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在辽宁丹东鸭绿江边度暑。丹东是个满族的聚居区，据1990年人口普查，丹东地区满族人口超过100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40%以上，已有三个县，岫岩、凤城、宽甸建立了满族自治地方。我抽出几天时间访问了附近的满族农村。在访问过程中我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曾读过当时的老师史禄国教授在20年代写的《满族社会组织》一书。引起我对满族研究的想法，如果有机会再去现场深入调查一次和史氏旧著的内容相比较，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在最近70年里的变化了么？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陪同我去度暑的潘乃谷同志。假期结束回到北京，她立即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里说服了高丙中同志，参与这个研究课题。她先在北京图书馆找出了这本久已被人遗忘的旧书进行翻译，作为这个课题的初步工作。1993年暑季译文原稿送到了我的手上，并且说这本译稿已由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文。写序我是不敢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老师，按我自定的写作规矩，在师承上不许越位。我只同意在书后写一篇记下一些对这位老师的追忆。

        1933年暑假前，距今可巧正是61年前，燕京大学的吴文藻老师带着我去清华大学登门拜见史禄国教授。为了这次约会，吴先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走中国化的路子，所谓社会学中国化是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学必须从中国本土中长出来。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培养一批年轻学生做这件事，他在这年又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到燕京大学来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这套方法据派克说是从现代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西方当时人类学者都必须参与到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识。这种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的方法被称为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派克和他的学生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调查芝加哥的都市社会，建立了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吴先生就有意采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这是他的意图，要实行这个意图就必须培养一批人。当时我正好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班的学生，成了他看中的一个培养对象。

        要培养一个能进行社区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学者，在吴先生看来首先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里的一位教人类学的史禄国教授（以下简称史氏）。燕京和清华两校是近邻，但是要送我去从史氏学人类学却不是那么方便。吴先生为此先说服了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关是要说服史氏愿意接受我这个研究生。这却是个不容易过的关，因为这位教授据说生性怪癖，不易同人接近。为了要他愿意收我这个徒弟，吴先生特地亲自带着我去登门拜见。换一句话说，先得让他对我口试一番，取得了他首肯后，才能进行正规手续。

        史氏是怎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我一直不清楚，也不便打听。直到我打算写这篇后记时，才查了他自己的著作和请一位日本朋友帮我在东京搜集了一些资料，关于他的学历才有个简要的梗概。从这个简历中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有个不很和人接近的名声。

        这位日本朋友复制给我的英文本《国际人类学者人名字典》(ters编，1991年出版，以下简称《人名字典》）中有关史氏简历的条文，由A.M.Resov执笔，原系俄文，由t.L.Mann译为英文。史氏的原名是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他所出版的著作署名时名尾不用v而用ff)，在中国通用的汉名是史禄国。这个汉名是否由他自己起的，我不清楚。但是至少是他认可的。

        史氏的生卒年月有两种说法。一是上述《人名字典》说他1887年6月2日生于Suzdal（俄罗斯），1939年10月19日死在“北京”（当时我们称北平，在日本军队占领时用什么地名我不清楚）。但是《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北方通古斯》）中译文的译者前言里另有一说，在他名后附有（1889～1939)，意思是生在1889年，比前说迟两年。中译本说是曾“利用原著和日译本”。我请那位日本朋友查了这书的日译本，译者是川久保悌郎、田中克己。在译者跋文里有“教授1889年生于俄罗斯古都附近其父的庄园里”，可见第二说来源于此。这两年之差，不易断定何者为误。

        据汉译《北方通古斯》译者前言：史氏“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回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被选为该院人类学学部委员（时年26岁或28岁）。曾于1912年至1913年在俄国后贝加尔和1915年到1917年在我国东北多次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十月革命以后流亡我国。从1922年至1930年先后在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以后在北平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广东、云南和东北等地进行过学术调查。1939年逝世于北平”。

