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语，脱了牙的老人啰唆之言，取其发音絮絮之状，既欠文饰，更不成章。厌烦者掩耳可也，闲着无事，姑妄听之。

        那还是我10岁前上小学时的事。那时我老是病，常缺课，小朋友里给我提了个绰号“小废物”。在我们吴语的口音里废费同音。一天病在床上，妈妈在床头打毛线陪我。我拉住她的手，很认真地问她：“为什么要我姓费？”妈妈大概认为我热度高了在说胡话，拍着我说：“姓费有什么不好呢？”我说：“那么为什么人家叫我小废物？”妈妈笑了，“姓费的都是废物，我也不会嫁给你爸爸了。你爸爸姓费，你也得姓费，这是规矩。”

        我至今还记得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上社会人类学的第一课。我这一代早期的社会人类学里亲属制度是个热门。妈妈所说是“规矩”，用课本上的话说，就是社会制度。她用中国传统的父系制度说明了我姓费的原因。但是当时我还是不满意这个答复。我想父亲的父亲，一代代推上去总有一个老祖宗挑定这个倒霉的姓，为什么他愿意他的子孙当废物呢？我没有把这个疑问说出口，怕妈妈又要说我老是“打碎罐头问到底”——意思是问题里出问题没有个完。可是这个问题却一直留在脑子里，而且还常常会冒出来，成了伏在我心里的“寻根”的根源。

        我又还记得在中学里上学时，有个死啃书本的同学为了显示他知识多，高人一等，硬是当众说我连自己的姓也念错了，不应念“未”而应念“比”。吴语中费未同音，现在保存在苏州大学图书馆1929年《大学年鉴》里我的英文名字还拼成Vee。我那位同学从当时通用的字典《辞源》里查到了费姓音秘。他揭发我读错了自己的姓，不仅要挖苦我不学无术，而且在吴语里这个音是通俗粗话的构成部分。他既然有字典为证，我也只好认输了。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燕京大学的注册科把我填写的Vee改成了Fei，我当时想Vee改成Fei是方言之别，所以推想fei和bi也可能是方言之别。

        后来，我在朱熹注的《论语·雍也》章里见到在“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句下注中有“费音秘，为去声……费，季氏邑”。因而想到读为bi的费在孔子时代也许是个地名，姓从封地是有例可据的。查了分省地图，现在以费为地名的还有一个费县，在山东临沂地区。现在的费县可能就是当时孔子自己也想去当官而没有去成的鲁国季氏封邑的故地。

        去年5月我去访问沂蒙山区，便想顺便去费县看看。费县离临沂很近，又有公路相通。由于这次访问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费县之行只有一天，而主要参观对象是山区的扶贫成绩。我只在和当地主人闲谈时说起了寻根的意向。他们表示愿意替我查查地方志，找一找费县和费姓的来历，写份书面材料给我。在我离开临沂之前，果然收到了这份材料，给了我寻根的线索。

        费县给我的关于费氏考证的材料引用了《续山东考古录》的话：“《通鉴》注：费字有两姓，一字蜚，嬴姓，出于伯益之后；其一音秘，姬姓，出于鲁季友。按春秋之初，已有费伯，不必皆出于季友也。今山东称费县读作蜚音，非是。”这份材料的作者认为这是说费姓和鄪（即季友封邑）浑然一体，由于后人把鄪误读为费所以有了费（Fei）和鄪（Bi）两姓。或者作这种推断“鄪是祖先，他的后代一支姓了费，对此我们尚待认真探究”。所引《通鉴》的注说明当时费县已称fei。

        有位朋友听说我在寻根，摘录了胡尧著《中国姓氏寻根》有关费姓的部分寄给我。这个抄件中也说“费有两家，读音不同，来源也不同。一家读作fei，源出于嬴姓。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费（在山东鱼台县西南），所以又称大费，赐姓嬴……另一家费读作bi，源出于姬姓……鲁僖公为了奖励季友的功劳，把费（音bi）邑赏给他做封邑。季友的子孙有以邑名作为姓氏的，就是费氏”。

        从以上摘引的两份材料看来，费姓Fei和Bi的不同读音由来已久。来自两源，一是嬴姓，一是姬姓。要搞清这两个源头，就牵涉到了黄河流域的整部上古史。对我来说正如投入了个迷人的天门阵里。自从在大学里对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着过迷以后，我对这段上古史一向有点望而生畏。怎样走出这个天门阵呢？我想这根降龙木只能在考古学的宝库里去寻找了。于是去请教了一位考古所的朋友。他送来了一篇邵望平同志写的有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的论文。从这篇文章里我对黄河下游上古时代民族和文化背景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从这个背景里也就比较容易找到费姓这两处源头的所在了。

