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我们家闹得一团糟。大夫的死讯传来，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早就料到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死竟会使我们家闹得不可开交。我想，总得有个人陪我去办丧事吧，而这个人应该是我老伴儿，尤其是三年前我生了那场病之后，她就更没有理由不陪我去了。还有，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她翻腾写字台的抽屉，找到了那根银柄的小棒和会跳舞的娃娃。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玩具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天下午，我们拧紧发条，娃娃和从前一样伴着音乐声跳起舞来。音乐原本是挺欢快的，但在抽屉里放久了，现在声音显得喑哑、悲凉。阿黛莱达一边盯着娃娃跳舞，一边回忆往事。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噙着悲哀的泪水。

        “你想起谁来了？”她问。

        我心里明白阿黛莱达在想谁。喑哑的音乐声使周围的气氛显得越发凄凉。

        “他怎么样了？”我妻子边回忆边说。也许往事又在敲打她的心扉吧。那八年里，每天下午六点他都出现在房门口，顺手把灯挂在大门的过梁上。

        “还住在大街拐角，”我说，“活不了几天了，到时候我们得去给他料理后事。”

        阿黛莱达默不作声，出神地凝视着娃娃跳舞。她对往事的追忆感染了我。我对她说：“我一直想知道，他来的那天，你究竟把他和谁搅混了？你弄了那么一桌子菜，分明是觉得他像什么人。”

        阿黛莱达苦笑了一下，说：

        “那天，他站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拿着娃娃。要是告诉你他像谁，你会笑话我的。”说着，她用手指了指二十四年前他待的那个地方。那天，他穿着一双齐整的靴子和一套类似军装的衣服。

        我本来以为通过那天下午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之间就算言归于好了。所以今天，我对老伴儿说：穿上丧服，陪我走一趟吧。谁知娃娃仿佛依旧躺在抽屉里，音乐也失去了效力。阿黛莱达又伤心又沮丧，垂头丧气的，一连几小时待在屋里祷告。“发送他？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她说，“咱们的倒霉事已经够瞧的了，现在又赶上这个该死的闰年，就差来场洪水了。”我尽力说服她，告诉她我曾经严肃地答应过要办这件事的。

        “不能否认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说。

        “咱们才是他的恩人哪，”她说，“他救你的命，不过是在还一笔债罢了。八年啊，我们供他吃，供他住，供他干净衣服穿。”

        说完，她把椅子挪到了走廊的栏杆边上，现在兴许她还坐在那里。悲痛和迷信在她眼上蒙了一层水雾。看起来，她是拿定主意了，我只好安慰她两句，说：“算啦。既然这样，我和伊莎贝尔去好啦。”她没有搭腔，还是坐在那里，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和伊莎贝尔走出家门的时候，为了讨好她，我说：“在我们回来之前，去教堂为我们祈祷吧。”听到这句话，她扭过头来冲着门，说：“我不去。只要那个娘儿们每礼拜二都来要走一枝蜜蜂花，我的祷词就一钱不值。”从声音里听得出来，她的心绪很乱，还在闹别扭。

        “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只要白蚁没把椅子吃掉，我就在这儿坐着。”

        爸爸停下脚步，伸长脖子，聆听着后屋里愈走愈近的熟悉的脚步声。他忘记了刚才要跟卡陶雷谈什么事。他拄着手杖打算转过身来，但那只跛脚使不上劲儿，差一点儿像三年前那样扑倒在地上。记得三年前，他踩在一汪柠檬汁上，滑倒了。只听得水罐子在地上的滚动声、木屐和摇椅的噼里啪啦声，还有孩子的哭声。他跌倒的时候，只有孩子在场。

        打那时起，他就跛了一只脚，整整疼了一个礼拜，我们还以为好不了啦。后来，他那条腿变得僵直，走起路来老得拖着。这一回，眼看他要摔倒，镇长连忙伸手把他扶住，他才算站稳了。我想：他之所以要这样违拗全镇居民的意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关键就在这条废腿上。