        史氏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说：“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做过三次考察，1915年到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做了考察……1917年科学院又派我前往中国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亚毗邻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继续过去几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整个远东，特别是西伯利亚各地，陷入不安定状况而几次中断，我的研究性质改变了，新资料的搜集几乎限于汉族（体质）人类学的问题。”“1917年俄国旧政权崩溃以后……决定返回圣彼得堡……1917年结束的第三次考察，持续了两年多……1917年末在北京进行了对满族的考察……从1918年春季以来……我再也没有到通古斯人和满人居住地区去考察的机会了。”从史氏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对通古斯人及满族的实地考察主要是在1912～1913年和1915～1917年这几年中。他又提到过1920年离开西伯利亚时丢失过一部分资料，表明1917年后还去过通古斯人的地区，看来没有进行正规的调查研究。

        《人名字典》记着1918～1922年他是在海参崴大学工作。他自己在所著Ethnos专刊的前言中说；“经过了10年的思考，1921～1922学年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讲‘民族志’这门课程的引论里阐述了这个理论。”这说明1922年流亡到中国之前曾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里住过一年。

        1922年他曾到过上海，但他在上海的情况，我不清楚。据他在《北方通古斯》的序言中表示感谢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和英文部主任邝富灼，还有上海巡捕房的人，说明他在上海和当地的社会是有联系的。后来不知哪一年他受到了厦门大学之聘担任研究教授。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编写和准备出版这本著作。这书的序言是1928年7月在广州写的。当时他是否在中山大学任职我没有确证。我认识的一位民族学家曾经和史氏一起去广西或云南考察过，是和中山大学有关系的。但是这位朋友几年前已逝世，我也无从追问了。据日译本译者的跋文说：他是1930年秋到北平辅仁大学及清华大学任教。我只知道他和辅仁大学的许多欧洲学者往来较多，但是否担任教授的职务不敢肯定。依我1933年起跟他学习的两年中，没有听说他兼任过辅仁大学的课程。

        我是1935年和他分别的，他就在这年的暑期按清华的惯例：教授工作5年后有休假出国一年的权利，去了欧洲，但由于一直没有通信，他的行踪我无法得知。我1938年返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已经沦陷，情况不明。我所见到从北方南下的人中，没有提到过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于1947年回到北平，听说他已逝世。据《人名字典》他是1939年10月19日死的。《北方通古斯》日文本译者跋文中记着1942年在北平访史禄国夫人的事。当时她住在景山山麓。他的夫人是1943年去世的。

        从上述史氏简历中可以看到他一共享年50岁或52岁。在这半个世纪中有2/5的时间，约有20年，是用在打学术基础的受业时期。由于他出生于帝俄末期的世家，深受彼得大帝传下来的向西欧开放和向东亚扩张的基本传统影响，后来他留学法国和研究通古斯人。《北方通古斯》日文本译者说他受的是“古典教育”，用我们的话说是欧洲早期的通才教育，着重学习数理化文史哲的基础知识和掌握接通欧洲文化的各种语言工具。他在大约20岁时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在当时西欧文化的中心，接受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熏陶。他接受进化论的观点，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和所创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图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他确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当时欧洲的人类学还是在研讨文化起源和发展阶段上徘徊，希望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中寻找到人类文明的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突破了这种“古典”人类学的传统。史氏就在这时投身到人类学这门学科中的。他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的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的老框框，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

        从人类学的历史上看，他和波兰籍的Malinowski(1884～1942)，威尔士籍的Radcliffe-Brown(1881～1955）和德裔美籍的Kroeber(1876～1960)，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初露头角的所谓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这一代的人类学者基本上都走上了所谓功能论的路子。以我的水平所能理解的限度来说，史氏在这些人中出生最晚，生命最短，所讲的人类学包罗最广，联系的相关学科最宽，思维的透射力最深，但是表述的能力最差，知名度最低，能理解他的人最少，因而到现在为止，他的学术影响也最小。