        我不妨把这篇文章中有关部分摘录一段在下面：“公元前第2000年中叶，商王朝势力已东进到海岱区的湖东平原一带……到商代晚期商文化向东又挺进到胶莱平原西侧，最重要的发现有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县前掌大两处……商文化的影响尚未深入胶东半岛……商朝东土的主要方国有奄和蒲姑……奄的中心或许就在曲阜以南滕县一带……［益都］苏埠屯大墓……可能就是蒲姑君主的陵寝……正是蒲姑和奄这两个由海岱土著文化与商文化结合所产生的方国文化实体，成为周初齐鲁立国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海岱历史文化区是指“以泰山周围、渤海、黄海、淮河故道为自然界际”的地区。“该文化区的形成可早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整个公元前第3000年间则是它的鼎盛时代”，这时代是在夏王朝建成前约800年，当时“海岱地区社会发展及经济水平在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区系中是相当突出的……其社会发展程度绝不比中原地区落后。……然而夏、商王朝以中央王国的优势凌驾于海岱及其他文化区系之上……当公元前2000年以后……昔日海岱文化的光彩在崛起的夏商文明前黯然失色了”。

        这段话给了我对付古史天门阵的降龙木，找到了一个黄河下游古史的框架。在夏、商两代住在黄河下游泰山周围一直到海滨的居民，还保持了他们有别于中原的海岱文化。这些居民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东夷。在夏、商以前他们处于东亚大陆文化的制高点。在其后的1000年中对中原的夏、商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自身却相对地失去了优势，特别是政治上逐步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到了公元前1122年姬姓和姜姓联盟的周王朝灭商之后，接着就向东扩张，控制了海岱地区，在原有东夷方国奄和蒲姑的基础上建立了鲁和齐两个侯国。此后到公元前256年周才亡于秦。从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到秦一共大约又有1000年，在政治上是胶东半岛进入了统一的秦汉王朝，在文化上是海岱文化融合入中原文化，成了华夏文化核心的构成部分。我所想寻找的费姓的根源正处在这个历史的激流之中。

        如果依费县给我的材料做线索，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姬、嬴两姓的源头。姬姓来自周，我是早知道的，对我来说难点是在嬴姓。我查了《辞源》嬴字有“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赐姓嬴”。而这个伯益又就是帮禹治水有功，禹要让位给他，而他不愿接受，逃入箕山之阳的这个孔子推崇的人物。我再查《辞源》箕山，有一条说是在山东费县东南，上文中引《中国姓氏寻根》一文的括弧中有伯益封地在山东鱼台县西南，和此说相同。但接着又有一条说伯益避禹的箕山是在河南登封县东南。这两说的出处都没有注明。我也无法追究了。可是在《辞源》伯益条下却引了《竹书纪年》“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这一条大概就是上述材料里所提到的费伯的文献根据。如果属实，费姓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上引考古资料中指出鲁侯的封地是以夏、商时代的奄为基础的。因此我又找《辞源》查奄字，果然有一条“商之盟国，嬴姓，今山东曲阜旧城东”。夏、商两代，东夷和中原王朝关系是和好的，而且往来也不会少。且不说传说中夏初禹和伯益的关系，很可能表示是部落联盟，夏末在朝廷里还有费仲和费昌握有大权。如果这些记载是可靠的话，表明中原的王朝和东夷方国不仅有较密切的文化交流而且存在着政治上的联盟。

        从商代留下的甲骨文来看，商朝对东方的居民是平等相处的，把东方的方国称人方。人、仁和夷在甲骨文里是一个字形。这表明并没有歧视的意味。中原王朝和东夷也发生过战争，史书里有的说商纣王之所以招致亡国是因为他在与东方诸方国的战争中把国力消耗了。这些战争的具体对象和地域我不清楚。到周初存在的东方大国只有奄和蒲姑了。周初的东征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且战争一直延长到鲁、齐两个侯国的建成之后。《尚书》最后第二篇《费誓》是封在鲁国的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发动的对鲁以南的淮夷徐戎的誓师宣言。这篇宣言称作《费誓》，因为是在“费地”发布的。这篇大约在公元前840年留下的文件对我的寻根很有启发。