        从那时起，他大概就一直想着如何报答大夫的恩情。他说过，在走廊上跌倒时，他觉得仿佛有人从高塔上把他推了下来。当时马孔多只剩下两个医生，他们劝我们好好给他准备后事。我还记得，摔倒后的第五天，他裹在被单里，身体好像缩小了，瘦得和前一年去世的“小狗”一样。那一年，马孔多全镇居民捧着一簇簇鲜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排成悲痛的送葬队伍，把“小狗”护送到墓地。“小狗”躺在棺材里，还是威风凛凛的，可却掩不住被人遗弃的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后来，爸爸在卧室里辗转呻吟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也是这副神情。爸爸嘴里念叨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说是“八五”战争的时候，一天夜里，一位军人来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营盘，帽子和靴子上镶着用虎皮、虎牙和虎爪做的装饰。人们问他：“你是谁？”这位陌生的军人没有回答。人们再问：“你从哪儿来？”他还是不言语。人们再问：“这次打仗，你站在哪一边？”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军人仍然一声不吭。传令兵抄起一根燃烧的木柴，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才大惊失色地高声喊起来：“我的妈！是马尔伯勒公爵！”

        爸爸满嘴胡言乱语，医生们吩咐给他洗个澡。我们给他洗了。到第二天，在他的腹部能够看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医生们说，最好还是准备后事吧，说完就走了。

        卧室里一片寂静。寂静中，只听到死神扑棱翅膀时发出的缓慢、隐秘的声音。人到弥留之际，卧室里这种隐隐可闻的声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气。安赫尔神父给他涂了圣油以后，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一动不动地盯着药石无效的病人的清癯面庞。过了一会儿，时钟敲响了。继母要给他喝一勺水。我们抬起他的脑袋，打算把牙掰开，好让继母把调羹放进去。就在这时，走廊上响起了慢悠悠的坚定的脚步声。继母把勺子停在空中，嘴里停止了祷告，转过身去看着门口。蓦地，她的脸色发青，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到了地狱里，我也能听出来这是谁的脚步声。”这时候，我们朝门口望去，只见大夫站在那儿，站在门槛处，两眼盯着我们。

        我对女儿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我扭过脸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还在大夫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支配的。无论是竭尽全力地抗争，还是像阿黛莱达那样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干，我们都没法抗拒这个至高无上的旨意。

        我朝棺材走过去。长工们无动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从飘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我想，镇长既然已经答应可以下葬，大概不会耽搁太久。我知道，屋子外面，在暑气蒸人的大街上，人们正在伫候着。妇女们趴在窗口，急不可耐地等着看热闹。她们从窗户探出身来，久久地待着不动，忘记了炉上的牛奶已经煮沸，米饭也烧干了。不过，我认为即使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叛逆表现，也胜过那些受人压榨、自甘堕落的人们的行为。还在举行大选的那个礼拜日以前，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分散。大选一来，他们到处奔走，筹划对策，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他们自以为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其实，一切早已安排妥当，命中注定那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最后把我们引到了今天这个礼拜三。

        十年前，在马孔多陷于破产的时候，那些希望重振家业的人，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本来满可以恢复元气。他们只需要在被香蕉公司毁掉的田野上，清除丛生的杂草，重整旗鼓再干一番。可是，“枯枝败叶”已经被训练得没有这份耐性。他们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只看得到眼皮底下，只图今朝有酒今朝醉。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些“枯枝败叶”已经走了，而他们一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重建家园。“枯枝败叶”带来了一切，又带走了一切。他们走后，小镇变成了瓦砾场。接下来就是那个礼拜天——在马孔多举行的那场争吵不休的大选的最后一天。那天夜里，广场上放了四个装满烧酒的大瓮，供警察和警卫尽情享用。

