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烈士，殉难已经30多年了。

        今年是烈士诞辰80周年，他的生前友好、学生、战友，都一直在深切地怀念他，怀念这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民主战士，怀念这位对我国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对新文学运动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诗人、学者！

        我在青年时期，读过他的那些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而又带有浪漫情趣的诗篇，曾经为他的《死水》深沉的愤激所感动，也曾为他那倾诉着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静夜》里的崇高情操，兴起过钦敬之情。

        30年代初，在清华园里见到了他。虽无交往，但从他的诗，从他的文章，从他对黑暗现实的沉默中所显示的正义感，看到了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特别是他对神话、传说的酷好，这对当年正在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青年来说，更有亲切之感。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都在昆明，在一起工作，更有幸的是还曾在一起战斗。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或是在民主运动中，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洒脱的风度，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态度，坦率真诚的性格，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

        记得1943年，我在《鸡足朝山记》那篇游记中，触景叙情，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个教书人的生活，写过这样几句话：“自从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日寇轰炸之后，生活在乡间，煮饭、打水，一切杂务重重地压上了肩头，又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有这样的心绪的在当年也许决不止我一人，这是在那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执干戈卫社稷，眼对着一切腐败和可耻，又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消极的路”。

        不久，我就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年之后归来，昆明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已经进入高潮。这时的闻一多先生同我出国前的状况也大不一样了，他已经是昆明广大青年热爱尊敬的民主教授。他见到我，立即伸出热情的欢迎的手，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一年前的那种思想：“不好！不好！”他说：“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乱纸堆，就像你们知道的，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结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榜样是最好的引导，他的谦逊而又坚定的声音，发人深省。从此也作为一个新兵向先进的同志学步，并且从学得的一些新的看法，对先前一度浮现过的思念试作清理。但比起闻先生一往无前的坚毅步伐，就难以自宥了，每一念及，着实感到愧疚！

        那时间，闻先生已受到党的教育，参加了民主同盟，斗争有明确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相当集中而民主阵营中思想又较复杂的昆明，他始终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这无论对我个人说，或对其他朋友说，都堪称典范。应当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形势多变，斗争尖锐，书生意气常不免犹豫多虑。每当有重大争论分歧时，多以他马首是瞻。由于他在学术界和文坛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外享有声誉的学府中居有一定的地位，而又言行一致，无私无畏，作风正派，热情诚恳，他的举止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和同辈师友的尊重和信任。他在被誉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和整个昆明，起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对民主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尽管如此，他却总是虚怀若谷地向比他先行的同志求教，也向共事的朋友和青年学生求教，他一再指出青年是他的老师，是青年人推动他前进。当然，有时他也会同人争论，坚持自己的看法，正确的决不轻易放弃；如果是不对头的，只要真相一明，道理说清，他会无保留地说：“你对，我错了！”服膺真理，表里如一，始终不失赤子之心！

        有一件事情，如今又浮上心头：在昆明民主运动正待发展时，由于我们几个书生掉以轻心，苦心经营的一个宣传民主的刊物，被坏人一下子篡夺过去了，还公然在反动报纸上刊登“启事”，攻击民主运动。闻先生本来并不具体过问这个刊物，发生这个事件后，他非常气愤，认为决不能任宵小如此嚣张。立即同吴晗同志等邀集有关的人商议，要维护民主声誉，揭露敌人玩弄分裂民主力量的阴谋，还奔走设法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刊出声明，使这个被一伙人窃夺后的刊物和借刊物以投机的小政客名誉扫地。闻先生这种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中，闻先生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夜以继日，奔走呼号，团结广大师生并肩战斗。当蒋介石屠杀了青年后又装腔作势专对昆明发表什么文告，妄图压制学生运动时，闻先生在校内外各种集会上公开驳斥反动头子的谬论；又奋笔疾书精悍的杂文，描绘了被法西斯血腥恐怖吓昏了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当蒋介石派遣御用文人来昆明破坏西南联大和整个昆明师生的团结时，他不顾威胁恐吓，义正词严，面对面地谴责那一小撮披着学者外衣的反动政客的丑行，保卫了团结，保卫了民族正气，保卫了“一二·一”运动的光荣。此情此景，亲历其境的人，除反动分子外无不为之感奋。毛主席在表彰闻一多时特别提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面对阴谋诡计，知难勇进，不畏强暴，爱憎分明，怒斥仗势欺人的帮凶学阀的言词，真是掷地有声，深印人心。

        而他同昆明青年也正由此建立了呼吸相通，命运与共的亲切关系，博得了广大青年的尊敬和拥护。万千群众随他的欢呼而欢呼，随他的愤怒而愤怒。他实在是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用精炼的诗的语言，满腔的爱国热情，强烈的正义感和坚定的信念，像他纪念“一二·一”烈士时所说的，使糊涂的人清醒过来，怯儒的人勇敢起来，疲倦的人振作起来，而反动派则战栗地倒下去！