        史氏的造诣和弱点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学术的旺季无疑是1910～1917年的大约7年时间。当时他在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里是一个受到上一代栽培的多才多艺、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26岁当选院士，三次参加受到国家支持的人类学实地考察队，而且在1917年革命狂潮初起时还受到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的安排，再去西伯利亚考察。从他当时已初步形成，后来发表有系统的综合性的民族学理论框架看，不能不说他是个多才，而且勤奋好学的青年。他除写作之外还善绘画。在他那本《北方通古斯》里插入了两幅自绘的彩色画。他有一次对我说，用绘画来写生比摄影更能突出主题。他对音乐也具有深厚的欣赏力，他夫人是位钢琴能手。我在他的书房里和他谈话时常听到隔壁传来的琴音。他有时就停住了话头，侧耳倾听，自得之情另有一种神采。所以我说他不仅多才而且是多艺。

        具有这样天赋的青年，在当时浓厚而严格的学术气氛里，他获得了他一生事业的结实功底。但是正在他学术旭日初升之际，无情的历史转变给他带来了严厉的打击。他从1917年起就走上了坎坷的命运。他在《北方通古斯》的自序里透露过，1917年前在各地调查时，一路受到官方的殷勤协助，其后一下变成处处跟他为难的旅行。从1917～1920年他仆仆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遗失，资料被窃。最后不得不远走海参崴，仅一年就开始告别祖国，过着流亡异乡的生活。

        在这里插入一小段和我另一位老师Malinorobriand岛，参与土人社会生活。他用观察和体会结合的生动资料写出了惊动一时的著作，一举成名。加上他纯熟的英语和优美的文笔，扩大了影响，成了两次大战之间社会人类学功能派的带头人。

        回头看看史氏，他在中国虽然也取得了大学里的职位，但他所讲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不可能为同辈学者所理解。何况他又不能用他母语做媒体来表达他的学术思想，只能借助于他自认驾驭尚欠自如的英语来发表他的著作，传播面狭而且不够透彻。于是两人及身的社会声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史氏在1930年进入清华之前的生活我不清楚。据我从别人口上所得来的印象，他所接触的中国同行学人对他至多是以礼相待，甚至由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清华园里和他有来往的倒是生物学系的一些教授，这是我从同乡的生物学系助教口上听来的。他们系里的教授有疑难的问题，多去请教他。我想这是事实，因为我在清华时的工作室就是在生物馆里，占有一大间实验室，而且我可以到生物学系所开的课程去做正式附读生听课并做实验，老师们对我也很优待。这些都是出于史氏给我的安排，表明他和生物系的关系似乎比和自己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更亲近些。

        人类学在清华园里知道的人不多，史氏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者，知道的人更少。他不但在清华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他在学术本行里有往来的人据我所知道的只有在辅仁大学里的一些欧籍学者，而且大多数是天主教神父。天主教神父从明朝以来就是传播西方学术到东方来的桥梁。这座桥到民国时就只留下了辅仁大学这一个小小据点了。

        史氏深居简出，与世隔离，自有他的苦衷。他是个回不了家乡的学者，而所以回不去，或不愿回去，是因为家乡已经变了色，对他是合不来的。至于他怎样能立足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其社会政治背景我是说不上的。只有一次我在他家座谈，突然看见他神色异常，因为隔窗见到了几个外国人走向他家门。接着又见他夫人匆匆出门去把来人打发开了。他当时那种紧张的表情，留下我不易忘怀的印象。后来我有位朋友私下同我说，苏联的克格勃是无孔不入的。我当时也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但模糊地理解到我这位老师这时的表情是有点大祸临头的味儿。我怎敢多问呢？

        他在清华园里是个孤僻的隐士。生活十分简单，除一周在教室里讲一两堂课外，整天关在书斋里翻书写作。闲下来就听夫人弹钢琴。傍晚两人携手散步，绕清华园一周，每日如此。他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养成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使人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和相处的怪人。这和当年我在伦敦时见到的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马氏正好是个对照。同是异乡流亡客，世态炎凉处两端。