        如果把费姓的一个源流放在和禹结盟的伯益，又认为伯益的老家是在鲁南，这应当就是《费誓》里的“费地”。它处于鲁南和淮夷徐戎接界的地方。可以设想原来称费的地方住的东夷和夏、商接触已有1000年，他们正处在海岱文化和中原的夏、商文化交流的桥梁地带。

        伯禽占领了奄国故地（汶、泗、沂、沐四河流域），费地正是它的南疆。周王朝对这地方的居民已不称夷和戎了。这样看来费地当在微山湖两岸。这和费伯封于今鱼台县一带的说法是符合的。但是据所引考古资料来看，奄的中心似在今滕县。鱼台、滕县、费县是在一条纬度上，这里就发生了奄和费的关系问题。我在此只能存疑不论了。

        接着的问题是这个以东夷为主体的费，究竟读fei还是bi，我的看法和费县给我的材料不同。他们认为bi是古名，后人误读为fei。我则相反，认为在东夷读fei，乃是古音。bi是从西方来的鲁国姬姓人的读音。被封到费地建立鄪国的季友是伯禽之后，是姬姓，鄪音bi，不同于当地原有的fei。

        我的根据有几条：（一）bi音起于季友的封邑，最初费字加上“阝”旁，写成鄪，用以分别于费。那是在公元前659年。范围只限于汶上和今费县地区。后来季氏强大了，在公元前427年，独立称费国，就不再用鄪了。这可能是从bi变成fei的表示。（二）朱熹注的《中庸》第十一章里“君子之道费而隐”一句的注是“费，符未反”即fei。可见朱熹也知道费音bi只限于季友的封邑，否则他不必在这句下加上这个注了。（三）《辞海》在费字下还有“春秋鲁邑，旧址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费亭”。我查《春秋》的《左传》有：“费，鲁大夫费庈父之食邑，读如字，与季氏费邑读曰秘者有别。”这是说在鱼台附近还有个音fei的封邑，不读bi。如果和伯益的费伯封地相联系，可以说原来东夷所据的费地是音fei的。（四）上引胡三省注，说当时人已把费县读为fei，胡系宋、元之际的学者，可见在宋末元初bi音已失传。

        bi是季氏封邑的专用音，什么时候这个地名改称为fei，还是个疑点。现在费县上冶镇南部还有个古城，近年出土文物证明是个古代的政治中心，可能就是鄪国的都城。现在附近有个称西毕城的地名，城北乡有个称东毕城的地名。这个毕字引起了我的猜测：造出这个新字，是不是表明当地已把费字读作fei之后，读作bi的鄪邑不得不另造个音bi的毕字了？

        从以上这些论据来说，bi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费字的专用音。fei是费字的经久通用的音。fei念成vee，那是吴语的土音。

        总的看来，我的寻根寻入了黄河下游在先秦时代民族和文化交流的总格局，小小的费姓也只有在这个总格局里找得到它的起源。如果我以上的叙述有些符合历史事实之处，也可以用来充实我在前年所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话的内容。现在自认为是汉族的费姓，很可能起源于山东早年的东夷。汉族原本是由多民族凝聚而形成的，费姓只是这个民族海洋中的一滴水罢了。这滴水也正反映出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

        写到这里我想应当收住了，不料我孙子辈的年轻人读到了我的底稿，说我并没有交代清楚，为什么我生在吴江。这一问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民族融合中的人口流动问题。姓费的人现已散布全国，虽是个小姓，总人数也不会太少。我这一家怎么会定居在江苏吴江，也就是说姓费的人怎会从山东搬到各地去的呢？时间这样长，地域这样广，这笔账我是无从清算的。迁移和扩散经过，可能比根源更难寻找了。

        孙子辈的一问使我想起了10岁前住在吴江县城里时的事。那时候，我们晚上出门，还没有手电筒，总得提个灯笼。灯笼两面贴着两行红字，一行是“江夏费”三个字，另一行是什么堂，堂名我已记不得。我也问过妈妈，江夏是什么意思。她回答我说，这是你这家费姓的郡名，就是你这家姓费的祖先曾是江夏的望族。我追问江夏在什么地方，远不远。妈妈也不清楚，没有答复我。

        后来我看到了老家收藏的家谱，手抄本。这本家谱早已遗失，但是因为我那时正在看，所以家谱上费祎这个名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还记得。这是说我的祖先中有这个受诸葛亮表扬过的人物。其实哪一家的家谱都要找几个历史上的名人做祖宗装装门面，是否真有血统关系就难说了。这次要写这篇《寻根絮语》，我特地在《辞海》里查了费祎究竟是哪里人。结果发现这位历史人物果真是江夏鄳县（今河南信阳东北）人。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费祎是我的祖先，很可能我的祖辈中有人为了要高攀这个名人，所以用江夏作为郡名。

