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和机会同义”，原不过是一种想法，一种信念，一种引诱。在这具有强烈希望的信念中，年复一年，大批的人，从世界各地移入这新大陆。可是尽管现在在小学里读书的孩子们依旧觉得将来会做到总统、做到大王，事实上，北美这新天地所给予每一个人的机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当然，我们得承认，除了从非洲绑来、骗来、拐来的黑奴之外，到北美来的大多数移民，他们不但在生活上享受着相当人权的基本保障，而且在早期，大家享有着相同的艰苦的遭遇。假若在18世纪初叶，工业并没有在北美发展起来，过海来的移民只能在荒原的开垦中去寻求机会，美国人民很可能实现更平等更自由的生活。杰斐逊所想象、所企图创造的自由之邦，确是一个独立小农、个别经营的集团。他到过伦敦和巴黎。当时这些名城还是和地狱相离不远。人在机器的威力下被磨难，被奴役（即使在这次大战之前，东伦敦的贫民窟还是使人会错认是上海杨树浦）。他曾说：“当我们有田地可以劳作时，让我们不要希望看见我们的人民坐在厂房的板凳上，或去转动纺线竿。”他当了总统，不顾他原来反对中央权力的成见，坚持着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因为他相信，有了这块新的土地，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土地，几千代的美国人可以不必走上工业的路上来束缚自己了。可是杰斐逊的乐观并没有实现，路易斯安那土地尽管肥沃，仍敌不住科学在技术中所允许人的财富，机器发明，都市兴起，这个个人自由主义的美国被推到了西方；被隐盖在厚厚的一层工厂烟囱里所放送出来的煤灰里。这煤灰也许有时会使人感觉到一些窒息，可是比起了封建的黑暗，以及欧洲工业初期平民的饥饿，却已是一种引人的曙光了。没有这新兴的都市，北美也绝不能吸收这样多的移民。从1820年到南北战争（工业在北美确立的时期），一共有500万的移民从爱尔兰、英国和德国到达北美。从1870年到1920年（工业勃兴时期）外来移民有2000万。在这2000万新移民中，主要的来源是南欧和西欧，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和波兰。

        这许多移民不断地从各地方涌入美国，使美国的人口成了一个大杂拌。1870年时的比例是：1000个美国人当中，435个是在美国出生，而且父母也是生在美国的；292个在美出生而父母却是移民，127个黑人，1个印第安土人和1个中国人。

        这些新来的移民大都是受不了欧洲社会的穷苦和束缚，到这世界来追求机会的。有一次我被一个朋友带到了一位作者组合的编辑家里。他是纽约新闻界中相当有地位的人物。我们谈到了他早年的生活。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生长在中欧的一个小国。幼年，他还明明白白记得清楚，全家靠他两个长成的哥哥出外做工来维持生活。一清早他的哥哥离开家，从乡下很远地走到城市里，找工作。若是找到了工作，晚上，天暗了，带几块面包回家。这是一家的食粮。逢到天雨，严冬，愈是会使人感觉到饥饿的日子，他的哥哥们找不到工作做的机会也愈多。他顿了一顿：“我对于幼年的记忆大概只有饿和冷。”后来他们搬到了北美。这新大陆没有使他们失望。他说：“我们对于故乡没有留恋，没有怀念，饿和冷不会使你有亲密的情绪的罢？在美国，我才有今天。若是我的哥哥们不下决心过海洋，我也许已不在人间了。”

        我没有统计来证明有多少美国的移民是像这位朋友一般的。可是我相信他决不是例外。“美国在别的地方也许没有什么成绩，可是饥饿两字在这里已是偶然的了，即使还没有完全消灭。”