        那天晚上，虽然镇上居民的火气很大，“小狗”还是能控制住他们。要是今天“小狗”还活着，他准会提溜着一条鞭子，挨家挨户地把他们赶出来，参加大夫的葬礼。“小狗”用铁的纪律约束着他们。直到四年前（我生病的前一年）神父去世以后，人们还是狂热地遵守着这种纪律。每个人都从“小狗”的庭院里掐一些花朵，折一些枝条，带到他的坟茔前，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只有大夫一个人没有参加神父的葬礼。然而，恰恰是因为全镇人都硬着头皮、死心塌地地服从神父的约束，大夫才能逃脱一死。那天夜里——就是在广场上放置四大瓮烧酒的那天夜里——马孔多遭到一伙武装暴徒的洗劫。镇上居民战战兢兢地把死者埋进大土坑。大概是有人想起了在大街拐角还有个大夫，于是，他们把担架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回答说：“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我不会治病。”他们又说：“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他还是不开门，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门还是关得死死的（后来也再没有打开过）。马孔多的男女伤员在门口奄奄待毙。那天夜里，人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扬言要放把火烧掉这栋房子，把住在里面的人烧成灰烬。就在这时，“小狗”出现了。据说，当时“小狗”好像一直躲在暗处，似乎专门守在那里，防止大家毁坏那栋房子或伤害大夫本人。“小狗”说：“谁也别碰这家的大门。”据说，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两臂左右伸开，那张牛脸上闪着亮光，冷冰冰的毫无表情。人们的激愤情绪被压住了，火气只能发泄到别处去。不过，大家还是余怒未消，高声喊出要大夫万劫不复的诅咒。今天——礼拜三——这个诅咒终于要应验了。

        我朝床前走过去，想叫长工们把大门打开，一边走一边想：我想，要是再过五分钟他还不来，我们就把棺材擅自抬出去，把死者放在当街，这样一来，他就得允许我们把死者埋在房子前面。“卡陶雷。”我叫了一声年纪最大的长工。还没容他抬起头来，隔壁房间就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愈走愈近了。

        我听见镇长径直朝我走来，打算拄着手杖快点儿转过身去。可是，那条废腿不听使唤，我朝前一栽，心想这下子非摔倒不可。要是碰到棺材沿，脸准得磕破了。就在这时候，我碰着了他的胳臂，使劲抓住了他。他结结巴巴地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但愿如此，不过我明白他这么说是在给自己壮胆。我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但其实，我心里想的恰好相反。接着，他说了说坟地里的木棉树如何如何，然后把安葬证交给我。我看也没看，叠好就揣到外套口袋里。我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

        镇长朝长工们走过去，吩咐他们钉上棺材盖，打开大门。我看着他们走来走去地找锤子和钉子。棺材盖一钉上，人们就再也看不见大夫了，看不见这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依无靠的先生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三年前。他站在我的病榻前，脸上布满皱纹，显出未老先衰的样子。他刚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回来。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量告诉了他我患病的消息，把他带来，又让他站在我的病榻前，对我说：

        “您还得练练这条腿。从今往后，八成您得拄根手杖了。”

        大约是两天以后，我问他该如何报答他，他大概是这么回答的：“您不欠我什么，上校。不过，要是您想帮我个忙，我只希望在我咽气的那天，您能往我身上盖一层薄土，免得兀鹫把我给吃了。”

        从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他提出要求的那种神态，以及他在房间的砖地上徐缓踱步的状态中，都可以看出他恐怕不久于人世了。然而又过了三年，扭扭捏捏、姗姗来迟的死神才最后降临。这一天就是今天。我原本甚至认为根本无需上吊的绳索，只要一股微风就足以扑灭残存在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的一星生命的火花。早在他和梅梅搬到这里同居以前，我在那间小屋里和他谈心的那天夜里，就已经预感到这一切了。所以当我慨然允下今天要履行的诺言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惶惑不安。我只是对他说：

        “这您就不必说了，大夫。我的为人您是知道的。您一定明白，即使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会顶住一切为您料理后事的。”

        他笑了，那双冷酷的黄眼睛第一次露出了柔和的光芒。

        “这话不假，上校。可是您不要忘记，一个死人是没法给我料理后事的。”

        这件丑事是无法挽回了。镇长把安葬证交给爸爸，爸爸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听起来，他对这件事满不在乎。刚到马孔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遭遇就是这样满不在乎，一心只想保管好那些箱笼，里面装着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离开人世的先辈们的衣服。从那时起，一切都每况愈下。继母的精神愈来愈不济，她本来个性很强，说一不二，现在却变得经常唉声叹气。她愈来愈沉默寡言，和我们愈来愈疏远。她的幻想全部破灭了，以至于今天下午坐在靠栏杆的地方说：“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