        人是社会的动物，最怕是没有人懂得自己，周围得不到自己所期待于别人的反应。在这种处境里连孔子都会兴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人之相知是人和人所以能结合成社会的基本纽带。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社会交往。孩子哭妈妈就知道他饿了，喂他奶吃。这就是相知的基本模式，也是社会的基础。

        一个学者也是为了要社会上明白他所思考、所推敲的问题，所以竭尽心力表达自己的见解，即使四周得不到反应，他总是想著书立说，希望远方也许有人、身后也许有人会明白他的。这是司马迁的所以负辱著书，留言于后世，“疾没世而名不称也”。我说这段话，眼前似乎出现了这位成天伏在书案前的老师。他不就是这样的人么？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这句话紧接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后，不能不使我猜想他正是希望远方有个明白他人的人能来见他。

        史氏在世之日，恐怕深知他的人是不多的。我总觉得似乎是有一条界限，把他的后半生排除在当时的学术圈子之外。他去世后，1986年我三访英伦，在LSE的一次座谈会上，在休息期间有一位英国朋友，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喜悦的口吻说：“史禄国在苏联恢复名誉了。他的著作被公开了，肯定了，而且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权威了。”这位朋友知道我是史氏的学生。因为我把史氏的名字列入1945年出版的Earthbound a一书的扉页上，作为纪念我的三位外国老师的首位。所以这位朋友知道我和史氏的关系，把这个好消息通知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史氏不能回国的原因，他在祖国曾是被归在“反动学术权威”一类里的。这个标签的涵义我自有深刻的体会。名要搞臭，书要禁读。1990年8月我有缘去莫斯科访问苏联的科学院，接待我的人证明了1986年我在伦敦听到的话。我作为史氏的学生也叨了光。

        当我收到那位日本朋友寄来《人名字典》的复制件中有下面一句话：“他又是被推崇为第一个给Ety（民族性）这个概念下定义的人。”《人名字典》这一条文的作者引用史氏的原话“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做出区别。这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原文出于何书没有说明，我无法核对。

        我最初读到这句话时，觉得十分面熟。这不是和近几十年来我国民族学界所背得烂熟的民族定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这两个要素？怎么能把这个“经典”定义的初创权归到史氏名下呢？再看写这段话的人署名A.M.Resov看来是个俄籍学者，而且条文下注明是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署名t.L.Mann以示文责由著者自负。这本字典是1991年出版的。出版社的名字在复制件中查不到。写这条文的日期当在我去访问莫斯科前后不久。我思索了一会儿，才豁然开朗。史氏在世时，这种话在苏联是不会有人敢说，更不会见诸文字，而是送到国外出版的字典里公开发表的。

        还应当说明的是，我在用中文翻译上面这句话时也很尴尬。史氏用的Etion。史氏采用拉丁古字就是为了要避开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因为nation在19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词和state联了起来，成为Nation-State。State，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于是Nation也染上国家的涵义，比如联合国的英文名字就是United Nations。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他采用了拉丁文Ethnos，原词不做翻译了。

        由于史氏对用字十分严格，不肯苟从英语的习惯用法。这也是普通读者不容易读懂史氏著作的一个原因。他用词力求确切性，于是许多被各家用滥了的名词总是想违避，结果提了不少别人不易了解的新词。他抛开通用之词，采用拉丁文原字，使其不染附义，Etal plex of tungus。Psyc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我近来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简称作心态，也是个模糊的概括。

        他强调心态研究原是出于他研究通古斯人社会文化中特别发达的Shamanism（萨满信仰）。萨满是一种被通古斯人认为是人神媒体的巫师。过去许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但史氏则采取实证主义的立场，把它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它具有使群体持续和适应一定客观环境的作用。这是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

        马氏的巫术分析也是采取这样看法的，但是没有像史氏那样深入到生理基础去阐明这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马氏在理论上没有史氏那深入。