        在纽约港口，自由女神的脚下刻着这样一首诗：

        你们这些拥挤的人群渴望真自由的气息，

        你们这些被家园排挤出来的可怜的人，

        你们这些被暴风雨颠簸的，来我怀里吧：

        我举起我的灯，在这金门的旁边。

        我怕读者在上一章里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工业代表了奴役，农业代表了自由（多少和杰斐逊一般的见解）。工业的独占是限制了经济自由主义所规定的自由竞争，可是它并没有剥夺人民的职业和生活，也并没有直接剥夺了《独立宣言》中所举出的人权。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战时，听见了统制就会联想到政府包办，或是检查充公某一类的事情，这不是美国的“独占”。美国的独占是经济生活最高权力的形成，这权力并不在法外作恶，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这权力的威风。只要你不想开火柴厂，你绝不会和金刚钻火柴公司冲突；你不去开油矿也领教不到洛克菲勒手段的毒辣。这是企业家们勾心斗角的战场，和小民并不直接相干的。一个人若只想找一个职业，求一个太太平平、安安逸逸的生活，他所关心的是职业的安定。工业愈发达，甚至可以说，愈独占，他的生活就愈安定。在这一层里，职员和劳工可以享受到富裕的生活，以及择业的自由。我想谷春帆先生的观察是正确的，他说：“普通人本来只有少数资本，本来只希望得一相当职业，在其意识中（我觉得‘事实上’代‘意识中’三字较妥），本来没有侵夺石油大王钢铁大王地盘的梦想（‘梦想’不如说‘可能’），因此独占大王与他们似在两个世界中，对于他们的自由，可谓没有社会关系（也许可以在‘社会关系’上面加‘直接’两字），也就不发生作用。”我固然不同意谷先生后来所说经济统制和个人自由不能相容的意见，可是我却认为自由有层次这一点是可以说的。在独占企业之下，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是全部被“统制”，一切活动都被“大王”们所干涉。因之，一个从封建、从贫困中逃出来的人，到了美国，即使进入都市的工厂里去做工，并不完全像杰斐逊所想象的那样变成了机器的奴隶。职业的保障和饥饿的消逝是足够满足那些疲乏、贫困、曾在厄运里颠沛流离的人们，使他们感觉到一进“金门”，在女神的火把下闻着了自由的气息。

        可是，我尽管承认工业曾消灭了饥饿，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程度，我也尽管可以不做和大王们竞争的噩梦（什么是噩梦，竞争的结果如果必然是破产），我还是不能立刻推崇在美国（以及西欧各国）所发生“机械时代”的生活方式。我若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上纽约工厂去做工，还是在昆明教书，即使前者报酬大，生活有保障，我还是不干的。为什么？我的理由得从头说起。

        我在前面说民主和科学两个轮子发生了龃龉，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两者在本质上有矛盾，而是这两个轮子的速率上有迟速。科学跑得快，民主没有赶上。上一章，我是从民主所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分析，曾说因为大企业独占的发生，自由竞争的结果限制了自由和阻碍了平等。现在我想在另一角度中去讨论同一现象。这里我将从劳工的立场来说明这幸福单车怎样在个人生活上引起脱节。

        科学的发明推进了技术：第一是新动力的利用，第二是把每个劳工的动作化繁为简，第三是加强了各劳工间动作的组合。以往，不论在农业或工业里，体力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身体是生产的唯一的基本机器。手脚之间，手指之间，耳目手之间，成为一个有机的配合。两只手，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在两百年前，我们整部人类的历史是靠生物进化里人体构造上的特质而发展的。但用体力，用手脚来工作，不但所能供给的动力在量上有限，而且当生产活动依赖有机配合时，个人终究是活动的单位。当然，人类很早就有分工合作，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单以工作本身来说，少数人配合在一起已经不很便利。最好的例子是一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水都没得吃。”要把许多人的体力集合起来做一件事，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的。科学在体力之外给了我们许多利用其他动力的技术。液体化气的膨胀力、电力等利用的结果，动力在量上已经可以无限地增大。

        机械学的发展，使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必全靠有机体的配合了。一个滑车，一个活塞，都可以在一定有规律的动作下加以配合。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化成许多小动作，每一个小动作本身看来是单纯而简明。然后再在一定的机械原理中把许多小动作集合起来成为一整套的动作，来完成一项生产活动。这种技术的发明，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生产力。可是从生产活动本身说，有机配合，靠人的神经系统的配合，一变而为机械配合，靠力学原理的配合了。这样把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以往人总是主，人可以被奴于人，可是在对物而言，总是主动者。现在，技术变质后，主要的配合离开了人，人成了整个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部分了。机器自然是人造的，人去运用的，那不错；可是在生产活动过程本身，参加活动的劳工却是在简单的从属动作中去服侍机器。各个人的动作因为机器的总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枢不是人而是机器。