        在这以前，爸爸没再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人。只有今天，他才挺身而出，履行这惹人笑话的诺言。他相信不会出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两眼瞅着长工们忙活着开大门、钉棺材。看见他们走过来，我站起身，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把椅子挪到窗户跟前，免得大门一开全镇人都看见我们。

        孩子有些迷惑不解。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盯着我的脸，露出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表情，大概是有点儿惶惑吧。现在他站在我身旁，看着长工们汗流浃背地使劲拽门环，他有些迷惘。锈住的铁器发出吱吱扭扭的剌耳响声，房门随即大敞四开。我又看见了大街，街边的房屋上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白色尘埃，整座小镇显出一副像破烂家具一样的可怜相。似乎上帝已经宣判马孔多是个废物，把它撂到了一个角落，那里堆放着所有不再能为造物服务的镇子。

        亮光猛一进来，孩子被晃得睁不开眼睛（门打开时，他的手颤抖了一下）。倏地，他抬起头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他问我：“听见了吗？”我这才发觉左近的院子里一只石鸻鸟正在报时。“听见了，”我说，“大概有三点了吧。”这时，响起了锤子敲打钉子的声音。

        我把脸扭向窗户，不想听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也不想让孩子看见我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看到我们家门前那几棵落满灰尘的凄凉的杏树。在那股无形的毁灭之风的冲击下，房子也快要默默地坍塌了。自从香蕉公司榨干了马孔多的油水以来，全镇的处境都是如此。常春藤爬进屋里，灌木丛长在街头，到处是颓垣断壁，大白天就能在卧室里看见蜥蜴。我们不再种植迷迭香和晚香玉了，好像从那以后，一切都毁了。一只无形的手把放在橱里的圣诞节用的瓷器弄得粉碎，衣服也没人再穿，丢在一边喂虫子。门活动了，再也没有勤快人去修理。爸爸在跌跛腿以后，不再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到处活动了。雷薇卡太太过着枯燥乏味、令人烦恼的守寡生活，整天守在永不停转的电风扇后面，盘算着那些缺德事。阿格达下肢瘫痪，病魔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安赫尔神父好像没有其他乐趣，只是天天吃肉丸子，到午睡的时候，又感到胸闷胀饱。没有变化的似乎只有圣赫罗尼莫家孪生姐妹的歌声和那个总也不见老的神秘讨饭女人，二十年来，每逢礼拜二她都要来我家一趟，要走一枝蜜蜂花。白天，只有那辆布满灰尘的黄火车的汽笛声一天四次打破小镇的宁静，然而火车从来没有从这里带走过一个人。入夜，香蕉公司撤离马孔多时留下的那座小电厂发出隆隆的响声。

        从窗子望出去，我看到了我们家。我暗地里想，继母大概还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也许她在琢磨着，等不到我们回家，那股将全镇席卷而去的恶风就已经刮过去了。所有人都会逃之夭夭，只有我们留下来，守着那栋装满箱笼的房子，箱子里装着祖父母的日用品和衣服，还有我父母逃避兵祸来到马孔多时马匹使用过的帐子。出于对早年死去的人们的怀念——他们的尸骨即使挖地三四十米恐怕也难以找到了，我们不肯离开这块土地。从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起，那些箱笼就放在屋里。今天下午，如果那场恶风不刮起来（它将会把整个马孔多，连同尽是蜥蜴的卧室以及因思念往事而变得沉默沮丧的人们一扫而光），等我们送葬回来，箱笼依然会放在原处。

        外祖父霍地站了起来，拄着手杖，小鸟一样的脑袋往前伸着。他的眼镜戴得很牢，就像是脸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戴不了眼镜，只要一动，眼镜就会从耳朵上飞出去。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拍着鼻子。妈妈看了看我，问道：“疼吗？”我说不疼，我只是在想我戴不了眼镜。她微微一笑，长长地舒了口气，对我说：“衣服都湿了吧？”可不是，衣服贴在皮肤上，热烘烘的，那厚厚的绿灯芯绒衣服的领口封得紧紧的，一出汗，衣服都粘在身上，挺憋气的。“是的。”我说。妈妈俯下身来，给我解开了脖子上的带子，还用扇子给我扇脖子。她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听见有人在叫：“卡陶雷！”