        史氏的人类学和马氏的人类学的差别也许就在这里。马氏也把文化看成是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没有走进生物基础里面去，而满足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他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就是如何在满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史氏的生物学基本训练似乎比较深透些。他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袭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

        他的Ethnos的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

        史氏把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他所讲的体质人类学决不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要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如果停止在这里，还是生物学的范围。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我用这一段话来总结史氏的理论，自己知道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和史氏理论的真实思想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作为我个人的体会，在这里说一说也算是写下我向他学习了两年的一些心得。

        正因为他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我时常感觉到他的眼光是一直看到后人类的时期。宇宙的发展不会停止在出现了人类的阶段上。我们如果把人类视作宇宙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是最后阶段，那么等于说宇宙业已发展到了尽头。这似乎是一种人的自大狂。在读了史氏的理论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是宇宙本身发生了有“智力”的这种人类，因而产生了社会文化现象，其后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础上又冒出一种新的突破而出现一种后人类的物体。这种物体所创造的世界将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当前的一切世态不过是向这方向演化积累过程中的一些表现罢了，Ethnos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说似乎说远了，但正是我要说明为什么我感到他和马氏相比在思路上可能是高出了一筹。正因为史氏的理论宽阔、广博、深奥，又不幸受到文字表达上的种种困扰，他之不易为人所知是不足为奇的。我虽则跟他学了两年，但还是个不太了解他的人。自惭自疚，为时已晚。

        也许我是史氏在中国唯一的及门弟子。但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我没有能按照他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为我规划下的程序完成学业，可说是个及门而未出师的徒弟。他给我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每个阶段用两个学年。第一阶段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这个规划看来是重复他自己的经验。体质、语言、社会及文化和考古是他自己的学术基础程序。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从这些学科的训练中所取得的知识，怎样纯熟地运用到他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中去的。

        他1922年后在上海、广州和北京的时间，由于他不熟悉汉语，无法进行社会调查，但是他还是利用他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在各地进行人体测量。1924～1925年间发表了三本有关华东、广东、华北的中国人体质研究的科学报告。他还应用他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流动做出过富有启发性的推测（见《北方通古斯》中译本第228页附图）。这三本有关中国人的体质研究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

        史氏在人类学方面主要的贡献是在通古斯人的研究。他所著有关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态研究这两大巨册现已得到高度的声誉，成了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从他有关通古斯人和满族的著作中，读者必然会体会到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根底。他不仅能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去接触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发展。史氏不仅能纯熟地说通古斯各种语言，而且对语言本身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语对译。我在从《人名字典》有关史氏简历所附著作简目中得知这本字典1944～1954年已在东京出版。我衷心地感到慰藉，史氏坎坷的一生，终于抵达了他向往的目标，从人类的体质、语言、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环环都做出了传世的成果。他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使命，为开拓人类学做出了先行的榜样。

        1935年暑假我刚学完他安排给我的第一阶段的课程，就是体质人类学后，我们就分手了。他当时因在清华已届五年，按校规可以由清华出资送他去欧洲休假。我当时即听他的嘱咐去广西大瑶山调查当地的瑶族。他还为我装备了全副人体测量仪器，并从德国订购了一套当时高质量的照相机，不用胶卷而用胶板。我用这照相机所拍摄的相片有一部分发表在《花蓝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两书里，颇受出版社的赏识。这应归功于这相机的质量而和我的手法无关。