        他在大庭广众中常作狮子吼，而在座谈讨论或个别接触中，又善于娓娓而谈。研究什么问题，商量什么事情，总是推诚相见，以理服人，从不敷衍塞责，虚假应对。他认为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人，自己首先要有民主作风。他确实是按照新的思想新的标准，在不断摆脱传统的因袭，不断改造多年的习惯。大家信赖他，有事也乐于找他交谈，他也就自然地成为一座桥梁，把组织委托的任务或有关时局形势的认识，通过各种联系的渠道，并用自己的语言，及时转达到群众中去。当时在大学同事中有好些进步活动，多是经由他同吴晗同志等联系的。友朋相聚，认识水平有参差，一般都能畅所欲言。由是内外上下之间，可以声气相通。所以当年尽管生活十分清苦，大家在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经受锻炼，精神逐步有所寄托，眼界逐步开阔，从对现实的苦闷中逐步兴起了希望。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又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时的沙俄知识分子是迥然不同的。闻一多是光辉的典范，他像“一团火”，要把旧社会彻底烧毁。而心中充满爱，爱祖国，爱人民，热烈地向往着必将诞生的新中国！

        闻先生一向受人敬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毕生认真坚守自己的岗位，始终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不管生活如何艰苦，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威胁恐吓，他都安之若素，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对于自己承担的责任从不松懈。他对学生助手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对教研工作主张树立自由学风又忌放任自流。他治学谨严，长期治理古代文献，从事考据训诂，吸取近代科学方法，保持了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贡献早经郭老（沫若）做过中肯的评价，外行自难置一词。不过我清晰记得他同一般考据家很不相同，思路开阔，从不拘泥于本行的范围之内。早在30年代初研究神话，就已涉猎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精神分析论等等学科的领域。到了抗战时期，正式“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易”，“从中寻出不少的古代社会材料”。又保持着诗人的敏感，赋予古董以新鲜气息，从《易林》中找出了许多诗意。还在《风诗类钞》开宗明义指出过去读者多是用经学的或历史的或文学的方法，而他对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他对西南兄弟民族丰饶的传说、神话、民歌、民谣以至艺术服饰等等，都有很大的兴趣，而对于兄弟民族苦难的遭遇，更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多次希望古籍史书的研究能同实际的社会调查相配合，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多的成绩，也正因此，他的研究就远远超越于一般考据学家和古文献的研究者了。他曾说过：“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今天外，还有那两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的兴趣如此广阔，钻研又非常认真，一股寻根究底，追源溯本，不弄清原委决不罢休的劲头，受到党的引导，就从本行业务的探索，自觉地进入革命经典著作的学习，而谦谨好学的作风又使他乐与同行交往。事业心，学术的研讨，诗人兴味无穷，身居陋室而风趣横生，虽常饥肠辘辘，依然意兴高逸。有缘过从，受益良多。从来天才出于勤奋，闻先生之所以在诗的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精湛的造诣，岂是偶然！

        在他牺牲前半年多的光景，由于形势的发展，经他同吴晗同志等的推动，我们曾办过一个刊物。他筹划支持，关怀备至，而对于怎样把刊物办好，更有精辟的见解，认为最重要的是摸透读者的心愿，解决读者的疑难，切忌不着边际的空谈和枯燥无味的说教，尤其不能装腔作势教训别人，这样有理也难服人。要像朋友一样商量共事，平等相待，亲切交谈，有具体事实，又说清道理，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一个刊物不一定每篇稿子都能如此，但一定要有这样的文章，刊物才会在读者心中生根！语虽寻常而入情入理，感人至深。他自己的文章或讲演，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说理论事，嬉笑怒骂，都与读者或听众“心心相印”。他的文章，不仅文字优美，感情真挚，而且风格别致，不落俗套。

        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很快得到万千青年的爱戴，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坚持跟着党走，斗争英勇，又善于联系群众，鼓动群众一起斗争。同时也因为他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包括文风学风），同群众从感情上建立了亲切无间的关系，相互信赖，相互鼓励。然而，人民所敬爱的好人啊，必然为反动派所忌恨，打击迫害造谣诬蔑，接踵而来，蒋介石集团拥有几百万军队，无数的宪警特务，对仗义执言的一介书生，却惊慌失措，使出人间最卑劣的凶杀暗害手段。因为反动派没有真理，只能搞些鬼蜮伎俩。而他大义凛然，面对极其危险的处境，也不为所动，“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岁月如流，许多光阴虚度。人入老境，往事不免淡忘。但有些深刻印象，却总难磨灭。回首当年艰苦的岁月，目睹烈士为祖国为民主辛勤工作，不辞劳苦，真如敬爱的周总理所表彰的，他是人民“最忠实最努力的牛”。他不仅为人民忠诚服务，而且为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他是个铁骨铮铮，有骨气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正直无私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崇高形象！

        典范永存。我们要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学习他的榜样”，永远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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