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读书》编辑部转来读者来信，指出我在《读书》今年第4期发表的《英伦杂感》一文中有一则史实不确，现加订正如下：严复和伊藤博文并非同时在英国学习海军的同学。

        该文系我在一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别人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我修改后寄给《读书》发表，其中有一些凭一时记忆失误的史实没有核对纠正是我的责任，应予批评，幸有读者不吝指出，实在感激。

        关于“严伊同学”一事的误传，由来已久。让我先抄录读者寄来的摘文三则：

        (1)摘自《华严选集》（香港皇冠出版社，1977年11月），作者华严，本名严停云，是严复的孙女，严叔夏的女儿。文题：《我的祖父——严复（写在〈严复思想述评〉重印前）》。原文如下：

        “鳌头山”（按系严复故乡阳歧乡的鹅头山）老松临风，极目荒凉。那儿，长眠着我的祖父。他的故墓并不体面，青石墓碑破损了，学生们屡屡向他的墓地扔石头，一面口里谩骂：“哼，你这老家伙，和伊藤博文（事实上，祖父在英国和伊藤博文见过面，但从未和他同学）一同在英国留学，你得第一名。伊藤博文回日本为国家做了多少事，你呢？你为国家尽了什么心力？”多少次，母亲抚摸着那残缺的墓碑流眼泪，父亲轻拍她的肩膀，安慰着说；“不要难过，父亲不会介意这些的。”

        (2）福建文史资料未刊稿，《对严以玉〈严复轶事〉的核对意见》，作者严家理，系严复的侄儿，此稿作于1964年6月。原文如下：

        按幾道先生与伊藤博文并不是同学。社会上有些传说，甚至过去北大教授诗人刘半农所著诗中赞扬他名次列在伊藤博文之前的事。刘更荒唐，将英国作美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误为哈佛大学。

        摘文后附：伊藤博文（1841～1909)，严复(1853～1921)。

        (3)《读书》编辑部来信，原文如下：

        第4期第125页说：“严复早年是和伊藤博文同时在英国学习海军的同学。”有的读者查阅了史料，以为不确。据《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版）载，伊藤博文留英为1864年3月至6月，而这时严复仅12岁。严复留英时在1877至1879年（据赵靖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这时伊藤博文已近40岁，并不在英。

        以上三则均认为严伊并不是同学。严伊曾否在英见面，(1）与（3)说法不一致。我曾托人去查日本辞书，找伊的年谱，至今未获复。伊曾否去英学习海军尚是问题。如（3)说，他在英时期只有三个月，很难说是“留学”，当时英国学制如何我并不清楚。(1)(2)都出于严氏亲属之笔，可靠性较高，但未提结实事据，还待进一步考证，才能定论。我自己对此项研究实在有心无力。即是一般学者常备的工具书，在浩劫中已全部丧失，年来尚无力购买。由于缺乏随手可查的基本设备而造成的失误，想来可以为读者见谅的。

        如果还是允许我以记忆来说，我从小就听到过“严伊同学”之说。甲午之战的失败对我的上一代震动极大，他们有意识地要把这国耻教育我这一代。我的父亲是当年主张办新学来富国强兵的人。他的态度和（1)中所记的学生不同，主要是用这传说来谴责当时清廷的腐败，并且联系了慈禧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来讲的。他最愤慨的是像严幾道先生这样的人才不能得到发挥所长而落到卖文自活的下场。如果这可以代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想，我们很可以理解“严伊同学”传说的社会意义了。这个传说发生的经过我确实不清楚。在我父亲一辈的青年时代，即上个世纪之末，日本维新是他们心目中最具体的样板，伊藤博文在他们是个又恨又羡的人物。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伊藤博文？我们中国男儿哪个不如他，可是“比伊才高”的严幾道为什么不能起用而在实战中中国被日本打败？这些感情是编造出“严伊同学”传说的实质。这个传说在当时也确是激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

        我们怎样对待这个传说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要承认科学的历史，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容歪曲。如果证明严伊并没有同过学，就得承认“严伊同学”不是事实，不能用任何理由来篡改历史。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形成这传说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热情。我们对此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和赞扬。这种态度我想是可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正如（1）里所说“不会介意”的。

        以我自己来说，直到我接到读者来信之前，我并没有丝毫怀疑过“严伊同学”是否虚构，我是认以为真的。但对这件事的看法却有几度变化，在这里讲一讲也很有意思。

        我早年当然曾经无条件地接受过父亲一辈的看法，为严幾道先生抱屈，清廷腐败，误才误国。我很早就看到过父亲书架上放着的严氏译著，但是看不懂。说实话，我是先读了《原富》的英文本之后才看懂严氏译本，而领会到他确是翻译高才的。当我懂了一点严氏所译诸书时，我对“严伊同学”的看法变了，我发生了“严胜于伊”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内容还有变化。最初是认为，不能立功，就得立言。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那就是说，严复如果竭尽一生之力建设海军，即便有成，对国家的贡献还不如他在思想上的影响那样能深入和久远。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我把日本军国主义归罪在伊藤博文那一类人物，于是又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中国没有走上日本维新这条路，也许对人类历史是一个极大的幸事。我们中国如果也搞成一个军国主义的霸权国家，人类的前途也就不堪设想了。中国出严复远胜于日本出伊藤博文。

        现在回溯我自己围绕着“严伊同学”这个传说看法上的变化自然难免自觉可笑，但这里的确埋藏着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倒不是严复的评价而已，其实是我们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怎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西方文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严的评价里也暴露出种种矛盾。我曾有一时，认为严引进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果是高明的，与他对照的是保存封建意识而引进武器和机械的日本维新之路。当然，严所引进的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代的意识形态。他所选择的代表作是有水平的。过了一个世纪，我们还是可以从他所走过的路上引进西方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有区别，从思想意识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相同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这种办法产生了怀疑。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不发展起来，外来的思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上贴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严逊于伊”了。我尽管在《英伦杂感》里先说：“再过50年，全面回顾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时，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写进去。”后面却又说：“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万事惟有读书高’，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幾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里的东西。”

        每个人的思想是盘旋着上升的。历史实际在发展、在变化，我们的思想也正反映着这些发展和变化。对自己的思想反复想想大有意味。我只要还活着，对这类问题还是放不下心的。说是自讨麻烦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乐趣就在这里也可以。至于我的想法符合不符合实际，或符合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刊误之便，附述如上。

        附言：写成此稿后又接到浙江师院金泽民同志来信。来信摘要如下：

        严复与伊藤为留英同学说，在旧时流传很广。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云：“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陈文没有实指同学为谁。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始指明云：“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rike>，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而复试辄最上第。”

        伊藤博文……并非严复的同学。伊藤留英在1863至1864年间。第二次以日本大使岩仓具视的副使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英国考察……考严复年谱，伊藤留英时，严复尚十一二岁，未进福州航政学堂。严复于光绪三年（1877）抵英时，距伊藤留学返国已13年，距第二次赴英亦已有5年，因此，根本不可能为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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