        我原有的《古今人名辞典》早已在“破四旧”中被抄走，为了查明费祎的籍贯，所以还是只能请教《辞海》。查到了费祎，同时也查到不少其他费姓人名。这一系列人名中把外国人的译名抛开，我一数，共有10名是中国人。我想如果把他们的年代、籍贯排列一下，也许可以看到一些费姓迁移的路线。当然这是不够科学的，因为选样太少了，但也不妨试试。

        这10个人名按时代安排如下：（一）费直，学者，东莱人（今山东掖县）。（二）、（三）费长房，a.东汉方士，汝南人（今河南上蔡西南）；b.隋佛教学者，成都人。（四）费祎（？～253），三国江夏鄳县人（今河南信阳东北）。（五）费甝（502～567），南朝梁江夏人（湖北武昌）。（六）费信（1388～？），明航海家，苏州昆山人。（七）费密（1623～1699），明清之际学者，新繁人（四川）。（八）费扬古（1645～1701），清将军，满洲正白旗人。（九）费丹旭（1801～1850），清画家，浙江乌程人（今湖州）。（十）费穆（1906～1951），电影导演，江苏苏州人。

        也可以说是巧合，按这张名单所列这10名历史人物的出生地，除其中一个是满族，按年代安排恰是从山东到河南、湖北，一支去四川，一支去江浙。有两个是江夏人，可是按《辞海》说一是在今河南，一是在今湖北。如果允许我凭主观推想一下：原在山东南部“费地”的东夷人，从周初在奄地的基础上成立了鲁国，受到了姬姓的统治。而且鲁侯对异族的居民采取了强制移风易俗的政策，一些不愿顺从的土著居民向南迁移是可以理解的。从鲁到楚原有道路相通。战国初年的墨翟据说曾经用了“十天十夜”从鲁步行到楚，即从山东走到湖北。这条路必须穿过今河南省境。从山东南下的费姓中有些在河南南部和湖北中部的江夏地方停留下来，当属可能之事。如果上述的费姓迁移路线，结合了我家灯笼上的郡名，我做出这样的推想，至少不能说全属想入非非。

        汉末诸葛亮就是从山东琅玡进入河南南部的南阳，高卧隆中的。他后来转战于湖北荆州才进入四川。他很可能就在南阳韬光守晦之时结识了当地的望族费祎，一同入川，建立蜀国。按说，诸葛亮有个胞兄诸葛瑾却沿长江东下出仕于吴国。入川和入吴，兄弟两人在江夏一带分手也属可以想象之事，这和费姓的东西两支各奔前程，不谋而合。

        在这里总结一笔，从民族形成的过程来说，在公元2000多年前费姓的祖先可能曾和中原的姒姓结成部落联盟，夏、商两代的1000多年里，他们和中原王朝一直保持了联系，成为东夷和中原文化、政治交流的桥梁，使海岱文化西进，充实提高了中原的夏、商文化。到周初从《费誓》这个文件来看，费姓已不再称夷戎以别于徐淮的东夷了。至于什么时候摘掉这顶异族的帽子，还很难说。经过近400年，“费地”的一部分被鲁侯封给了季氏成为鄪国，出现了姓Bi的费姓，至于什么时候统一于Fei已难查考。

        春秋战国的500年之间，现在回头来看，正是华北地区民族大混合的时期，最后凝聚成了汉族，给秦、汉的统一国家打下了基础。这时原在山东的东夷子孙大部分已成了汉族。其实，汉族不就是像滚雪球那样滚出来的么？在整个世界上，从古到今，能包容凝聚此多的不同来源的人，使其认同于一个民族的，除了汉族之外找不到可以相比的例子了。而这个在多元基础上形成一体的过程在汉族形成之后也还在继续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当前的中华民族。我想今后全人类认同于一个共同体，也许还得采用我们在东方大陆上经过5000年积累的这一点宝贵经验。这种设想已超出于我寻根的范围，不必在这里多谈了。

        《寻根絮语》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耄耋之年不可能有此壮志了。写此絮语只能说如下围棋、打桥牌一般的日常脑力操练，希望智力衰退得慢一点而已。当然，如果一定要提高一个层次来说，寻根就是不忘本，不忘本倒是件有关做人之道的大事。在此不多唠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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