        这时候，那个挎手枪的人从后门进来了。走到门口，他摘掉帽子，蹑手蹑脚地往里进，似乎怕惊醒死者。其实，他是要吓唬一下外祖父。他一推，外祖父朝前一栽，晃了一下，连忙抓住那人的胳臂。那几个瓜希拉人不抽烟了，排成一溜儿坐在床上，活像落在屋脊上的四只乌鸦。挎枪的人进来的时候，乌鸦们正弯着身子悄悄地交谈，其中一个人站起来，朝桌子走去，顺手抄起钉子盒和锤子。

        外祖父站在棺材旁边和挎枪的人说话。那个人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外祖父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那个人又说：“可以把他埋在外面，靠公墓左边墙外的那块地方，那里的木棉树特别高大。”随后，他递给外祖父一张纸，说：“您瞧吧，错不了。”外祖父一只手拄着拐杖，伸出另一只手接过那张纸，揣进外套的口袋里。那只带链的方形小金表就在这个口袋里。然后，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

        那个人又说：“有些人趴在窗口，只是出于好奇。但凡出点儿事，那些女人们就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外祖父好像没在听他说话。他从窗子那儿朝大街张望。那个人走到床前，一面用帽子扇着，一面对长工们说：“现在可以钉了。把门打开，透透空气。”

        长工们站起来。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锤子和钉子，俯在棺材上，另外几个人朝大门口走去。妈妈站起身来，满脸是汗，面色苍白。她挪过一把椅子，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边，好让开门的人过去。

        起先他们打算把门闩抽出来，但门闩好像焊在生锈的铁环上了，一点儿也拽不动，似乎大街上有人下了死劲儿，顶住大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靠在门上，开始用力敲，房间里响起一阵????的敲木头声、生锈门轴的吱扭声和锈住的锁发出的嘎嘎声。门打开了。门又高又大，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肩上都能走进来。木头和铁器的声音继续响了好一阵儿。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道强烈、明亮的阳光就从背后一下子冲了进来。由于两百年来抵挡阳光的支柱被抽走了，光线以两百头公牛的力气一下子冲进室内，把屋里各种物件的阴影一扫而光。仿佛半空中打了一个大闪，人的形象骤然变得十分清晰，他们各自晃了晃，仿佛想尽力站住脚跟，不让亮光推倒。

        门打开后，从小镇的什么地方传来石鸻鸟的啼叫声。现在，我看到大街了，看到灼热的、亮闪闪的灰尘，看到对过的便道上有几个人叉着手，斜倚在墙上，眼睛瞄着这间屋子。我又听到石鸻鸟叫，便对妈妈说：“听见了吗？”她说听见了，大概有三点了吧。阿达告诉过我，石鸻鸟闻到死人味才叫哪。我正想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只听得锤子砸在第一颗钉子帽上发出的震耳的声音。锤子敲啊敲，满屋子都是当当当的声音，停了一会儿，又敲起来，一连给棺材打下六处伤口。沉睡的木板惊醒过来，发出悠长、悲哀的叫喊。这时候，妈妈把脸扭到一边去，透过窗子朝大街张望。

        钉完钉子，又听见几只石鸻鸟的叫声。外祖父冲那几个人做了个手势。他们弯下腰去，斜着抬起棺材。那个拿着帽子、站在角落里的人对外祖父说：“请放心，上校。”外祖父朝那个角落转过身去，显得很激动，脸红脖子粗的，像煞一只好斗的公鸡。他一声也没吭。站在角落里的那人又开口说话了。他说：“我想镇上不会有人记得那件事了。”

        这时候，我觉得肚子里一颤一颤的。“现在我可真得到后面去一趟了。”我想。不过，太晚了。长工们最后猛一使劲，用脚后跟蹬住地，一直身子，棺材便晃晃悠悠地悬浮在灿烂的阳光里了，看上去好像一只沉船。

        我心里想：“该闻到臭味了。所有的石鸻鸟都要叫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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