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晚会上，牛群坐在冯巩拉的两个轮子的车上，俩人合说了一段相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这种车子最初出现在日本，所以人们叫它东洋车，也叫人力车或黄包车，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年轻人只能在某些描写旧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里，知道一些它的“身世”，像老舍先生著名的就是描写拉洋车的祥子和虎妞的故事。

        可是这种用人拉着跑的洋车，在半个世纪以前却是城市里主要的交通工具呢。解放后不久，洋车就被脚踏的“三轮儿”代替了。1956年2月25日，新华社曾经报道上海市交通局这一天把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了博物馆。接着，公共电汽车发展起来，“三轮儿”也就不多见了。这些年除了公交车外，城市里的“的士”忽地冒了出来，乘出租车成了百姓的常事，以致社会上流行起“打的”这样一个新词儿。现在小汽车也开始进入了百姓家。有资料说，90年代以来我国机动车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机动车拥有量超过5500万辆。增长度可谓快矣！

        但是陆上行车，不仅要有能转动的轮子，还要有推动轮子转动的动力和轮子能在上面转动的路面。就是说车、油、路是三位一体。可喜的是这20年来，我国“油”和“路”的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前几年我到天津开会，汽车在平坦的、管理和设备高度现代化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上飞驰，120公里的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然而就在去天津的前几天，我刚刚从贵州毕节地区回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贵阳，2000多公里，用了不足三个小时。从贵阳到毕节，200多公里，坐汽车去，竟用了一整天。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星期里，我的感受就像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使我想到目前我国各地交通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我国的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慢，原因很多，但交通闭塞是很重要的一条。让我们看看毕节。这里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少数民族同胞，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躲进山川阻隔的地方，保护了他们的生存。但是在获得了民族平等的今天，这种闭塞却制约了他们的经济发展。

        历代有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无不看重交通。贵州西部的关岭县的关索岭上，至今还保存着较完好的5公里大栈道，这是诸葛亮南征时修建的。同时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那时说的木牛流马，依我看就是现在的独轮车。栈道和独轮车配合起来，解决了山区运输军需给养的问题。此外诸葛亮还妥善处理好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蜀国能在西南一带站住脚跟。

        那次到毕节，使我高兴的是，当地的乡亲们已经自己动手修路了。从贵阳到毕节，走了一天公路，路面坑洼狭窄，临近毕节时，公路宽阔了起来，路虽然没有修好，但看模样这是一段高等级公路。同行的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段路是群众在比较穷困的情况下，集资5000万元修的，有40米宽，20公里长，是毕节有史以来第一段高等级公路，但是再往前修就实在没有力量了。

        上面讲的都是我目睹的事实。近20年来，我国在交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绩，使我感到振奋。但是我们的交通现状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就更大了。

        还拿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来说：40年代初我曾访问过美国。时隔30多年，1979年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的代表团又去了一趟，这次访问前后一个月出点头，时间短，节目多，所见种种，只是些浮光而已。回来后写了一组“杂话”称《访美掠影》，其中谈到美国近40年来交通事业的发展所给予我的印象。

        美国在1908年，大量生产出有效和廉价的汽车——“把美国装上了轮子”。但是汽车那么深入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多年来的事。这些变化正是发生在我两次访美之间，前后对比，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20年代末，美国曾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来罗斯福总统出了个主意，由政府拿出大笔钱来兴办公共工程，建筑高速公路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个当时所谓的“新政”，解决了很多人的失业问题，刺激了经济复苏，危机总算渡过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70年代初，美国已建成高速公路170万公里，还有其他一般公路100多万公里，形成了密如蛛网的公路系统。汽车数目超过1.4亿，汽油消耗也超过2000亿公升。以汽车大王福特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为象征的美国汽车和石油两大企业，构成了美国车、油、路三位一体。

        当然交通不仅仅只是公路和汽车，还有空运、水运等。我只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要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我们还要加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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