她犹犹豫豫地说。

        他默默地穿上雨衣，朝院子里望了望。

        “这场雨说不定会下到十二月。”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目送着丈夫到了走廊的另一端。瓢泼大雨倾泻在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他还是出门去了。他用马刺往骡子身上一磕，连忙把身体伏在鞍子上，免得碰着门楣。朝院里一走，顺着房檐流下的雨水落在他的背上，像铅弹一样爆裂开来。走到大门口，他也没有掉过头来，只是喊了一声：

        “礼拜六见。”

        “礼拜六见。”她说。

        广场上，只有教堂的大门大敞着。塞萨尔·蒙特罗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浓云密布，离头顶只有几拃远。他伸手画了个十字，用马刺猛踢一下坐骑。那头骡子扬起前蹄，打了几个盘旋，才在像肥皂一样滑溜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瞥见自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片。

        塞萨尔·蒙特罗骑在骡子上看了看纸上写些什么。雨水已经把字的颜色冲淡了，好在油漆刷子写的印刷体字母遒劲粗犷，还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塞萨尔·蒙特罗赶着骡子朝墙边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他一抖缰绳，骡子嘚嘚嘚一阵小跑，脚步很匀称，足能跑上几个小时。他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离开了广场。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泥土墙的。人们睡梦方醒，正纷纷打开大门。一股咖啡的芳香扑鼻而来。塞萨尔·蒙特罗来到镇子边，掉转骡子，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广场，在巴斯托尔家门前勒住了坐骑。他翻身下骡，取下猎枪，把骡子拴在木桩子上，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

        大门没有上闩，地上汪着一大摊水。塞萨尔·蒙特罗走进昏暗的堂屋。他听到一声尖厉的乐器声，随后便悄然无息了。屋子里有一张小桌，四周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羊毛织的桌布，摆着一个插假花的瓶子。他穿过房间，走到通向庭院的屋门前停住脚步，把雨衣的兜帽往后一甩，摸着黑拉开猎枪的枪栓。然后，他平静甚至有些亲切地叫了一声：

        “巴斯托尔。”

        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拆卸单簧管的吹嘴。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伙子，腰杆挺得笔直，刚刚长出的胡髭用剪刀修理得十分整齐。他看见塞萨尔·蒙特罗脚后跟使劲蹬在地上，猎枪提在腰间，装好子弹瞄准了他。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声没吭，面色顿时煞白，强挤出一丝苦笑。塞萨尔·蒙特罗站稳脚跟，用胳膊肘紧紧夹住枪托，咬紧牙关，扣了一下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屋子抖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枪响之前还是枪响之后，塞萨尔·蒙特罗看见门外的巴斯托尔像条虫子似的扭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身子底下是一片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

        枪响的时候，镇长正要进入梦乡。一连三个晚上，他牙疼得睡不着觉。今天清晨，望弥撒的晨钟第一次敲响时，他吞下了第八片止痛片。牙疼稍微好了一点，听着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的嗒嗒声，他渐渐有了些睡意。入睡时，牙虽不疼了，可还是一跳一跳的。枪声一响，镇长猝然惊醒，伸手抄起手枪和子弹带。平素他总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吊床旁的一把椅子上，左手一伸就能够着。醒来以后，他只听到细雨的沙沙声，还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牙又开始疼了。

        镇长有点发烧，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颊肿了起来。他打开一个装薄荷油膏的盒子，把油膏涂在痛处。嘴巴肿了，一直没法刮脸。骞地，透过雨声，他听到远处人声嘈杂，于是走到阳台上。街上的居民正朝广场跑去，有些人只穿着睡衣。一个小伙子扭过头来，举起双臂，边跑边朝他喊道：

        “塞萨尔·蒙特罗杀死了巴斯托尔。”

        广场上，塞萨尔·蒙特罗端着枪对着人群转来转去。镇长简直认不出这个人了。他用左手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广场中央走去。人们给他闪出一条路。从台球厅里走出一名警察，端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瞄准着塞萨尔·蒙特罗。镇长压低声音对他说：“别开枪，畜生！”他边说边把手枪装进枪套里，从警察手中夺过步枪，举着它继续走向广场中央。人群纷纷往墙边退去。