        “人可以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发现rike>。人这个东西是相当麻烦的，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关联着。头痛时手也会抖；加上了脾气，兴致，在动作的组合中，常常不易加以纪律的控制。现在把每个人的动作靠了机器的复杂性加以简单化了。一个在车床上切铁的工人，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在某一个把手上按一按，他就了事了。一天只要做同一的单纯的动作，只要肌肉不发生毛病，这动作总是可以继续的。从生产活动的本身说，很多个人的简单活动配合了起来，成就自然比每个人多种复杂活动各自配合容易而且效率高了。我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现代文化之有今日就靠了这一个发现，这是科学给予人类的恩典。

        这里我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人做了机器的配件有损人的尊严，或是说个人参加了外在的配合系统使我们丧失了自由；更从而说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在获取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所以机械时代是不合于民主的。那是曲解之论。我想指出的是每一个人的动作还有一种配合，那是个人各种动作的相关性。我总觉得人有一个所以为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我们每一动作背后都有一个意义的存在。人不是单单动作，而是做事。做事固然离不了动作，可是做事是有目的的，每一个动作只对这目的发生价值。要吃饭才烧饭、才举筷。没有事做，时间会成为累赘，我们会觉得无聊，坐眠不安，睡都睡不着。人可以做很多事，每一件事之间又不能是孤独的，想不想做一件事，有没有劲，要看这件事和别件事有没有关系，事事之间还要有一个综合的意义。一个人人格的健全与否就在他能不能在生活中得到一个综合的意义。我并不敢说每个人都有这一个综合的意义维持着他所做各件事的关系，使他对于每件事有兴趣，做起来有劲。尤其是在这时代，我不敢这样说。可是我想说的是若是一个人没有了这个综合的意义托得住他所做的各种事，他会对人生失去认真和爱好。罗素在《快乐的征服》中用Zest这个字来指由综合意义中所表现心理上的情态。

        我知道要用文字来表达这种人性的深处是相当困难的，可是我相信读者们至少都有一个母亲的。我们或者都可以看见或记得一个母亲在为孩子做事时的那股劲道。夜里会起来几趟，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留起来，操作到不知道劳苦（现代女性也许会觉得这是一种愚蠢），可是维持着这许多动作和事务背后显然有一股力量，这力量出自孩子。孩子给了母亲生活的一个综合的意义。

        一个人决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为看戏而看戏的。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不能把他的各种活动分割成许多不相关的部分，在部分中求满足。生活是整个的，动作是关联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生活中各项活动的配合体系。在机械时代，至少在它的早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个配合体系：一个是由机械生产所组合各个人动作的配合体系，一个是个人各项活动的配合体系。在家庭经济时代，这两种体系是相成的，因为生产体系也是以个人作中心的；每个人在从事于生产时，他不但了解各项动作为什么要联结起来，而且明白这一套生产活动对于其他生活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形中，个人和社会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成的。机械生产既把生产体系的配合中心交给了机械，人的动作简单化了之后，每一个人在机器上动作着，可是并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了解这动作和其他人的动作的关联（这里的关联不是指物理上的关联，而是意义上的关联），更重要的，他们在生产中所处被动的地位使他们不容易找到生产活动和其他生活部分的相关性，看不出一个生产活动的道理来。

        有人或许会说，怎么看不出道理来呢？做工的拿工资，有了钱可以养家糊口。我觉得一个劳工参加生产过程的意义似乎应当多于劳力的出售。他是在参预一个为社会创造生活的过程。若把劳工的动作看成一种商品，那是否认劳力的社会意义。劳工对于所生产的效果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在劳力商品化的情形下，是不必，也无由置喙和过问。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劳动者的“人”参预了生产过程，而只是他的劳力加入了生产活动而已。这成了一个破坏个人活动配合体系的力量，因为它把个人的生活在意义上分割了。