        我还应当记下，他特地为我和同行的新婚妻子各人定制一双长筒皮靴，坚实牢固，因为他知道西南山区有一种有如北方蝎子一般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蟥”，穿上这种靴就可以防害。他用自己田野工作的经验，十分仔细地给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就是由于这双皮靴竟免了我受一生残废的折磨。因为我们在瑶山里出了事故。一个傍晚的黄昏时刻，我误踏了瑶人在竹林里布置下的捉野兽的机关。当我踏上机关时，安放在机关顶上的大石块一下压了下来，幸而我向前扑得快没有打着我的头，而打在我的腰腿和左脚上。我腰部神经当即麻痹，而左脚奇痛，原来左脚骨节被重石压错了位。如果没有这双坚实的皮靴挡一挡，我的左脚一定压烂，如果流了血和感染了，这左脚也必然完蛋了，甚至我的生命也可能就此结束了。后来我妻子独自出林求援溺水身亡，事过后瑶人劈林开路把我们一死一伤的两人抬送出瑶山。死者已矣，我经过半年的医治，才能拄杖行动，但左脚骨节错位，至今未复。我没有和妻子全归于尽，寻根应当归功于老师送给我这双皮靴。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事。

        至于我这位老师对我的教育方法，从简道来，就是着重培养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来不扶着我走，而只提出目标和创造各种条件让我自己去闯，在错路上拉我一把。他在体质人类学这一课程上从没有做过一次有系统的讲解。他给了我几本他自己的著作，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人体研究。并用示范的方法教会了我怎样使用人体测量的仪器。随着就给我一本日本人所著的关于朝鲜人的人体测量的资料，完全是素材，就是关于一个个人的人体测量各项数字，一共有500多人。接着就要求我根据这些素材，像他所做过的分析那样，找出朝鲜人的人体类型。怎样找法就由我在他的著作中去琢磨。

        他为我向生物学系借了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门有两个钥匙，他一个，我一个。他就让我独自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自己开门进来看我在做些什么。我们在工作室里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他这两年主要的工作，是在编写和刊印他的《通古斯人的心态》巨著。每天主要的时间是在他自己的书斋里埋头工作。可是每天傍晚总要和他夫人一起绕清华园散步一周。当他经过生物馆时，就可以用身边带着的钥匙开门进入我的工作室。我这时大多已回宿舍去了。他正好可以独自查阅我堆在桌上的统计纸，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

        《朝鲜人的体质分析》交卷后，他就替我安排去驻清河的军队测量士兵的体质，每周两次，由驻军派马队来去接送。士兵测量结束后，在暑假里，他又替我接洽妥当到北平监狱，测量犯人的体质。分析这两份资料又费了我一个多学期的时间，独自埋头在这个工作室里打算盘和拉算尺。这又是他的主意。他只准我用这两种工具进行计数。我问他为什么不引进一些较先进而省时间的计算工具。他的答语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他说：“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其实这又是他自己的经验总结。他在体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靠这两种工具做出来的。他这句话却成了他对我一生的预嘱，只是我没有能像他一样不自丧志地坚持研究。在1957年之后我浪费了足足20年。我更觉对不住这位老师的是瑶山里所取得的资料，在李、闻事件中遗失在昆明。我没有及时地把这批资料分析出个结论来，以致悔恨至今。不幸的事还不止此。我的两篇关于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体质分析的毕业论文，也在抗战时期清华图书内迁时，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到现在我在体质人类学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参考的成果。史老师在我身上费的心计，竟至落了空。

        我和史氏在1935年分手后没有再见的机会，他给我规定下的三个学习阶段，也没有按预计完成。我1936年直接到伦敦跟马氏学社会人类学了。到现在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跳越的阶段没有把语言学学到手，正是我一生学术研究中主要的缺陷。不听老人言，苦果自己受。

        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我在别处已经说过，如果要追究我近10年来城乡发展研究中所运用的类别、模式等概念，其来源应当追溯到我埋头在清华园生物楼里的两年。那时不是天天在找体型类型和模式么？至于我在民族学上提出的多元一体论更直接从史氏的Ethnos论里传来的。前人播下的种子，能否长出草木，能否开放花朵那是后人的事。我这一生没有做到，还有下一代。值得珍视的是这些种子，好好保留着，总有一天会桃李花满园的。让我把这种心情，写在这本《满族社会组织》的中译本的书后，传之后世。

        1994年2月癸酉除夕于北京北太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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