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是我自己向江苏人民出版社建议印行出版的，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1948年春天，我已结束昆明的七年抗战生活回到了北京，执教于清华。我当时想清理一下过去所写的一些旅行的游记和怀人的杂文，把它们合编成一册，题作《山水、人物》。编就，还自己抄写清楚，订成一小薄本，寄给安平，想让他编入《观察丛书》。

        1948年正是个战火连天、风云变幻的年头。当安平收到我的稿本时，他已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他在夹缝里支撑着《观察》的继续发行。这是个当时蒋管区广大知识分子赖以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定期刊物，风行一时，因而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不久，他带了我这本稿子匆匆地到清华胜因院来找我。他已无法在上海勾留，不得不避居到我的家里。他是个极端负责的编辑，即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还是要把无法出版的稿子，亲自送回作者。

        这本稿子从此一直压在书架底下，被人遗忘了。尽管曾经被移动过不少次，总是无人顾问，它沉睡了快四十年。在这近四十年里，我先是“改造思想”，旧作当然不敢见人；接着是被打成右派，已出版的书都封存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哪里还顾得到没有出版的稿子？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我是首当其冲，家里的书籍文稿，一抄再抄，荡然无存。我已死了心，认为此生不可能再见天日。旧稿的存亡，与我何关？

        “文革”前，我在作为摘帽右派时，被派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二层的一间工作室时坐落。我的桌子靠门最近，旁边有个书架。书桌里放不下的东西，就按在书架上，堆满了几层。文革来得突然。我的行动一声勒令就失去自由。我也无须上班，被管制了。回想起来，自从1966年9月1日起，我就没有再去坐班的机会了。直到1972年春天，我从湖北沙洋干校回京，才重新坐到六年前的老位置上。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间房里的书桌和书架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除了厚厚地积上了一层尘灰。六年中怎能保持原状，至今对我是个谜。我也毋需追问，反正这把邪火没有燃着这个书架。

        回京之后，我被安排作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只要有一本字典和一部百科全书就够了。我没有必要去清理书架，腾出地方来安放新书。这样又过了六个年头。1978年我调动了工作，在民院的坐位得撤走了。这时，我不得不把书桌里的乱纸，书架上的书稿搬回十分拥挤的宿舍里。为了减少容积，又不得不把这堆东西清理一下，不要的由自己付之一炬。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竟在这堆书稿里发现了安平回给我的《山水、人物》，和我与王同慧在三十年代同译的《土族的婚姻》，这两本存稿。我已说不清当时是惊是喜。历劫犹存，相对无言。我把这两本底稿安放在书柜里。

        又过了九年，1987年的春天，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江村经济》的出版发布会来到北京，叩门相访。他们热情地表示愿意继续出版我的著作，我苦无以应。他们说没有新写的，旧稿也要。这句话使我想起了那两本多年沉睡的稿子来了。在它们的沉睡中，我已是白发苍苍了。

        我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接受我出版这两本稿子的建议。它们还能与世人相见是谁也预想不到的。它们能默默地渡过劫难，也是谁也难于相信的。历史上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机缘，那就难说了。我又何尝预料到今天会写这篇序言的呢？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一时兴起，在我书柜里搜出来的还不只是这本已装订成册的《山水、人物》，除了那一叠已发黄脆裂的《土族的婚姻》稿纸外，还有不少散乱的存稿。其中有一叠是复制件。前年中央民院有两位同事在日本东京大学进修，他们在该校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在1928年出版的刊物，名叫《水荇》。这是我在中学毕业时编印的纪念刊。他们发现其中有我的文章，特地复制了寄我。还有一叠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朋友寄我的。他听说我早年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不辞麻烦地找到了九篇，也给我复制了。这些散装复制件一并给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搜了出来。

        当他们表示愿意出版这本《山水、人物》时，我又建议把曾因反右斗争而打入冷宫的两本游记也收入集内。它们是《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他们同意了。并且说要附入我少年时的一些作品作为《少作篇》，我也同意了。以上是这本小册子诞生的经过。

        1987年7月我收到了这本书的清样。这时正因中国民主同盟在北戴河开办“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研讨班”，要我去讲一课，我带了这份清样到了这避暑胜地。花了我两天时间，校阅了一遍。说实话，这是我最初编成这小集之后，第一次从头到尾自己阅读了一遍，其间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头自会另有一种滋味。

        别的我不想说了。这些都是我在解放前写下的东西，表达了抗战和内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凡是有同样经历的读者，借此可以重温一遍，甘苦自知。凡是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不妨作为历史资料来对待。我这一生，总是心里怎样想，笔下就怎样写。

        至于所附的“少作篇”，我自己读时却不大相信是出自自己的手笔。我怎么会在走出少年时代时留下这样灰色的脚迹的呢？再一想，那是可以理解的。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笼罩江南。许多和我一起兴高采烈地欢迎北伐军进苏州城的青年朋友，就在这一年里，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逆风猛烈地震撼刚刚踏进青年时代的心灵，这里流出了一片片灰溜溜的“水荇”。是泪还是血，很难说。我这一代许多人就是这样开始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从我在杂志发表的作品里选出了《一根红缎带》作为少作篇的开始。我已记不清这是哪年写的。我最早向投稿是鼠年。因为我记得开始登载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画着几只老鼠，推算起来应是甲子年，即1924年。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我们还有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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