        “塞萨尔·蒙特罗，”镇长高声叫道，“把猎枪交给我。”

        这时候，塞萨尔·蒙特罗才看见镇长。他猛地一跳，扭过身子来对着镇长。镇长立刻扣住扳机，但是没有开枪。

        “过来拿吧！”塞萨尔·蒙特罗喊道。

        镇长左手端好枪，右手抹了抹眼皮上的雨水，一步步地朝前走，手指紧张地扣住扳机，两眼死死地盯着塞萨尔·蒙特罗。突然，他止住脚步，用和蔼的口吻说：

        “把枪扔在地上，塞萨尔。别再干蠢事了。”

        塞萨尔·蒙特罗倒退了一步。镇长依然紧张地扣着扳机，浑身上下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直到塞萨尔·蒙特罗手往下一垂，把猎枪扔在地上。这时候，镇长才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睡裤，可站在雨里还是热汗涔涔，牙也不疼了。

        家家户户纷纷打开大门。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广场中央。人群随着他们聚拢过来。警察半转过身，举起枪大声喊道：

        “往后退！”

        镇长谁也不看，平心静气地说：

        “请大家退出广场。”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脱掉雨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了四发子弹，裤子后兜里找到一柄牛角把的匕首，另一个兜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拴着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听任镇长搜身。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将东西和塞萨尔·蒙特罗一起交给他们。

        “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可要好好看管他。”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广场上聚集的困惑不解的人群。镇长目送着他走远，心里像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哄赶小鸡的手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然后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家。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使劲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道：“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女人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让她喘口气。”

        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边上，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直冲鼻孔。几个男人正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散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回鸽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它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尸体的腰部有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尸体身上的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他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神点，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女人们的哭声。号叫声和令人窒息的气味让屋里的空气显得越发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

        “像头猪似的！”镇长回答道。

        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停了，但阴暗的天空仍然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了，”镇长不耐烦地说，“您不用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

        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并命令警察撤掉守卫。被挡在外面的人群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台球厅。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

        往常这个时候，台球厅是不开门的。今天，还不到七点钟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吧台喝咖啡，他们多半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一边穿上干净衣服，一边默不作声地侧耳聆听着周围人的交谈。离开台球厅时，他已经把事件的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扰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沿着石墁的街道走去，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止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受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沿街走着，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色的货物摆出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谁也看不出来，他满头油光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结实而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牙齿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大夫问。

        “一颗倒霉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他走到码头尽头，敲了敲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有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什么也没穿。

        “快收拾收拾，跟我处理尸体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处理尸体的手续吗？”

        “当然。”法官答道。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上，看看要填写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他摊开双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中。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条干净毛巾，又裹上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卧室走。

        “我给您拿香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边应和边看了看手掌，然后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尽是鸽子毛。”他说。

        他坐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浓咖啡，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穿好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

        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隆起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像平时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待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他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开了灯，蚊虫像一层云雾似的把神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药，呛得他自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累得他热汗淋淋。他脱下黑袍子，换上平时穿的那件打补丁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趁这个工夫把葱头切成细长条。然后，他把食物通通倒在一个盘子里，里面盛着午饭吃剩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冷米饭。他端着盘子来到桌边，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神父用餐刀把食物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起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仔细地咀嚼着，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粒米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堂区档案。屋角放着一把高背藤摇椅，椅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挂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卧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憋闷。他打开一包番石榴做的甜饼，又倒了满满一碗水，一边吃甜饼一边直勾勾地瞧着日历。吃一口，喝一点水，目光始终盯在日历上。最后，他打了个嗝，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书房进餐，每天丝毫不变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他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妥。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了她，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最好还是在奶酪里掺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喑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刺啦声，最后是以尖厉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今晚有电影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答道，“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摆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

        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又关了教堂里的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于是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他又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片刻之后，神父坐在书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齐胸以上的扣子都解开，把信纸、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兜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叩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座位上的灰尘，叉开两腿坐下来。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会。”

        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以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死了人的小镇上的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啊。”

        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都换了人啦。”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就一直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以来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上个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很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只是在想，这间书房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

        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真拿您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书房。

        “简直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门闩，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入沉思。这时候，喇叭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地面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但在这之前，他又重新读了读最后一段，然后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又下雨了。今冬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太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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