        从单纯的经济观点上看，若是人真的能变成一个机器，在动作和效率上能受到严格的控制，参加机械配合体系时自然方便得多。我们只要看19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它就反映出这“经济人”的要求。“经济人”不但是一个理论上的假定，而且是配合机械生产时的一个待实现的标准。经济学因之也在相当程度中，或是在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理想中，成了不是研究“人”的科学了，它的对象是一个超出于人的配合体系。在我看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在技术上，生产活动配合的中心已转移到了机械，整个经济的配合似乎也就超过了人，人不过是配件；理想的配件应该是机械化的，机械化的人就是单纯的“经济人”，剔除利害之外一切人性的东西。

        无疑的，现代社会是在向这方面运动着。若是能贯彻，社会生产力，在这些人来，必然可以大大的合理化、大大的增加。可是问题就发生在人这个麻烦的东西不能单纯的经济化，不能彻底的机械化。劳力不能安于成为商品。人还是会要求一个个人生活配合体系。

        我在哈佛商学院里住过两个月，日常和他们做工业研究的学者们交谈。他们自从上一次大战到现在继续不断地在研究现代工业里的效率问题。据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一个工人在现代的工业制度中工作，他们的效率很不容易提高，因为一旦参加同一生产体系中的人若缺乏了一种自觉的合作意识，他一旦不能在他个别的动作里发觉生活的意义时，他会很容易地感觉到疲乏。疲乏本身是一种生理状态。可是在人，这种生理状态的发生却受他的社会意识所支配。一个人起劲的时候，不容易疲乏。怎样能使人起劲呢？那就得要看一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了。若是一个人老是觉得所做的事和自己没有什么干系，心里存着为人忙作嫁衣裳的反感，他是鼓不起劲道来的。工作的效率要像做母亲的为孩子工作时那样高，必须使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意义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有感情上的休戚相关。哈佛工业研究所指出了现代工业里缺乏效率的原因是在劳工的动作和他的人格的综合脱了节。换一句话说，那些想在把个人动作机械化以求提高生产效率的人，终于会发现人性无法完全加以单纯化，硬要这样做时，生产效率也会达到一个限度，无法再加以提高了。

        人本是一个麻烦的东西，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互相依赖的体系。各个人的生活靠着无数其他人工作的配合来维持，可是在每个人实现这依赖性时，却并没有在意识上感觉到这集体参预性，反而有一个倾向要每个人在生活中割裂一部分出来，归纳在这集合体系中，让其他部分在这集合体系之外个别经营。结果使每个劳工失去了对他的工作应具的意义，对于工作本身没有了劲道。

        我不愿意做着自己不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只有在有意义的工作中，我才愿意消耗我的生命。譬如我可以在深夜里，在旅途上，不觉得疲乏地写这本书，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心目中很明白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意义就在这书的本身，而不是在从这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中间接得来生活上的满足。

        运动一样可以使我们觉得累，可是这些动作却并不发生动作之后的疲乏。这区别并不在动作本身的性质，而是在我们人对于这些动作所加上去的意义。现代工业在目前这种形态中是一套使参加者很容易发生疲乏的工作，不是一套使人发生愉快的生活。这是我个人不愿选择到纽约工厂里去做工的理由。

        我在这里记起了turner先生所说的话：民主是积极的，目的是在完成个人在社会里的参预。所谓个人在社会里的参预，就是充分地承认每个人间的相依性和互相的责任；把个人动作的配合体系贯通于集体活动的配合体系之中。这样讲来，科学所发展出来人和人的相互性也就是扩大民主内容的力量。可是当我们把生产活动分割在其他生活部分之外，单就这一部分的活动去组合一个已近于全球性的分工合作体系，同时又在别的部分上鼓励着个人化的时代，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会使民主的积极性落在后面，造下目前这种不十分适合于人性发展的社会情态出来。我们若在这方面去看美国，不能不感觉到杰斐逊的焦虑是有道理的。当然，历史不会退回去，尤其是在美国是如此，我们不能盼望科学慢一点发展，等等另一个轮子，迁就一下传统的消极民主；出路似乎只有在速率较慢的一方面加快，怎样使消极的民主能早日蜕变为积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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